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赛

真正的成年，是艰难的美，是得之不易的荣耀，是商业力量和乏味文化不应剥夺的理想。——托尼·莫里森

未完成的成年人

就像童年一样，成年是一种社会构建。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根本没有童年的概念。直到12世纪，儿童的受关注度提升，才有资格进入画作。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被画作小大人，他们的表情和特征完全是大人的样子。从希腊到中国，几乎没有一位古典作家表达过对童年的怀念或渴望。

成年的延迟，既是现代社会的奢侈，也有危险存在

100多年前，“青春期”还不存在。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第一次提出，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一个“风雷激荡”的人生时期，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起伏、哀愁和反叛。他们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解决这个阶段特殊的心理任务，才能顺利过渡到成年人的角色。在美国，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概念，很多社会机构，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和法律都要适应12～18岁人群的特殊需求，比如劳动法规定16岁以后才能就业、初中从小学教育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关押青少年的劳改营等。

在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k Erison）的人生八阶段理论中，青春期（从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属于人格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在这个人生阶段，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进行多层面的探索和实验，但社会（尤其是父母）对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有所规定和期待，于是二者之间经常构成巨大的冲突。

100年后，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杰弗瑞·简森·阿内特（Jeffery Jenson Arnett）又将18～29岁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阶段，称为“正在形成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hood）。

阿內特的调查显示，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离开了童年与青春期对父母的依赖，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成年生活的持久责任里：婚姻、事业、孩子。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伴侣，试图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如何融入这个世界。

对于事业、婚姻、孩子，他们并非没有期待，只是并不着急而已。他们对稳定保持警惕，因为稳定也意味着停滞。25岁之前，他们不愿意受束缚，因为一旦进入成年人的角色就无法回头了。

所以，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成年人，有时候又觉得不是。大脑科学为这种心理状态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大脑就处于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

科学家曾经以为大脑的发育在青春期结束之前就完成了。事实上，在16岁之前，一个人大部分大脑功能都已经发育得很好了，包括大脑的执行功能——逻辑推理、计划、高级思考能力等。平均而言，一个16岁的年轻人在逻辑测试上已经可以达到普通成年人的水平。

但新的研究发现，从20～30岁的整个阶段，大脑一直都还处在继续发育的状态，尤其是边缘系统（情感产生的区域）与前额叶皮层（控制情感的区域）之间的连接。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跟踪5000名3～16岁的孩子，发现边缘系统的发育与前额叶皮层的发育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边缘系统在青春期就爆发式发育，而前额叶皮层还要持续10年的缓慢发育，直到25岁才能完全成熟。前额叶皮层负责你控制自己的冲动、长期策略、回答类似于“这辈子我到底要做什么”之类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允许，甚至鼓励这些年轻人在安定之前游荡是一件好事，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事业与伴侣，探索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20多岁就必须做出那些可能影响后半生的决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曾经提出，现代青少年被庇护的生活剥夺了他们即兴发挥式的身份探索阶段。以前的年轻人虽然很早就要靠自己谋生，人生的不确定性更大，但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试验自己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虽然出生名门望族，但12岁辍学在叔叔的银行打工，在帽子店当过店员，在农场干过活，还在捕鲸船上当过服务员——这些都发生在他20岁之前。

阿内特的研究，是从他自己的困惑开始的。他自己的成年之路也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漫长。1980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拿着一个心理学本科的文凭，但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在酒吧和餐厅里唱歌赚钱，收入足以维持生计，但那是因为他跟父母住在一起，不必付房租。

几年后，他读了心理学的研究生，再过了几年拿到博士学位，但仍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有很多女朋友，但没有一个能谈婚论嫁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真正找到爱与工作——35岁得到第一份长期工作（教授），36岁结婚，42岁生了孩子。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些年轻人有着很深的同情。他本来是研究青春期的，但发现很难深入进去。因为处在青春期的年轻人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很难退一步往回看，思考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但18～29岁的人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尤其是那些经历过伤害的——坐过牢、幼年受过虐待，或者单亲家庭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和命运有着相当清醒的自觉和洞见，正是这种洞见，让他愿意将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这些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

