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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王阿嫂命运悲剧性的成因

2017-06-30汪世萍

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 2017年8期
关键词:反抗萧红悲剧

汪世萍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乡土情结浓厚的女性作家。其笔下的人物大多命途多舛,历经苦难,寂寞而走……而其中又以女性的凋敝零落角色见多。本文就以《王阿嫂的死》为例,试图对文中王阿嫂以及周遭的个体和“王阿嫂们”的人生悲剧做一个全面的解析,以此来探究王阿嫂命运悲剧性的成因。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自身反抗意识的不觉醒;阶级群体狭隘的“仁”和“爱”;时代的局限性。

关键词:萧红;王阿嫂 ;悲剧; 反抗 ;成因

萧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却能将斗争的笔触触及到地主阶级的灵肉之上,且对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下面我就以《王阿嫂的死》这篇短篇小说为例,试图对王阿嫂以及周遭的个体和“王阿嫂们”的人生悲劇做一个全面的解析,以此来探究王阿嫂命运悲剧性的成因:

一、自身反抗意识的不觉醒

在《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下层苦难者的形象。

“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她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

这一切换回的却是:在冬天,连一片自己晾晒好的菜干都未曾进口而整日吃着喂猪的烂土豆……

这是交换吗?这样的交换有平等可言吗?吃进的是草,吐出的是鲜血变成的奶。王阿嫂用自己的生命在超负荷的运转,换回的却是牲口般的“礼遇”。可是,尽管如此,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平等,她始终未曾试图反抗过,她并且认为这就是她的工作,她的宿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自己的生命所需。这是一种怎样的哀痛?在其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她从未想过使其发生改变,并且灵魂深处从未有过“反抗”、“不等”的意识。她走时:

“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的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

凄惨!滴血!这样的文字描写我以为是真实的,可信的,是对女子分娩苦痛过程的描述,是萧红对这个黑暗世界的无情鞭笞,而不是王阿嫂对生的世界的不满的控诉,不是与“恩主”的决裂。

王阿嫂悲情一生不能说是其反抗意识的麻痹,因为她从头至尾就没有“反抗”意识,她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她所处的时代,而是由于自己的不觉醒的灵魂造成的。她在整部人生戏剧中说的最有分量的话是:“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此亦可作为明证。

悲苦的女人,处于那样一个悲苦的年代,不觉醒伴随了她短暂而凄然的人生……

二、阶级群体狭隘的“仁”和“爱”

在这篇六千多字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人物众多。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和王阿嫂处于同一阶级的下层苦难者:天然的小流浪者——小环、替张地主发号施令者——竹三爷、工人的头目——李楞三、王阿嫂的诉苦者——王妹子、还有小环做雇工的父亲以及被张地主之子张胡琦强奸忧愤而死的母亲、捡土豆的小姑娘、擦满油泥衣服的村妇、一帮穷汉子……

天哪!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在悲苦的一生中几乎连出现名字的机会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代号!代号而已!在此,我将他们统称为“王阿嫂们”。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卑微的人物在和王阿嫂交往的过程中,都表现出她们“仁爱”的一面:王阿嫂因“病”不能下地,竹三爷打发李楞三去找,李楞三得知真相时帮其找王妹子;王妹子对其进行宽慰且恨自己找不到体贴的话语来安慰王阿嫂悲哀的情感,并帮其擦眼泪,为其借米做饭;在其死了丈夫之后,一群村妇对其进行真心的劝说;一群穷汉送其夫骨头到西岗掩埋;之后,一个抱孩子的捡土豆的村妇说:

“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她是我们的同类呀!”

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

在王阿嫂死后,在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村妇们都带着哭声前来相送。

这无疑可以给不幸者以莫大的安慰。可是这样的爱在如此昏暗的天地之间对于一个苦难的人来说,命运未曾发生改变,对于挽救鲜活的生命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就显得有些微弱,有些残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她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阶级特点、阶级地位和阶级力量,且能够认识到改变本阶级命运前途的方式和途径,那么,不幸者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

三、时代的局限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坚韧挺拔的民族。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尤其是战争史,都无一不证明着:只有依靠农民阶级、只有号召农民阶级、只有发动农民阶级,才能取得革命道路的辉煌和胜利。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尤能体现。萧红是一个写实主义作家,这一点在她的多部作品中有所呈现,如早年的《弃儿》、《呼兰河传》《生死场》等。《王阿嫂的死》写于1933年5月21日,这时中国历史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影响深远的推翻清帝专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有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等。这些革命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也都无不例外的存在着局限性,因而都是不彻底的革命。它们的局限性在于革命意识、革命思想的地域性和普及性:革命的范围只局限于东部沿海地带,革命思想、革命意识只局限于资产阶级、局限于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的中上层人士而几乎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试想,王阿嫂们如果能够得到革命意识、革命思想的熏染,如果有人因此而参加了革命事业,那么王阿嫂是否会吃着喂猪的烂土豆?她的胎儿是否会凄惨死去?王大哥是否会被活活烧死?小环是否会摆脱地主的压榨?张地主是否还会调着有尺寸有阶级的调子?村子的狗是否还会在空荡的夜里吠叫着断断续续的的声音……

总之,王阿嫂的悲剧性是多方面造成的。有自身反抗意识的不觉醒;有阶级群体狭隘的“仁”和“爱”;更有着革命意识、思想和人民群众之间莫大的距离。不管是哪一种,萧红在此小说中投射出的都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中国人的灵魂,病态的中国革命。在揭示病态的同时,亦浸透着自己对中国人人性的唤醒,对中国命运前途的深忧。在这一点上,她和鲁迅极为相似,难怪我国当代女诗人王小妮说:“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在本世纪,萧红算一个”。

参考文献:

[1]《萧红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2]《萧红传》(葛浩文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3]《萧红评传(郭玉斌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4]《呼兰河的女儿》(秋石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城关第一小学 748500 )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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