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出现，社会失范是转型期的普遍社会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必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分析现代社会风险来源，提出了普遍信任是现代秩序扩展和社会治理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从信任来源的理性、心理和文化三个向度探讨了普遍信任重构的路径选择，即增强规范的公正、透明与持久性，形成信任的理性预期；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共同体感，形成信任的心理基础；促进信任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信任的文化共识。一个运转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定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石的，重构社会普遍信任，既是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转型；风险社会；信任重构；社会治理；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徐尚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北京市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研究 ”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解释视角下的信任结构与北京社会治理研究 ”（项目编号：14JDZXB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变迁，中国从一个前现代的、相对静止、有限交往的熟人社会进入到一个高度分化、流动性激增、交往秩序扩展的陌生人社会。这一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既顺应世界文明秩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中国重构现代交往秩序的内在要求。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与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也将传统社会带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利益及观念冲突的高风险社会。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多元分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转型所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化解转型期的重大社会风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决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建立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信任”一直以来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治理水平的主要社会资本，它甚至被视作一个运行良好社会秩序最重要的道德基础。①信任对于一个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秩序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已经成了一种理论共识，正如Eisenstadt和Roniger指出：“信任在人类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必要性，没有一些信任和共同的意义将不可能构建持续的社会关系”②。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任何建构社会秩序和互动的社会框架的连续性的长期努力都必须建立在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的稳定关系的发展基础之上”③。从信任的角度来探讨经济社会发展已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和前沿④，但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国内还较少有研究揭示信任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联。鉴于此，本文在深入剖析社会转型带来社会风险激增和治理难题的基础上，论证信任是现代社会秩序扩展的前提，并从信任重构的视野下探索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此深化我们对社会治理的文化机制和路径选择的理解和认识。

一、社会转型、风险与社会治理新面向

不论是韦伯的“理性化”，还是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亦或是吉登斯“时空脱域”，都是要从理论上为现代与传统迥异的生活形态与交往秩序提供一种解释。从他们的理论分析中不难发现，传统与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是一个高度开放、分化且充满了风险的社会，人们普遍置身于一个变化的、不确定的以及未来不可控制的世界中。中國改革开放的30多年，就是传统向现代社会转换的30多年，那一套建立在静态的熟人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也即依靠垂直稳定的权力安排并以礼俗、教化与习惯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模式，早已随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解体。当前中国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阶层高度分化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风险社会，如何化解这一高风险社会带来的诸多社会难题便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在讨论风险化解与治理之前，必须先弄清楚现代社会的风险来源是什么。概括来讲，这种风险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交往秩序扩展形成的陌生人社会成为一种常态；二是因社会高度分工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

1.非人格化的陌生人交往与风险的产生

吉登斯分析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所有形式的前现代社会，其时空延伸的程度都非常低，人与人的交往通常是建立在一种在场条件下的互动基础上的，如亲属、乡邻以及宗教团体等熟人群体之间。⑤而在现代社会，时空高度的延伸，人与人的交往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缺场条件下的抽象系统基础上，这种抽象系统主要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时空缺场及抽象系统的构建，使得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人类的交往秩序得到了空前的扩展，也正是这种扩展的人类交往秩序创造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进程又不可避免地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高风险的境地，在现代社会风险的普遍性和等级都显著的增加了，我们处在一个匿名性、非人格化和陌生人日益增加的交往环境中，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商品与服务提供者、医疗卫生机构等，我们对他们全然不了解，既没有可能去获得所有陌生要素的全部信息，也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地控制与监督，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利益乃至身家性命无所保留地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利益与权利寄托在一个素昧平生且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他者”手中，任何一次背约都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正如研究者普遍认为，风险观念是现代文明的核心⑥，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困扰所有的社会系统，并且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须应对的是未知的、不可控制的未来不确定性⑦。在传统社会，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可预见的，有限范围内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交往对象完备透明信息的基础上的；但现代性的进展打破了这种静态的社会形态，人们普遍且不可避免地要与陌生人进行交易，而想要以对陌生人完备信息的掌握为交往前提已变得不可能，现代社会面临着比传统社会更强、更普遍以及更深刻的风险。endprint

