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军

我的老师璞斋蒋进先生離开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我总想写点什么，然而每每提笔，却又放下。这当然是由于我的疏懒，但也不无另外的顾虑。一方面，对人的追忆有时候并不可靠，准确者难得生动，生动者未必准确，一个人，尤其如先生那般简单而丰满，真是很难言说的。另一方面，怀念的感情朴素真实，而一旦形成文字，这真实总免不了有些隔膜，变得俗套起来。心里的怀念，深沉平淡，静穆而充实，却始终无所留痕。独有深层的触动幽微真切，偶然涌来，随即消散。纸上的文字，难免小心翼翼，惟恐其过于简单而不能承载生命之重，又生怕悉心雕琢，只剩下空洞的词藻，反破坏了怀人的静穆。但一想到先生生前的散淡，身后的寂寞，想到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勉励、启发和教益，又逼迫我不能不写点什么。

古人说，名者，实之宾也。先生在书画上的修为，教学上的付出，皆落在实处，而圈里圈外，知者甚少。与时下太多名过其实的“大家”恰恰相反，先生是实过其名的。在我所见过的师长之中，黯然自修，不务声华者，不止先生一人，但先生大约是最不为外人所知晓的一位。

我知道先生的名字，是在1999年9月，我到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读书，从课表上得知一个叫“蒋进”的人将是我们的班主任，指导我们四年的专业学习。我对于美院，其时还很陌生，只是觉得这四年，将和这个人有些关系，而1999年9月，应该是一个久远的开始。然而，先生对我们的指导，不是四年，而是三年。在我们入学的同时，他已被公派去了日本讲学，直到一学年将要结束之际，2000年6月的某一天，才突然听到系里说“蒋老师”回来了。此前我们这个班一直由陈大中老师代班主任。那一年里多得力于他的指导教诲，快乐而充实。我们在初入大学之际，很多思路的转换都有赖于他的指引，如今想来，仍觉得颇为幸运。

可大家还是有着一个固执的偏见，有如所有孩子对于母亲回家的期待，经过这一年来的积聚，在此刻变得尤为焦急。然而我们的等待，一天一天地落空，心里有些失望，甚或是埋怨，只是这不满被礼节性地掩饰着。等到真正见到他，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也记不清是上午下午、课上课下，只有先生提着个小布包，略显局促和抱歉的神情，依然清晰。他走进教室几步，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简单地和我们打了招呼，说本来应该早来教室看看我们，只是师母生病，脱不开身。言语间无所遮瞒，也并不装点，看得出他满心的歉意流露，平易而真诚。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第一次印象，个子不高，声音不大，温厚，朴素。

此后的三年，先生带我们的课程也并不多，只是有事没事，常来班上转转。国美的学风严格而自由，学生凡事多能自主，二三年级以后，为学习方便，我们都陆续在校外租房。有时候为了指导我们的创作，他要到各人住处去了解大家的书写状态，还会让我骑着自行车载他前去。对我们的作业，先生很少有严厉的批评。甚至对于大家在书写中很幼稚荒唐的想法，先生也多以鼓励为主，从不疾言厉色，作强硬的要求。这种“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的包容，曾经让我走过一点弯路，却也使得一些思考得以在日后成长，让我受益更多。

也许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好好先生，言语和气，教学耐心，行事持重，待人宽厚。然而在先生的温和背后，却有着极不苟且，极为坚定之处。这见于先生早期作品的气局强悍、一任雄肆，更见于先生对于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历程。

在进入书法专业攻读硕士、博士和担任教学之前，先生本科学习国画人物，曾有过长期的素描训练，在西风猛烈的时代下受了不小的影响。加之个人的性情使然，在接触现代书法、现代水墨之后，便花了大量的精力，一发而不可收。曾经满怀激情，没日没夜地试验、创作，全然不知疲惫。但先生是有家族遗传病的，身体本就瘦弱，再加上如此长期的透支，到接手我们这个班的时候，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所以他经常劝我们不要熬夜，慢慢来。然而，与之前相比，先生除了对休息稍加留意之外，教学仍是毫不懈怠，创作方向更是不改初衷，不管有没有人理解，他都独立而坚定地前行。

回想当时，不知道有过多少师友善意的规劝，让他不要徒费年华。可直到先生最后的岁月，这些尝试始终没有动摇。

传统书画的现代性探索，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本不该妄加评说，但古人有言，“事师无犯无隐”，先生生前，我也时常自将鄙陋发为意见的。与先生看法不合之处，他也总能包涵。

西方艺术，习闻思潮变换，总有新的标准凸显和旧的价值贬值，而在中国的书画史中，这样的规则似乎并不适用。艺术诚然都离不开现实，都是现实的反映，但反映的方式，则各有不同。徐复观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西方艺术倾向于对外界的直观反映，是顺承性的；而中国文艺却总是返观内照，以一种自省的角度，诠释着时代的精神。也就是说，她不仅从来没有，即便当下，也完全不必跟着世俗“现代化”。徐复观先生的这本书，是先生推荐我看的，这个差异，他不会没有觉察。然而让我迷惑的是，他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做“现代”的尝试！先生自己也曾经对我说，潘天寿作画，是以周身之力为之，一股霸悍之气，撼之不动；黄宾虹作画，一派浑然之气，不必劳筋动骨，尽得意境圆融。两者相较，前者伤而后者养。说这话的时候，大约是2003年末，当时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我没敢问他为什么不做后者的选择。