但是，美国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即使愿意跳过“正在形成的成年期”的阶段，也未必找得到工作。所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长文感慨，这是一个诡异的历史阶段，我们到底应该鼓励年轻人利用这些不断被延长的未成年岁月，更加从容地追寻自己的真爱与梦想，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人生苦短，别纵容自己，有什么先抓住什么，否则就再也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教授罗伯特·哈里森（Robert Harrison）告诉我，成年的延迟，一方面来说是现代社会的奢侈或者福利，我们可以延长青春，推迟成年，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探索、学习，但危险在于，有这样一种诱惑，你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一个点，对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做出承诺，以及认识到人的限制性。

“认识到身而为人的限制性，是一个人成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有限，才华有限，可以选择的职业有限。”

但你仍然需要做出决定。“什么是决定？决定就是消除所有的可能性，只剩下一个。关于人生的一些重大决定，比如与谁结婚、追随什么样的事业，什么样的信仰、世界观，这些决定不宜推迟太久。”

在他的书《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中引用了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诗中的女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小女孩到成熟女性的转变，而在我们的时代，可能需要20年。

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个成年人？

在一个人的成年之路上，年龄是最不可抗拒，却也最不可靠的评判标准。

我的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觉得自己6岁就成年了，只是社会，尤其是父母不同意而已。这话没错，所谓事业、婚姻、孩子，都是社会为我们定义的“成年”，没有这些指标，社会就不承认你是成年人，而被社会所承认恰恰是成年最重要的另一大标识。

从生理上来说，每个人都会长大、变老。但从心理而言，事情就变得复杂得多——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为自己责任、为别人负责，过一种有尊嚴的生活，都是内在的、主观的，你需要自己做出判断。

什么是孩子？孩子是有人保护着的。他们无须担心生存问题。或者说，他们与现实之间是隔开的。但一旦这份保护被打破，那个孩子就长大了。

意大利女演员安妮塔·帕里博格（她曾先后与滚石乐队的成员布莱恩·琼斯和凯斯·理查德兹维持伴侣关系，并与后者育有子女）回忆自己的青年岁月，她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大部分时间浸泡在毒品里。她说，当你在吸毒的时候，你停留在一种孩子的状态里。不管你有多大，你都觉得自己只有17岁，因为毒品允许你回避现实，而现实会逼迫你发展出责任感，以及与现实谈判斡旋的能力。

在我的采访对象里，有一位38岁的女企业家。13岁父亲另结新欢，将家中财产一卷而空，不肯为子女留下一点赡养费用。母亲不肯离婚，最终被父亲打到离婚为止。家庭的变故，以及这种变故在她的情感上引发的伤害，无安全感、困惑、悲伤、痛苦……将她迅速推入了通往成年的快车道。真实生活的帷幕揭开了，没有人来拯救她，而她必须独自面对其中的一切残酷和毫无道理，自己拯救自己。

她16岁辍学，与母亲和两个哥哥一起在镇上做纽扣批发生意，短短几年里已经熟悉生意圈的一切事物，如何谈生意，如何管理工人、计算财务。19岁结婚，28岁生完第三个孩子，到30岁已经将生意做到全世界，从欧美、意大利、巴西到中东国家，凡是有手工业、有设计业的，都会用到她的产品——一种树脂水钻，经常用在美甲或者头饰上。“全世界的头饰上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都与我们有关系。”她说。

“我常常想，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要感激童年的那段经历，虽然那时候真的很惨。很惨的。”

几年前，她的父亲身患癌症，他们一家人将父亲接回家，倾尽所能，照顾他终老。我问她，放下容易吗？她淡淡地说：“没什么啊，毕竟是父亲。”