2.高度的社会分化及阶层固化与风险的产生

斯密强调了劳动分工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涂爾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了现代社会产生的内在机理。不可否认，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给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带来毋庸置疑的好处，奠基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但不容忽视的是，劳动分工的极端形式以及角色和身份的巨大分割，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败并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由财富与身份确立的阶层固化。一个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且社会阶层高度固化的社会将导致社会的撕裂与冲突的加剧，它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风险。塞利格曼分析了现代社会产生的、并且在最近的现代性中表现出来的风险增强机制：“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型和角色分化的固化，当社会发展出以系统的方式依据角色期待的内化界限时，风险就变成了角色期待所固有的属性。”⑧ 这种因社会分工和身份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似乎成为了当前世界发展的潮流，不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出这一趋势。根据李新建的调查⑨，我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0.3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0.49（2016年基尼数为0.465，笔者注），而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在2012年已经达到了0.7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将进一步加剧阶层的分化，激发更多的社会冲突与矛盾，社会不稳定风险的显著增加。

风险普遍存在是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特征，人们不可避免的生活在各种风险之中。为应对风险社会出现的弱点以及引发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学术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目标指向了信任社会的建立。Beck认为，风险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扩大信任的储备。⑩卢曼指出，我们应该期望信任成为需求不断增加的、承受未来技术产生的复杂性的方法。{11}吉登斯强调：“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信任非人格化的原则以及不知名的他人，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2} 风险社会的来临，为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任务，这种任务已绝非传统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所能解决，我们必须在一个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从风险化解与信任构建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治理的可行方案。

二、信任作为现代社会秩序扩展与治理的基础

传统社会中人们构建交往秩序主要依靠的是人际信任（或称之为特殊信任）。所谓人际信任是指一种范围有限的信任模式，是基于血缘、地缘、亲密私人关系等交往对象在场的展开；而现代社会构建交往秩序的主要方式则是系统信任（或称为普遍信任），系统信任是指一种范围扩展的信任模式，主要是基于抽象系统（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对时空缺场的陌生人的信任。可以说，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就是系统信任对人际信任的替代，衡量一个现代社会是否健康有序及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系统信任建立起来的程度与范围。卢曼针对这一问题发表过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他将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与现代社会的特征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普遍信任不是传统社会具有的、已过时的东西，而正好相反，它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得到发展的。{13}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普遍信任在处理和应对晚期现代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的关键作用。{14}普遍信任的出现以及长足发展之所以能成为处理风险社会的核心力量，并成为现代社会秩序扩展与治理的重要基础，主要是因为它通过抽象系统的建立和共同体感的塑造，增强了行为人对未来的可预见性以及促进了社会共识的达成，从而使得更为广泛的合作得以展开。

1.抽象系统的建立与行为人风险的规避

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信任陌生人是充满了危险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增强对陌生人行为的可预测性，那么广泛的合作便无从可能。现代社会中建立在抽象系统的普遍信任的出现，有效地解决陌生人不在场交往过程中的风险。在吉登斯的理论框架里面，抽象系统包括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就是要建立完备的外部约束机制，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在人们心中产生秩序与安全的信念。象征符号是指代表政治合法性的法律、货币以及一整套完整的外部刚性制度等。稳定可预见的象征符号诸如稳定的产权、正式的规则与法令系统、明确的合约执行制度以及规范的司法体系等能够有效地规约人们交易的行为，对交易过程中的违约和背信行为进行惩处与追责，确保交易方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这样就能有效地降低陌生人交易的风险，从而使得广泛的合作秩序成为可能。专家系统指由代表权威的技术和专业人员所组成的体系。现代人拥有选择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在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包括消费、教育、医疗、投资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潜在选择范围，如何做出判断并进行选择成为一个充满了风险的难题，很多时候我们便会诉诸权威的专业和技术人员，也即专家系统，一套值得信赖且稳定可靠的外部专家系统，能有帮助现代人有效地规避选择的不可预期性。因此，稳定透明可靠的抽象系统有效规避了交往的风险，扩大了交往的范围，正如吉登斯指出，当我们面对一个行动持续可见且运行过程透明的外部环境或系统时，普遍的信任便会产生，人类扩展的秩序便得以展开，说到底，普遍信任也即对于“抽象系统”的信赖。当我们讨论现代交往秩序的构建时，本质上就在强调一套稳定可靠的抽象系统的建立。

