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坚

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痛批金融腐败，强调严厉惩处“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金融反腐成为热议话题。

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有时可能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高度信息不对称必然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是金融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易发生腐败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腐败案不同于普通腐败案，涉案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亿元，危害性更大。在美国等金融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通常是经济体中受到最严格监管的行业。因为金融体系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放大性、内在脆弱性，与一般的工商企业有着本质差异。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内部控制不严、外部监督失效是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虽然金融风险是一种金融现象，但是它的产生往往与“人为”有关，特别是与金融业的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密切相关。在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过程中，金融系统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也呈现出很多新特点。

首先，新一轮金融反腐中，落马的金融系统官员呈现出职位高、落马频率集中、涉案金额巨大等特点。据初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调查或处分的金融领域高官、高管至少50多人。其次，梳理金融监管系统官员被通报的时间，可以发现，查处的时间多集中在2014年后，尤其是2015年2月之后。

对于这新特点背后的原因，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金融改革为金融业创造了大批高薪职位，在选人、用人方面，个别腐败分子拥有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在金融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由于其垄断地位，拥有高额利润与高水平薪酬，在其大量设立分支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基金、海外机构的过程中，可以安排很多关系户。而且，这些金融机构的职位本身已金融化了，成了一种金融资产、期权安排。第二，金融业改革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因此创造出很多新的腐败機会。比如IPO、大量表外业务、各种子公司的设立与新业务的开展等，金融改革过程中创造的这些机会可以为关系户贷款，还可以绕过监管，处置不良资产、资金出境、利益输送等，产生很多腐败。相比迅速发展的金融业，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监管掣肘等问题日益显现，在增加金融隐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金融腐败滋生的温床。第三，金融改革为其他交易行为创造出更复杂的腐败交易机制和更隐蔽的腐败交易。现在的土地房地产贿赂、利益输送当中，大量应用现代金融工具做腐败交易，现金交易比重越来越低。比如上市、资产置换、定增、期权定价、夹层融资、PE资金等，所用的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期权交易和期权定价的金融理论在金融腐败交易结构当中广泛应用，而且不少为交易本身服务的投行等金融机构，或者金融界具有现代化金融知识的人，参与设计一些复杂的具有金融性质的交易结构，助长了腐败交易。

在市场化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容易被腐败官员利用。因而，在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与彻底的情况下，滋生金融腐败的土壤无法根除，金融腐败现象自然也就屡禁不绝。

权力如果逃出监管牢笼，落于高杠杆、强系统相关性的金融领域，并与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相结合，潜在风险巨大。而一旦爆发金融风险，就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甚至引发社会问题。之前发生的股市巨震与保险业乱象，金融腐败也有推波助澜。

防控风险是2017年金融监管的主线。而金融反腐，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同步的。

因而，强化金融反腐，防控金融风险，就需要将金融监管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内部监管高压态势，同时全面深化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这样才能形成监管合力，减少金融腐败，降低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