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珠

摘要：自《译天演论例序言》发表以来，严复的翻译思想“信、达、雅”便是翻译界的一个长久的讨论话题。它不仅是一些翻译人员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评判译文好坏的金科玉律，更是翻译思想研究中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总结分析“信、达、雅”三字原则提出以来在译界的影响并结合诗歌翻译谈“信、达、雅”的体现和缺失。

关键词：“信、达、雅” ；影响；诗歌翻译；体现和缺失

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根据自身翻译经验结合古人所言，在《译天演论例序言》中提出：“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言一出引起翻译界的呼声一片，称赞者大有人在，质疑者也不乏其人，还有不少翻译家取“信、达、雅”中部分发出肯定之声，也有取部分并加入自己理解另得三字标准之人。总的来说近百年来，严复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翻译界影响重大，对“信、达、雅”三字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严复本人除了提出“信、达、雅”和“达旨”的翻译思想外更有洋洋洒洒近170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有《天演论》、《原富》、《社会通诠》、《注意》、《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而其中《天演论》一直是译届时贤所热议的译本。按照严复的解释，我们可将“信、达、雅”之“信”理解为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而“雅”根据陈富康在《中国译学史》中的叙述，“偏重于美学上的‘古雅”。对于严复这一翻译思想，译界人士的见解有三类：第一，称赞严复翻译作品并赞赏“信、达、雅”翻译思想；第二，只赞同一部分的；第三，赞同一部分并且加上自己理解形成新的三字标准的。而本文作者以为，在不同的时代、文化、社会背景下，对于一个概念的理解应是与时俱进的。自严复提出该翻译思想至今近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少变革，对于译学界更是如此。故而，本文接下来将简单介绍之前所提到的三种见解并加以评论，另外会分析在当今社会“信、达、雅”在不同类型的作品翻译中的侧重点。

一、译界于“信、达、雅”之见解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原则一出，便引无数译论者竞相评论。首先，其中有不少人对此三难推崇备至，例如郁达夫（1924）在《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中称“信、达、雅”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而常乃慰（1984）称严复将“信、达、雅”三难看做“文章之正轨，译事之楷模”，真是极其中肯的认识，这三事是无论作家或译家共同必须的修养。郭沫若（1954）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中高度肯定这三字标准称：“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徐永焕（1963）在《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中称：“严复的‘信、达、雅显然直到今天还是一般人公认的翻译标准。”90年代初，陈富康在其专著《中国译学史》中这样评价：“继往开来，言简意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以上所述的几位译论者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严复的主张的态度是赞扬的，认为“信、达、雅”是几近完美的。其次，赞扬之声之外，也有译论者进一步解读“信、达、雅”，并认为在翻译实践中这三字宜取部分以用之。这类论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肯定“信”、“达”否定“雅”的。例如：在《怎样提高我们的文学翻译质量？》中，张威廉认为，“信”、“达”这两个词已经足够说明对译文质量的要求，“雅”的提出是多余的。齐宗华在《略伦口译》中结合口译实际，强调信与达是主要的。另外一种是赞同“信”、“达”并再加一个字来阐述自己的翻译观的。例如：刘重德曾提出“信”、“达”、“切”。总的来说不论是赞扬，批评或是全盘否定，“信、达、雅”三原则一直是译论者的关注点。肯定者能够在这三字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有效的翻译实践，部分肯定者取其认为的精华加以应用，而否定者在否定的同时根据自身实践经验提出适合自己的方法继而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因此，“信、达、雅”这三字原则总体上对中国翻译界带来的是推动和助力作用。

二、“信、达、雅”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說到将“信、达、雅”作为翻译译事楷模来指导翻译，《天演论》首当其冲作为评判的代表。而不得不说的是，也正是这部译著引来众多议论。而早期的译论者们有人称赞《天演论》古雅优美，文学性很强，是“信、达、雅”之集中体现。也有人诟病《天演论》翻译违反了严复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天演论》是译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撰写的两篇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与伦理》）和”Prolegomena”（《进化与伦理·导言》），这两篇论文主要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严复的翻译在当时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无数爱国人士深思。而对《天演论》的诟病则是严复翻译中的一些改动，比如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以及将许多英国的俗语、典故改为中国的传统按语等。这些译法无疑在形式甚至是内容上未达“信”。而考虑当时国情，懂英文人士较少没有条件了解外国文化，这种改变也情有可原，严复用一种曲折求进的方法使译文更加易于当时的中国人接受。而采用文言文翻译则是做到了他所言之“尔雅”，但这也为后代的翻译批评论者埋下伏笔，反对的译论者大多认为“雅”字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影响“信”和“达”的。事实上，严复所说的“雅”在《天演论》里的应用只是为了服务当时的目标读者——有知识的士大夫。因此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不妨从目标读者的角度来考量“雅”是否符合严复的标准，即诗歌的英译是否完成了译者对目标读者所想要产生的影响。英译诗歌的目标读者是热爱中国文化或者有意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那么这些读者首先英文水平是过关的，能够读懂英文并准确理解意思。其次，目标读者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而英译诗歌的目的是发扬中国的古典文化，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雅”不可与严复当时所说同日而语，但从完成译者心愿的角度来看，也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

