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徐强

“学阀”编造癌症神药谎言

此次学术造假事件，对台湾生技研究造成重大打击。

由于杨泮池还具有臺湾“生物医药国家型科技计划”总主持人，郭明良曾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前生物处长的身份，掌管生医领域的计划申请；两人均是推动台湾生技产业的要角，近来岛内有另一种质疑声开始浮现：过去15年间，台当局总计投入343亿元新台币的庞大生技医药计划，为什么会催生了一堆假论文，却没有一个能够上市的新药？

2016年11月，时任台湾大学校长杨泮池亲自指示台大校讯电子报，以头条新闻介绍郭明良刊登在2016年8月份《自然·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台湾癌症研究发展之重要结果”。这其实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一篇被踢爆的造假论文。事发之后，台大校讯大为难堪，只好赶紧撤下。

若将眼光放到过去几年，杨泮池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台湾大学范围。在2011年到2016年间，他与另一位著名论文抄袭者陈建仁轮流担任台湾“生技医药国家型计划”主持人，是近年台湾规模最大的科研计划，主导岛内数百个优秀学者的研究重心。

而且，当时负责该计划的正是时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生物处长”的郭明良，背后的总体规划召集人则是背负“浩鼎造假事件”骂名的前台湾中研院院长翁启惠。

在很多台湾学者眼里，这几个人的组合，构成近来台湾学界势力最大的“学阀”。

“他们这群人定义了什么叫做优秀，谁能拿到资源，他们是资源分配者。”台大公共卫生系教授季玮珠说。她曾在2011年投书媒体，抗议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拨给学者的自由型研究计划经费大幅缩减，并质疑：是因为经费集中在“某些大户及其子弟兵”以及其掌握的“国家型科技计划”。得到当时不少岛内学者附和。

台湾《天下》杂志根据台当局研究资讯系统，查出台大医学院全部212名正教授过去担任主持人的研究计划总经费。杨泮池与其大弟子、台大医技系教授俞松良分居第一、二名，分别拿到11.2亿元和3.7亿元新台币，远高于台湾大学平均每个教授研究经费5321万元新台币。

“如果他们真的卓越，我们也没话讲。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也真的没有卓越啊！”季玮珠说。

杨泮池宣布不续任台大校长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正好就是2017年3月下旬，台湾“生技医药国家型计划”的结案会议召开时。

当初台当局信誓旦旦要投入百亿元新台币“做新药”、“创造下一个兆元产业”。但杨泮池介绍的计划主要成果——10个新药，仅有6个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而且尽管私下多次招商，但岛内外药厂承接的意愿也不高。

“很不愿去批评啦，但是以结果论，就是不成功。”曾任台湾食品药物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阳明大学药物科学院院长康照洲这样说。

15年了，历经三个大型所谓“国家型科技计划”，台湾新药发展的成果至今是“一分未得”。要了解原因，可回到11年前，从郭明良位在台大基础医学大楼5楼那个狭窄的实验室。

2006年3月，台大召开记者会，由当时的校长李嗣涔陪同郭明良一起宣布发表在癌症领域最顶尖期刊《癌细胞》（Cancer Cell）的研究成果。领先全球发现造成肿瘤转移的关键标靶——血管生长因子受体（VEGFR-3），并找出能抑制该受体的化合物，可望造出抑制癌症肿瘤生长转移的新型标靶药。

台湾竟有团队，在开发一个疗程动辄上百万的癌症标靶新药！各大媒体大篇幅报导之下，郭明良实验室声名大噪，甚至常有民众打电话，要求购买“癌症神药”。

郭明良因此两年后得到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国家学术奖”。他寻找VEGFR-3的事迹，也写在不久之后台湾大学出版的《台大的科学家故事》一书中。

当时40多岁的郭明良，俨然成为台湾大学新窜起的明星教授。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翁启惠、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建仁要求岛内所有参与“国家型计划”的学者，都必须将研究目标放在开发新药上。郭明良也提出与新竹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合作的新药开发项目，针对VEGFR-3，尽快拿出“抑制肿瘤细胞转移和成长”的标靶新药Nstpbp253。