反之，只要父母的那一层保护网还在，一个人成长的速度就会自然放缓，他们可以悠闲地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从一段感情到另一段感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位26岁的女孩，在国内最好的大学里读了7年书，专业是父母选的，房子是父母早早买好的，23岁就被安排了各种相亲。按照父母的安排，她应该在世界500强的企业里当一名白领，然后结婚、生子，度过富足而平淡的一生。但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在我最富创造性的年岁里，每天花8个小时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她第一次反抗父母的安排，为自己找了一份薪水不高但有很多自由时间的工作。她决定试着写作，也许将来能当一名作家。

很显然，这个女孩仍然处在父母的羽翼保护之下。也许她还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但当她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至少往成年的路上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因为她决定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由别人来为她决定。

意大利女演员安妮塔·帕里博格和与她维持伴侣关系的滚石乐队成员凯斯·理查德兹（摄于1973年）

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永远长不大的人。这个时代患有“彼得·潘症候群”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希望能永远享受年少的自由与随性，而避免扛起工作或人际关系中的责任。他们也许结了婚，有了稳定的事业，但这只是表象，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一个孩子，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梦想，希望写出最伟大的小说，或者找到最完美的情人，但却不真正为此付出行动，或者负起责任。

在《大人心理童话》一书中有一则童话，给出了彼得·潘症患者的归宿。

这个故事叫《渔夫与美人鱼》，一个贫穷的渔夫爱上了美人鱼，并且与她结了婚，生了五对双胞胎——五个儿子、五个女儿。美人鱼从海里带来很多财宝，他们过着很富足的生活。他们经常结伴去海底玩，把孩子留给用人。

终于有一天，大儿子偷偷尾随即将去旅行的父母，发现母亲是美人鱼，十分震惊，就死了。他的丧礼举行的那一天，一条男性人鱼从海里游出来，把棺材带到了海里。一年后，渔夫一个人回来，不久就死了。美人鱼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家艾伦·知念。他在人到中年时，突发奇想，写了一些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角的童话，后来又展开了漫长的成人童话的搜集工作。这本书是他搜集的世界各地的中年童话的合集。

我问他：“你对成年人是怎么定义的？”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的简单：“责任。”

“当你为自己，为别人负起责任时，你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比如他自己，20多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到了夜里，病房里只有你一个医生，一下子就长大了。

青少年童话，常常以年轻男女离家为故事起点，到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开创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年轻人必须从父母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中年童话却很不一样。一个人年轻时百般努力奋斗才达成的目标，到了中年时会被一一彻底摧毁和重建。到了这个年纪的人，因为被迫要赚钱自立，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年轻时的天真必须转为脚踏实地的工作，而理想主义也转为实用主义。

但知念教授认为，这种责任自有它的意义所在，就像大力神亚特拉斯举起全世界。“成年男女是整个社会的支撑点，负责教养下一代，照顾上一辈，完成这些责任本身也能带给它们很大的满足感。”

事实上，不止一个做了父母的朋友告诉我——“有了孩子之后，不轻言生死。遇到再难的问题，也能冷静下来想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该如何应对和处理。敢于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立的，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成年是一种颠覆性的理想

杰弗瑞·简森·阿内特在分析所谓“正在形成的成年期”时，分析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从制造经济转到信息经济以后，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适应新的工作，更长的教育时间推迟了他们结婚生子的时间。此外，性革命、女性运动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遍被接受和生殖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迟了婚育的年龄。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这个时代，成年并不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图景。至少在美国，长大成人，不再是一件值得向往、令人激动的事情。

如果说，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电影里还有凯瑟琳·赫本、加里·格兰特这种成功、优雅、有担当的成年人形象，到了今天的电视屏幕，就只剩下《广告狂人》《绝命毒师》里各种自恋、长不大的孩子。