自“信、达、雅”提出至今近百年，大有人前赴后继的证实或者证伪。也有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来应用并自圆其说。故而，翻译理论是总结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可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信、达、雅”三原则不论作为翻译理论还是评判标准时日已久，凡物存在必有其存在之合理理由，作为近百年后的又一代翻译工作者，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文本来分析应用严复“信、达、雅”三原则。

要以“信、达、雅”三原则来探讨诗歌的翻译，那么首先要说说诗歌是什么。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中国人一般最初接触的便是朗朗上口的《咏鹅》或者《静夜思》。因此在一开始人们对诗的印象是：有特定的字数，五言或者七言；有特定的格式，律诗或绝句；有特定韵律，首韵或尾韵等等。但在接触国内外各种类型的诗歌后，便发现除了上述的规律外，诗歌不论篇幅形势如何，往往言词有力精干，表达内容和情感丰富。如朱乃长教授在《英诗十三味》中所定义：“诗是一种比一般语言表达内容更多，而且表达的更加有力和巧妙地语言形式。”那么，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在评判诗歌翻译时是否有效呢？选诗句翻译来加以分析。

曹操《短歌行》中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翻译：

译本一：

The stars are few， the moon is bright.

The raven southward wings his flight.

英国汉学大师翟里斯（Herbert Giles）译。

译本二：

When the stars are few and the moon shines brightly，

Magpies and ravens are winging their way southward.

台湾人李杏村翻译。

首先，从“信”的角度分析。诗中的“乌鹊”在这里是指“喜鹊”，而译本一中译为乌鸦，译本二干脆已成了两种鸟类。这么看，这两种译本都没有做到“信”，即“忠实原文”。

再从“达”的方面，即从“通顺达意”的方面。以上两个翻译版本都很通顺，将诗中所描述的基本场景再现出来了。忽略不信的部分，诗歌中的场景俱全，通顺达意。

最后，从“雅”来看。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原则之初，“雅”是指尔雅，即使用文言文使译文优美，但这首诗是将汉语译为英语，我们不能要求其使用古英语来翻译。故而来看《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对“雅”的释义：正；合乎规范；高雅不俗；优美古代指标准语。严复所说的“雅”与第三条释义接近，而在这里分析时可选取“雅”所涵盖的其它标准来作为依据。首先用“正；合乎规范”来看，两个译本均使用标准英语翻译，并没有出现俚语和俗语。而从“高雅不俗；优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语言差异两者都表明了诗的大意但是没有保留诗的韵律。因此只能基本满足“雅”，做到用合乎规范的语言来表述。但结合目标读者以及作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来看，这两句翻译可以体现中国诗歌中的意象，使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含蓄之美。由以上对两句古诗的翻译可以看出，“信、达、雅”翻译原则也可适用于诗歌翻译的评析中。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以来已近百年，这期间不乏有译论者评论严复的理论仅适用于自己的翻译作品，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没有得以体现。这样的评论无疑太过刻薄，对于任何作品的评论都该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作者設定的读者群等等。翻译是穿着镣铐舞蹈，难于创作且处处受限于原作。从上述诗歌翻译的赏析来看，“信、达、雅”有它独到的价值和意义，作为译论者和翻译工作者应全方位的观察和应用。翻译的理论大多相同，应用时也是如此，尽可能物尽其用融会贯通使理论回归实践。

参考文献：

[1]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C]∥罗新璋. 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刘重德.翻译原则再议——在海峡两岸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J].外国语，1993（3）：32-3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4]郁达夫，“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翻译”，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0页。

[5]常乃慰，“译文风格”，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第369页。

[6]徐永焕，“论翻译的矛盾统一”，见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81-683页。

[7]张威廉，“怎样提高我们文学翻译的质量？”，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第465页。

[8]齐宗华，“略论口译”，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第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