从2007到2010年间，郭明良与新竹交大合作的新药开发项目，共申请了台湾科技主管部门5个研究计划，总计花费1977万元新台币。

接连不断的记者会、学术奖、昂贵新药的商机，令人眼花缭乱。善良的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台湾之光”即将诞生的成功故事，却是构建在一个惊天的大谎言里。

这篇发表在2006年的《癌细胞》论文，最终被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认定造假。郭明良吹嘘的标靶新药Nstpbp253，最后也无疾而终。而这个由谎言制造出来的新药，却被无耻地列为台湾“生技制药国家型计划”的重大成果之一。

事实上，岛内企业界对于所谓“学者制药”一事本就信心不足，也成为各家药厂对“生技医药国家型计划”产出的“新药”望之却步的一大原因。

另一个冲击，则是因为本次牵连学术造假案的人，从杨泮池、郭明良以下，清一色都是台湾本土产博士，这将岛内外学术界对台湾本土医学和生技教育的评价，觉得还是外国教育比较扎实。

今日台大医院的“浓厚研究风气”始于2001年接任医学院院长的陈定信。他设定正式规格，要求副教授升教授，教学、服务与研究成果要具备“国际声誉”；助理教授升教授必须是“岛内领先”。台大医师升等的难度从此大增。

身为台湾当代最杰出的“医师科学家”，陈定信的理想，是希望医师看诊时遇到的难题，能自己到实验室找答案，发现新疗法。他常教诲后辈，看诊医好的病人顶多千百个，但研究找出新疗法，可救上万个。

但这只是个理想，陈定信想培育的是两者兼顾的“二刀流”教授，但到了现实面，升等决战点往往只是其中“一把刀”——研究。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季玮珠解释：教学跟服务很难打分数，可能（好坏）就差一、两分。但是研究就好的90分、很差的就70分，比较容易拉开。加上近年医院的看诊工作量大增，因应而生的新模式，是医师去找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合作。

台大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陈培哲说：其实从事基础研究的老师们也不愿意，因为这些医师也没时间去做实验，老师还要另外找学生协助。

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老师都看不起临床医师。但郭明良不一样，他积极与医科博士生、医科教授合作。他的学生白天在医院看门诊，晚上还要到实验室工作。郭明良也亲力亲为，每一个实验图表都要亲自看、分析结果。学生虽然认真，但因郭明良要求，论文得被一流期刊接受才能毕业。那个学生最后念了5年拿到博士，筋疲力尽之下，从此放弃学术，转去念医院管理的EMBA。

“近亲繁殖”酿成恶果

其实早在郭明良论文造假事件曝光前，岛内学术界就有不少人怀疑，即便他是位顶级尖端科学的专家，怎么会能力如此强悍，拥有“三头六臂”的本领，同时能在众多不同领域中做出重要研究成果，还在声誉卓著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

有段时间，郭明良年年申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国家讲座”都没评上，那是全台湾级别最高的学术奖助。有一回，他向同事吐苦水说一直落榜，实在不想再申请了，但是泮池坚持让他继续申请。

一位“国家讲座”的评审指出，是杨泮池提名郭明良，而郭落榜的主要理由，是评审们觉得他的研究“怪怪的”，“这个人怎么什么都能做，但他到底做了什么重要的贡献？也没有。”

不少台大教授透露，之前也觉得郭明良实验室的结果“怪怪的”、“好得太离谱”。但因为都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学长、学弟，而没有进一步去深究。

台湾《天下》杂志记者采访郭明良的学生、也被解聘的张正琪时，她常提到一个名词“近亲繁殖”。因为郭明良实验室的成员，多是本校的研究助理、博士、博士后，甚至到成为台大教授之后，都以台大医学院五楼的毒理所实验室为核心，密切合作。“我们都是近亲繁殖，”张正琪说。

这解释了为什么台大医院这个“白色巨塔”密不透风，成效不彰的成因，同时也是为什么杨泮池涉入学术造假风波，而引起全台湾民众哗然时，台大医学院却是异常地一片死寂，没人公开敢对外发言的原因。