2.共同体感的塑造与社会共识的达成

现代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的相互依存，跨越各种角色、职业、社会阶层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将所有人嵌入一个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更为紧密联结的整体，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无可避免地表现出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特征，社会内部的合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的共同体感。共同体感是指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相信自己与他人属于同一个群体，他们的命运与利益休戚与共，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也没有人会被社会抛弃。一个具有高度共同体感的社会，也就意味着大部分的人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人们对未来持有一种乐观的预期，并且相信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善意的，社会和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共同体感的塑造和社会共识的达成能够有效地促进普遍信任的发展，普遍信任成为社会人际交往的常态，并且成为社会的润滑剂，有效避免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发生。但现代社会以其横扫一切的社会分工与系统分化，造成了个人主义的原子化和阶层固化，这又使得合作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一种严峻挑战。在一个高度阶层划分的社会，每个群体都固守在自己的同类人之中，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固定的角色期待，各阶层之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距离乃至敌视，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与冲突，并进一步阻碍了合作的展开与稳定秩序的建立，成为社会治理的顽疾。如何打破由分工极端化和系统分化带来的阶层划分，营造一种社会共同体感的有机团结，便成为现代秩序重建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在树立人们共同体感（或共同命运感）方面，资源分配是最重要的要素，当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相对平等时，社会成员在主观上会认为自己与他人处在一个共同体内；当一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出现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巨大，则会造成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人相互之间保持着距离甚至对立，根本无法建立起社会的共同体感。因此，要化解现代社会合作和治理的难题，建立有利于广泛交往秩序的普遍信任，需要从资源分配与社会公平的角度入手，通过分配政策倾斜以及公民权利均等化等措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凝聚社会共识，从而促进人际交往过程中合作的有效展开。endprint

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广泛的合作为前提，而普遍信任是建立广泛合作的根基。一个实现成功转型、成熟的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一整套现代文明秩序体系的建立，这套文明秩序体系能有效地避免社会的冲突与动荡，并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提升与社会团结的达成。而这套现代文明秩序包含普遍信任建立的两个前提：一是稳定透明的抽象系统，包括具有合法性的公权力以及值得信赖的技术专家系统；二是打破因过度分工和系统分化带来的阶层固化，从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角度入手，凝聚社会共识，塑造社会共同体感。

三、重构社会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涂尔干指出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以及由分工带来的人类交往秩序扩展和社会分化消解了传统社会的人际纽带，而新的人际交往规范又尚未建立，这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失范”，也即公民的信仰匮乏和行为失当。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失范”是现代社会的巨大隐忧所在，也是造成社会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重建社会普遍信任和道德个人主义，实现社会整合纽带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是解决“社会失范”的主要途径。{15}中国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包括社会冲突加剧、群体事件频发、个人行为失当、人际交往失据、商业信用欺诈、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表现出典型的“社会失范”特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目前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巨变的时代背景有关，具体来讲，也就是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传统交往秩序已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交往的要求，而满足现代交往秩序的普遍信任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如何重构社会的普遍信任，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综合卢曼、科尔曼、普特南、梯利等人关于信任的研究，本文区分信任来源的三个维度：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讨论信任重建的路径选择。其中，信任的理性维度主要是指选择信任他人主要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计算和预期，完备的交易信息以及稳定可靠的外部制度约束是理性信任的前提，理性信任具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主要是对交易对象及环境的知识和信息的判断。信任的心理维度是指信任不仅是计算的结果，信任同时也是一种信赖或怀疑的心理倾向的表现，信赖或怀疑往往不依赖于任何计算，与参与者的知识和信息无关，之所以选择信任他人是基于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假设，即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他人与你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友善的共同体关系。信任的文化维度是指一系列包括规则和价值在内的规范系统，这套规范系统是社会成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形成的共享的集体经验和认识，这套历史经验积累起来的规则系统会约束人们选择信任或不信任他人。信任的心理维度和文化维度均与知识和信息无关，它们不是知识论的，而具有系谱学的特征。信任来源的三个维度不是孤立的，信任往往是在理性、心理和文化三个要素同时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什托姆普卡指出，信任的系谱学（心理的与文化的）的正当性补充了知识论（理性的）的正当性，信任的形成往往是系谱学和知识论的同时出现。{16}将信任的心理冲动和信任的文化约束作为有利于纠正信任理性计算产生偏差的重要因素纳入到信任行动的发生机制中，是我们理解信任产生的重要方向。因此，讨论信任重构的路径选择，必须从信任来源的理性、心理和文化三个层面以及三个层面的互动入手。