“总是有人告诉你，成年人过着一种绝望沉默的生活。19世纪流行成长小说，会描述一个年轻人追寻灵魂，发现自我的过程，成年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自我的成长，在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20世纪，尤其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小说家，索尔·贝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他们笔下的成人生活，无一例外都是破碎的梦、破碎的婚姻、无法实现的野心、职场的疏离、家庭的隔阂。”

美国历史学家史蒂夫·明茨（Steven Mintz）在《最好的年华：当代成人史》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在过去400年里“成年人”的变迁，认为“成年图景”的贬值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

成人小说，也叫启蒙小说，起源于德国，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简单说来，这类小说处理的是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许进入社会吃亏吃苦而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许经历某个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而在这番“长大成人”的领悟和改变完成之际，故事也由此到达（圆满的，或虽不圆满但尚称释然的）尾声。

在美国哲学家苏珊·奈曼（Susan Neiman）看来，成年的贬值来得更早，形式也更加的隐秘。在她看来，彼得·潘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本小说写于1911年，与其说是在“浪漫化”“理想化”童年，倒不如说是在描述成人世界有多糟糕。而到斯皮尔伯格改编这部电影时，成年人（彼得·潘宁）变得更加悲哀可笑。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控制你的生活，学会做计划、承诺和决定，为你的行为结果负责。一个孩子，比如彼得·潘，如果他受着欲望的摆布，怎么可能学会这些，怎么可能发展出有能力支配自由的自我？”

苏珊·奈曼今年60多岁，定居柏林。她说，自己在50岁的时候，经常听到别人恭维她说，“你看着真年轻”。作为哲学家的她立刻捕捉到这种恭维背后的问题——不仅是对青春的拜物，也是在暗示，你只有在你并非所是的状态（年轻）里才看起来很好。

《绝命毒师》、《广告狂人》（右）的主角是各种自恋、长不大的孩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庆祝不成熟的文化里。”她说，“成年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图景。成年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者有意义。”

“成长的艰难，不在互联网，不在社交媒体，甚至是当下的经济状况，当然，这些问题都让成长变得更艰难，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不再提供任何有吸引力的成年人的模型。”

她甚至认为，当下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也与西方文明中“成年的危机”有关。缺乏道德目的，无法在现代经验中找到意义，导致年轻人投向那些可怕的宗教教条。“听命于那些宗教权威的行为毫无成年而言，但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另外的选项呢？”

在《为什么长大》一书中，她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題：有没有可能从哲学中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型，不是屈从于无可避免的失去，而是关于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总是不断地回到各种被诟病的启蒙时期，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基所在。在启蒙之前，你很难想象成长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本没有选择——你的命运取决于你的父亲。难怪对卢梭和康德来说，成长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卢梭的父亲是钟表匠，而康德的父亲是造马鞍的，他们未曾想象过自己儿子会成为大哲学家。”

卢梭和康德是《为什么长大》一书中的主角。卢梭一生狂放不羁，而康德过着刻板枯燥的生活。但康德却说，卢梭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房间里唯一一张照片就是卢梭的肖像。卢梭写了世界上第一本育儿书——我们关于育儿的很多现代观念都来自这本书，比如孩子应该由母亲抚养，孩子应该有机会玩耍，教育不应该基于机械学习，而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与好奇心。也是卢梭第一次提出，童年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也是天性保存得最完全的时期。它并非工具，而是目的本身。但他的目标并不是浪漫化童年，而是为一个自由、自觉的成年人打下基础。但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在一个不想要自由公民的社会里想要抚养这样一个孩子有多难。而正是这个问题，引导康德写出了《何为启蒙》。

在《何为启蒙》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

按照成长的逻辑，一个人刚出生时只是一个无助的婴儿，但随着身心的发展，我们将逐渐掌控人生以及与之相伴的世界。我们会逐渐融入世界并稳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然后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有经验，直到我们可以成为自作主宰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我们最坏的本能却无时无刻不在阻止破坏这个过程——处于被动状态是一件舒适的事情。我们选择了不成熟——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远比你自己做决定要舒服得多。