当台湾生技政策的主导者清一色都是岛内自主培养的学者、院士，而且都是台大毕业，彼此之间都是师生、朋友的关系，因此陷入“近亲繁殖”陷阱时，决策的盲点就很容易被忽视。例如早在7年前，台湾“生技医药国家型计划”即将实施时，岛内著名学者、长庚大学生医系教授周成功（现已退休）便著文《国王的新衣》指出，这是个“还没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计划”。

周成功的预言精确得令人叫绝：“让松散的学界去模仿药厂的运作模式，在缺少任务导向的工作纪律与规范下，只会产出一些不痛不痒的论文和卖不了价钱的专利”。“这些不是院长就是校长、不是校长就是所长的学界精英，全职投入尚且不能保证成事，何况多数人只是玩票，没有人需要为计划的成败负责”。

很多岛内学者都表示，台湾学术圈要重振声誉、生技产业要大破大立，就得打破“近亲繁殖”，才能揭穿“国王的新衣”。

重量不重质助长“挂名”乱象

此次台湾学术论文造假风暴，赔上台大长期以来在岛内“学术龙头”的名誉，让台湾学者在国际上脸面无光。台湾学术界跟社会舆论的不满甚嚣尘上.

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统计，2002年到2006年间，台湾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发表数量仅72，687篇，2006年至2010年，论文数增加至107，375篇，2010年到2015年间，更高达164，065篇。其中一个关键分界点，是教育主管部门自2006年起推动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让各校教授在国际期刊、研讨会发表论文的数量，变成重要评鉴指标之一。

10年来，台湾论文数直线上升，违反学术伦理的事件却一再发生。过度强调“量化”标准的后遗症，已成岛内学术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翻开“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第一个目标直指要让岛内至少10个研究中心或领域成为世界一流；指标第一项更提出：“要在该领域权威期刊或国际研讨会发表之论文数为世界前10名”。此外，SCI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引用率也是另一重要标准。

将“量化”标准奉为圭臬的结果，导致台湾学术界“挂名”歪风盛行。郭明良遭爆料疑似收钱，让其他教授在论文上挂名，更令台湾学界挂名浮滥的问题浮上台面。长期研究学术伦理的辅仁大学社会系教授戴伯芬表示，具有学术声誉的学者较容易获得经费，常得到主持研究计划的机会。但这些学者事务繁忙，常将研究交由研究员、学生执行，甚至完全没有进入研究团队中。挂名就应负责、详细了解论文内容的基本学术伦理，如今反成为模糊地带，完全凭作者良心。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政亮则指出：现行论文考核标准，让教授拚命冲论文数，等于变相鼓励挂名，部分学门甚至存在“让大佬挂名”的不良文化，导致把持学术资源的“学阀”林立。

缺乏学术伦理管理制度

除了扭曲论文评鉴的方式，台湾也缺乏学术伦理管理机制。台当局对此类事件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据统计，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近5年共处理73件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处分多为书面告诫，或停止申请计划一到10年不等，只有5件处分追回部分或全部补助，金额约165万元新台币，仅占所发补助经费1亿2600万元新台币的1.3%。

与美、日制度相较，台湾在违反学术伦理事件确立后，并不会公布违规研究者的姓名及其机构，也不会揭露违规事件内容，吓阻力明显不足。

美国学术伦理办公室（ORI）的后续监督机制，值得台湾有关单位借鉴。除追回经费、停止申请计划权限，ORI还要求往后聘雇违规者的机构（学校或研究单位）提交监管计划，未核准前，当事人不得参与任何联邦资金补助的研究。此外，违规者投稿或参与任何联邦资金补助的研究、论文、专案报告，聘雇机构都必须向ORI提交诚信证明，担保此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和内容为真，形同要求研究机构也应担负责任。

违反学术伦理不只让学者个人、国际学术声誉受损，造假研究更将影响社会发展。台当局及学术界应加强事后惩处机制，才能杜绝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