1.增强规范的公正、透明与持久性，形成信任的理性预期

法律和制度设定的规范是现代社会中抽象系统最典型的形态，它们切实可行的强制性和稳定性为社会交往提供了可靠的框架。信任陌生人不是依靠他人的善意以及对于道德约束的美好期待，而是有一套在程序上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作为保障，对背信弃义和机会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并能最大限度地挽回因他人失信所造成的损失。为增强规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必须确保立法和执法是公正、透明和持久的。立法和执法的公正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价值得到落实，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均能平等地得到维护，没有人享有特权或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执法机构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实现，或他人约定的义务没有履行時，便可以诉诸相关的法令系统，运行有效和严格执行的法律能够确保合约的履行，从而确保因他人欺骗造成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这将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对他人更多的信任倾向。立法与执法的透明性要求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司法与行政系统尽可能地开放和透明，如果政府权力和法律系统的构成要素、条文规范、权力制衡、执行过程、运行机制以及结果是高度可见的，譬如被公开报道、开放反馈、接受监督与质询等，那么人们就会产生对公权力的信任，因为人们相信公权力不会遭到滥用，个人权益将得到合法保障。立法与执法的持久性要求法令系统不会遭受临时的、机会主义的调整，持久、稳定和连续的社会运作机制，使得人们能够对其所遵循的一贯行为产生稳定可靠的预期，并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把握，而剧烈的规则变动和朝令夕改的法制系统，会使得每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被确切地预测，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期望将不被证实，因此建立在他人行动稳定预期上的普遍信任也将难以产生和维系。只有通过增强规范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持久性，不当的行为得到纠正，正确的价值观得到保护，普遍的信任才有可能形成。

2.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共同体感，形成信任的心理基础

在一个分配不均和高度划分阶层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呈现着敌对的态度，广泛的合作与充分的信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因分配不均导致的阶层固化与等级划分将加剧一个社会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带来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吉登斯将自我概念看作联系资源和信任两者之间的中介，他论证说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被提升了，他因此有了更为开放的、客观的、富有同情心的、放松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转换成对他人更多的信任，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底层成员将很难建立起完整的自我概念，从而也无法实现对他人的信任。{17}什托姆普卡从相对易损性的角度论证了因分配不均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无法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在他看来，人们可支配的资源越少，他们拒绝给予信任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很低，任何一次因背叛带来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灾难性的。{18}endprint

针对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难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要打破二元制带来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偏向的政策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具体包括城乡二元的价格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城市偏向型的教育投入政策以及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等。这就要求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流动，改变原有的城市偏向制度安排，包括教育及社会福利的歧视性政策，实现城乡发展的机会均等化，切实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要实现个体权利的平等与公正。这里的个体权利主要是指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自由就业的权利、公平竞争的权利，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及资源支配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就业和竞争这三个方面决定的，我国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城市与农村、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不平等状况，打破这种个体权力不平等的现状，在教育、就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实现机会均等与公平竞争，能有效地增进普遍信任的产生。三是要通过倾斜分配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底层人员及弱势群体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同时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为社会底层人员及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上升的通道以及改变现状的机会。四是要加大对低技能水平及劳动能力底层群体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并进而缩小他们与高技能水平群体的贫富差距。有研究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全球贸易的升级和深化是密切相关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商品跨境生产无法实现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之间高效率的交叉匹配，低技能的劳动者被固化在同质的底层劳动能力群体中，这使得他们的劳动能力无法提高，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相对于高技能劳动群体而言则会进一步降低。{19}要改变这种因劳动能力固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剧的现状，最有效的方法是由政府牵头，建立完备的職业培训体系，引导和扶持第三方机构，加大对底层劳动群体的技能培训。公平竞争的个体权利、相对均等的资源分配、倾斜的分配政策以及完备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能够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和群体孤立，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群体的共同体感，从而为普遍信任的建立奠定心理基础。