“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自会帮我打理一切事物。”（康德）

但奈曼认为，康德更深刻的洞见在于，不长大，并不只是我们的错，而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在保持我们的“孩子气”。因为我们不长大，永远保留在青少年的心智状态，符合社会的利益——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会发现幼稚、消极的臣民比独立、理性的公民更容易统治。国家控制的欲望与我们贪图舒适的欲望，创造了一个更少冲突的社会，但这不是成年人的社会。

在康德的时代，这固然意味着审查和惩罚，但消费社会发明了更好更隐秘的方法。以消费而不是生产来定义一个人——长大成人意味着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玩具、更贵的车、更新的手机、更时髦的鞋子……而建立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反而被斥之为孩子气的梦想。所以，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一半的信息迫使我们变得务实，不再做梦，接受世界实际的样子，并把成人的世界描绘成对现状的妥协。另一半信息则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产品和建议。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审查更有效——“如果你阻止人们得到信息，总会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抗，但如果你用大量无意义的选项淹没他们，他们只想让噪音停止。”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成长不是一种顺从，而是一种颠覆的理想。和所有的理想一样，它永远无法真正实现，但不代表它不能引导我们的行动。”奈曼说。

“在康德看来，哲学在帮助我们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它不会安慰你，也不会减轻你的疼痛;实际上它一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艰难。因为现实是不合理的，理性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通过独断论和怀疑论之间的辩证法，哲学引导我们尊重两者都包含的好奇与愤怒。它要求我们直面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世界的事实，同时却拒绝放弃心中想要的世界。”

所以，在康德的成人模型里，“成长，更多的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的判断力的勇气”。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个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的判断力。

也就是说，独立思考，是成人的关键。其次，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是的，成年必然遭遇失去。我们失去年轻，失去外表，失去健康。父母死亡，朋友离去，婚姻终结，孩子长大，终究离去。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讲，即使最亲密最重要的情感依恋，也会证明是短暂的，一半的婚姻以离婚收场。

但是，正如李剑，一位中国的哲学家告诉我：“成年，意味着成为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过一种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这包括，能够去爱，去悲伤，去经验到渴望、感激和正义的愤怒;能够形成关于善的观念，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批判性反思;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的对待等等。”

在历史中“成年”

比起苏珊·奈曼，罗伯特·哈里森教授对于这个时代的“青春迷恋症”有着更复杂的心态和思考。

几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曾经表达过对硅谷青年文化的某种深切忧虑。我记得他说，这个时代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人正在放任自己的文化由一群“硅谷的孩子”（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来领导，任由他们重写社会的规则，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与苏珊·奈曼的《为什么长大》所谈的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奈曼批判的是成年人放弃了对一个应然的、更好的世界的希望;而他担心的，恰恰是年轻人对这个世界过于鲁莽的改造。

2014年，他写了《返老还童：我们为什么膜拜“青春”》（Juvenescence），一本关于“年纪”的哲学思考，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成长的问题——“人类有许多不同的老化方式：生物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此外还有一个文化年纪（Culture Age）。如果这样考虑年龄，我们或许比想象中老很多。”

他从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Gould）那里借来“幼态持續”（Neoteny）的概念，认为我们当下的青春迷恋症，恰恰是“幼态持续”在文化或者精神层面的一个体现。

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研究认为，某些重大的进化改变是通过发展的延迟（或阻滞），而非积累来实现的。当有机体通过进化获得改变以便其成体保持幼年的某些特征，这种过程就叫作“幼态持续”。

人类是“幼态持续”的动物。我们演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直到成年都还保留了我们祖先原本的幼态特征，比如我们的脑生长得更慢，骨骼骨化得很晚，新生儿的未成熟状态更为彻底，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父母的照料。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幼态持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我们巨大的脑至少部分是因为出生前的快速生长率延续到了后来的阶段。

