文/贾樟柯

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文/贾樟柯

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概。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象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时决不带姓，例如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象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不认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