3.促进信任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信任的文化共识

信任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信任能够促进信任，当守信成为交易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并且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时，信任的文化就会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不信任同样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能力，面对不断的背叛与失信，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也即不信任催生不信任。而且不信任表现出比信任更强的自我强化能力，“不信任有一种在互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易”{20}。 Good指出：“如果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背叛信任，我们对他的信任将立即终止；然而如果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在某个场合表现很好，却不会立即建立对他的信任。”{21}

促进信任文化的自我强化，同时避免陷入不信任文化的恶性循环，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一是信任的规范与不信任的惩罚必须兼顾。信任是一个不断社会生成和经验积累的过程，信任文化的形成必须包括对信任的积极认可和对不信任的强力制裁，当背叛或欺诈被忽视或被宽恕时，它就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消极反馈和社会示范效应，使得不信任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上迅速地传播，毁掉社会信任的根基，令社会陷入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二是制度完善与价值培育必须兼顾。制度完善主要是指通过一整套外部刚性的约束系统来确保交易的达成，促进信任的产生，但社会成员如果缺乏对制度认可的价值支持，那么制度的推进将困难重重。因此，普遍信任的建立，不仅要强调制度规范的完备和执行，同时还应将这一套制度规范安排所秉承的理念和精神上升为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只有在制度规范和价值共识交互的作用下，信任的文化才能步入良性的循环。三是理性约束与心理预期必须兼顾。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解释，理性的估计和计算能够促进信任，稳定的心理预期同样也能够催生信任；但现实的经验却表明，信任从来都不是在理性抑或心理单一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以下两种情况都是极少出现的：人们只依据信任冲动或完全按照规则要求而行动，而不对交易对方做任何可信性的考量；人们完全凭借理性计算而行动，而没有任何个人的心理倾向或文化的压力。因此，信任文化的形成，一方面要求增强外部规范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持久性，奠定信任的理性预期；另一方面要求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感，奠定信任的心理预期。作为信任来源的理性维度和心理纬度，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必须同时被纳入信任文化建设的视野中来。

结语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巨变时代，社会冲突与局部矛盾不可避免，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升。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出现，社会失范是转型期的常态，一套稳定透明的抽象系统（包括公权力的象征符号和权威的技术专家系统）以及通过资源公平分配实现的社会共同体感是化解社会风险、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充满猜忌、怀疑甚至敌对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丛林社会中寻求合作、团结与稳定，一个好的、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定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石的。重构社会普遍信任，既是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进一步说，当我们讨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时，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一套适应现代文明交往秩序以及有利于广泛合作展开的普遍信任如何建立的问题，社会普遍信任的重构为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注释：

①张维迎、柯荣柱. 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②Eisenstadt S.N.， L Roniger. 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16-17.endprint

③⑧Seligman， Adam B. The problem of Trust[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4，170.

④{16}{18}[波]彼得·什托姆普卡著，程胜利译.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69，69.

⑤[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25.

⑥⑩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4：12，41.

⑦Barbalet， J.M. Class Action and Class Theory： Contra Culture， Pro Emotion[J]. Science & Society，1996， 60（4）：478-485.

⑨李建新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6-32.

{11}{13}{20}Luhmann， N. Trust and Power[M].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16，22，74.

{12}{15}[英]吉登斯著，郭忠華等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120，104-106.

{14}Beck，U.， Giddens，A.， and Lush，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M].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1994：89.

{17}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79.

{19}[美]埃里克·马斯金， 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C]. 中国改革论坛， 2016年4月14日.

{21}Good， D.Trust as a Commodity. In Diego Gambetta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M]. Blackwell， 1988： 31-48.

责任编辑：陈艳华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1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