哈里森教授认为，如果将“幼态持续”的概念用到精神层面，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代一种童年心理在经过保存与修改之后，被延续到成年期。“如果人类的心理中没有保持了某种‘内在的孩子，世界上大概就不会有各种父神、母神、各路神明。世界上就不会有宗教，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也不会有艺术、诗歌、科学、哲学，因为所有这些人类的创造都源于在某种现象面前某种孩子气的惊奇感。而人类对生活的许多期待——我们的存在很重要，某人某物应该关心我们——本质上都是孩子气的。这些孩子气的欲望、梦想、失望，并没有随着成年而终结，而是延续我们的一生。”

这样的“幼态持续”并非坏事——青春（youth）对文化的创新和天才的光芒闪现至关重要。一方面，人类史无前例地被延长的青春依赖于成年人提供的智慧与稳定，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被延长的、受保护的青春，我们才得以成长、成熟，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积累了足以与天才抗衡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青春”与“老年”，“天才”与“智慧”之间的平衡与转换——“天才”专注于创造属于未来的新事物，“智慧”专注于继承过去的遗产，并在传递的过程中予以更新。（“智慧”这个概念是从汉娜·阿伦特那里借来的，指对世界延续性的一种关切。）但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呈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过去的文明，一次次警告，青春的天才是如何被老年的智慧所压迫毁灭的。但我们的时代恰恰相反，青春的天才被庆祝，而年老的智慧则遭到了抛弃。

“我不知道我们的文明是否可以只靠青春的天才而存活。”他说，“当创新、变化来得过快过于鲁莽，文明更新的源头是否会遭到破坏？”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最大的诡计就在于，一边迷恋着青春，一边却又正在对其自以为崇拜的青春发起战争——“一方面，它给年轻人对文化的主导权，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又在剥夺这些年轻人养成真正的创造力所需的闲散、庇护所以及孤独，而这些是一个人形成自己的身份、创造力的根源。它剥夺年轻人的即兴发挥、惊奇以及失败的自由，剥夺他们闭上眼睛，在屏幕的巫术之外形成自己的图像的能力。剥夺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这种与自然、与宇宙的关联感，生命将失去意义。剥夺他们与过去的关系，因此也无法形成自己的未来。”

“硅谷的年轻人喜欢说，我们连接世界。是的，我们可以越来越快地链接全世界，但它们是否真的有助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呢？”

他最担心的是，无所不在的连接，来自所谓“云端”、整天在你脑中嗡嗡作响的集体意识的声音，正在使得孤独和独处变得不可能，但只有在孤独和独处中，一个人才能进入与自己的对话，进入与历史的对话。

人如何获得历史？

“一个人要进入那样一个地方，超越自我的爱在一种‘鲜活的记忆中弥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在这里，一个人才能获得历史性的存在，从而将对自己的爱转化为对世界的爱，正是这种爱将孩子变成大人，不仅在心理层面，也在文化与历史的层面。比如，我作为一个西方人，随着我对19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古典罗马希腊了解越多，我对这些时代了解越多，我的历史感越成熟，我的文化感越成熟。”

“但是，这样的地方需要日常的内省、沉默、孤獨。一个人日后人生的智慧，是在他年轻时独自度过的时光——阅读、学习、好奇、观察、做梦、想象、沉思里滋养出来的。正是这种孤独，催生了心理、情感与文化的成熟。”

“我理想中的成年，不是在外表、行为、心智或者生活方式上无限靠近年轻人，而是经过了这样历史性的转换之后，你是一个年轻人，但担当着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责任;同时，你是一个成年人，却带着对世界无限的好奇与惊讶、一个年轻版本的成年人。”