随后我不意间看到先生的一段话：“关键是你是否有内在一种需要让自己非要这么做，而且要做得好。”这本是先生对他人所言，但同时也解答了我的疑惑。文艺原是本于性情之真，又何求一律呢？大抵赋性有别，闻见各殊，各人的取舍毕竟不能如黄茅白苇，一望靡同。我们总希望先生能轻松闲适，不近危苦，但这不过是做学生的一点偏私之心，在先生坚卓的识见面前，这私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搜索枯肠的苦心经营，也有不意间的妙手偶得、自然流淌，二者之间，取舍各由其人。真能随分自适，不亏其性，又何必计较高下呢？

先生勤于思索，但平日不喜与人争论，于创新、回归，东方、西方，也很少提起。分畛一立，难免执碍横生，在先生看来，自有比争论是非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说，我们的“争论总是多于实践，相反地，实践自会筛选出结果，这本是不用太操心的事。”于是先生所操心的，便不在外人的臧否异同，而在于他能否听见自己内在的呼声。反诸己，求诸内，先生的“现代”追求，原无关于外在的喧嚣扰攘，也绝不做顺承尾随，却全然听由本心虚静中的体认和指引——这与中国艺术的“自省”传统，竟是何等一致！他在自己的路途上跋涉，却绝没有半点对于传统的不尊重。相反，他始终将传统视为自己的生养家园。这与那些自始便以一种追风少年般的轻狂姿态登场，打着“现代”的幌子勇往直前，于古典全然不见一丝敬畏的人们，着眼又是何等不同！

先生在长期实践中亲历甘苦，自有他的思考：

古人敦厚，今人多“爽”，然以“气韵”生发，于象外求“象”，古今一也。流于酸腐或浮燥之两者，皆因个人修为之偏颇与不足。

文人水墨画本来就带有很大成分的抽象意味.没有彻底抽象化，是因中国传统哲学不喜欢太绝对化的东西，一切皆把握在中庸的“度”中。笔墨总是“与时俱进”，现代水墨不过是较以往“分寸”离远点儿罢了，但依然是有所依据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高出西人一筹的地方。

这便是他的态度，尊重自我，敬畏传统，于古典之内沐浴濡染，在探索之途驱遣陶熔。身处世务烦乱，纷华杂扰之中，却如处幽独，不为所动，始终保留着一分包容和冷静。于古典倍见温情，也将自身方向看得清晰明白。

先生在现代书法和水墨的探索之余，亦多作梅花，常以石头顺手装点，一股孤傲清矍之气，倒是多得同行认可。对于外人的倾心赞赏或痛心疾首，他始终坦然面对，清醒自持。世人厚此薄彼与厚彼薄此，亦未必于彼此真有所见，多半都只是人们习惯的喜好在作祟罢了。花开两朵，原是水出一源。这梅花石头在题材和风格上都显得更为“传统”，然兴之所至，触机而发，纵横涂抹，旷然无系。梅与石常混容纠结而几至不可辨，笔与墨之奇崛坚定则巍然不可夺。离方遁圆，穷形尽相，非梅非石，亦梅亦石！一种惊世骇俗之美，与他的现代探索，则是全无二致的！

徒有颜、柳、欧、赵之“形”，花、鸟、鱼、虫之“象”，未必真有“传统”，“传统”之精神原在象外。形神俱佳，当然是可喜的境界，然而当感情之积聚既深且厚，一至于幽怀难遣，又怎可尽以“形象”来拘限，必使老守一窟，尽求精备呢？当兴致来时，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情动于中，形见于外，其情有所不能名，其形有所不可解，先生真“为画而至相忘画者”。

直到最近，我在翻读先生梅花册的时候，想起先生曾经对我说过，颜真卿原是和王羲之说着同样的话，对先生才渐有了一点新的理解。“传统”与“现代”，都不过是一层外衣，他们原可以说着同样的话。不同的时空之下，不同的经验与遭遇，同样的话，这大概就是先生的理想吧。他绝无意于伤害和消解传统本体，更不奢望自己的探索方向会成为主流。他反复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却又不断地将全身气力用于前行中的披荆斩棘，探幽凿险——先生所有的努力，正是追寻那同样的话所留下的一份真实印记！这印记纯然是先生自我生命与精神的表达，因势生发，一空依傍。真切！纯粹！活脱脱！沉甸甸1

2003年8月，毕业后我只身入川，此后回杭州与先生还见过两面，他问我入川之后的变化，我听他谈新近的感悟，侍坐半日，相谈甚欢。再后来他便又去日本讲学。2005年3月，我又去杭州，知道他已回国，便欲前往看望，电话里先生说等过几天他身体好一点，再让我去他家。可我终究没能等到他的电话。

人事代谢，原本平常。先生带病多年，这一天，我们的心里也是早有准备的。只是事情的到来，显得更为安静。

我在先生最后的时刻，没能看到他的样子，没能听到他的声音，在我的印象里，他便还是那个初入我们教室的轮廓和神情。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系于无限與绝对的心魂也将一样的，在别处。所以有时候，我更愿意相信，先生也是另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只是我们不能见、不能言，就如同我们入学的第一年，亦如我们毕业后的那一年。在这一前一后的两年里，他都在外讲学，也正是这一前一后的两年，先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出现到离开，深沉、匆忙，却又平静而从容。

回想初见先生的模样，已近十年，最后听见先生的声音，正足五年。其间我们都有了一些变化，只有先生的温和与坚定，一如从前。

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怀念！

2010年3月于西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