如何应对“1/4人生危机”？

肯尼思·希尔（Kenneth Hill）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他在与另两位学者合著的《人的迷失行为》（Lost Person Behavior）中，有一章节从心理学角度讨论了“迷失”的概念——“迷失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ost）。他描述了对于迷失者行为的研究，包括他们在“找到”自我的努力过程中的情绪反应以及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在文中，希尔提出了五个步骤，指引迷茫的年轻人找到生命的轨迹，不再挣扎。

美国自由撰稿人卡罗琳·比顿（Caroline Beaton）对此进行了总结，指出人们在面对“1/4人生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迷失了自己。如同杰弗里·阿内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很多方向，换了不少工作，也换了爱人”。研究表明，39%的男性和49%的女性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实际上跟在荒野中迷失的解决方式差不多。

第一步：远离歧途。

在荒野中迷失的人常常不顾一切地坚持某一条路线，很难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事实上那条路可能是错的。我们在20多岁时候的选择，也符合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去走那条难住了我们的路，而是盲目地遵循眼前已经设置好的路线：也许是父母规划的路，也许是我们刚毕业时就选择的那条路，或者我们觉得“应该”走的路。即使我们会低落、焦虑甚至愤怒，即使这些情绪都告诉我们，那条路是错的。

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本能地知道他们想用一生来做什么，所以不要害怕做出改变，永远不要担心换一条路走是不是太迟了。神经科学揭示，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生的知识和阅历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如果身体中这个最强大的部分都能够跟得上你选择的新的路线，那么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第二步：留在原地。

大部分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迷路了，都会感到崩溃。但是焦虑于事无补，只会火上浇油。当情感（比如悲痛、恐惧、担心）很强烈的时候，希尔写道，“我们的思想中会迸发出很多干扰路线，让当事人的注意力涣散，即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都无法集中精力去解决”，最后选择了一条“没有明显目的性的阻力最小的路线”。这无异于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重新定位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平静下来，留在原地。跑得太快太急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就像作家杰夫·戈因斯所写的那样：“在我搞清楚要用我的一生来做什么之前，我需要先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第三步：找到属于你的“标记”。

一个内行的徒步者，无论去哪儿都会使用一个明显的“标记”，如果没有它，很容易在荒野中迷失。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不搞清楚什么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就会被其他人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应该”走向何处所干扰，在混乱中迷失自己。

所以，一旦停下脚步开始重新定位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能指导我们实现个人抱负的标记或者里程碑。静下来思考几个问题：1.我喜欢什么？2.我擅长什么？3.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这些是你抵达目的的小基石。如果你认为你的回答自相矛盾，请跳到第五步。在便利贴上或者你容易看到的地方写下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在困惑的时候，用它们来引导你走回正轨。

第四步：创造一个行动计划。

并不会出现一个搜索救援队，来营救迷路的20多岁青年。第一次面对独立，我们必须成为自己的救援队。留在原地，找到自己的“标记”后，再创造一张地图，记下你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思考何时该用何种方式。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很可能又会退回到阻力最小的那条路上。行动计划和系统的步驟，能够让自己尽量免于消极怠工，从而对自己负责。

第五步;别找借口。

只有当我们对自己负责时，才会感到未来掌控在自己手里。一般来说，20多岁的人会有以下借口：“我不够聪明”“时机不太合适”“我运气太差”“是我老板的错”，以及“经济形势太不好了”。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密斯认为，你对自己的这些暗示会决定你事业的轨迹。很多人会寻找借口，例如：“我的确要追求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我认为人际关系比成就更重要。”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我们完全能够掌控自己，换个方式思考：“我想要成为一个贴心的朋友、一个出色的恋人、一位称职的家长，并且我不会为了伟大的成就感而放弃这些东西。”调查显示，寻找借口的行为本身，可能比真正的借口更会阻挡你。

刚刚脱离青春期、离开大学，第一次决定未来之路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困惑。希尔将其称为“伍德斯休克”。但是调查数据的结论是相对积极的：那些有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人，再经历“中年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文字整理/傅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