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梅生

他，凭借破译敌军电报密码的高超技能，领导中革军委二局指引红军一再化险为夷，被毛泽东誉为：“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他的二局，就没有红军。”被周恩来看做“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被叶剑英称为“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他，曾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唯一的一位兼任两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人；他甘冒风险，率先在全省推行包产责任制，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火……

他，就是曾希圣。

“没有曾希圣的二局，

就没有红军”

曾希圣，字腾光，1904年10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户书香人家。7岁时，启蒙于祖父开设的“黄阳书馆”。12岁时，入县立汉宁高等小学校。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于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7月，随军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等职。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活动。1930年，调任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同年冬，任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

1931年4月，由于在中共中央担任要职的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使得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安排，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被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乘船到香港，然后经汕头、潮州、长汀等地，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辗转迂回，顺利通过敌人的一道道严密封锁线和关卡，到达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部侦察科科长。

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为加强情报工作，把原来的侦察科改组成一局（作战局）、二局（情报局）、三局（通信局）。曾希圣出任二局局长。

當时的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是依靠派人出去侦察的原始方式。可由于敌人防备极严，加之很难渗入其高层，以至于可获得的情报少且不准，尤其是对敌军的兵力部署、作战命令、战略意图等一类核心机密更是难以获取。即使已经获取，有时也会因为传递时间长而过期。为找到及时、准确获取敌人情报的途径，掌握瞬息万变的军情，曾希圣想到了破解敌人军用密码电报的方法，并向上级请示，成立了电文破译小组。可敌人电文中繁杂的内容、古怪的文体、晦涩的汉字让人一看就头痛。但曾希圣并没有退缩，而是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向中共无线电通信创始人周恩来请教，弄清编码规律；将抄收的敌台密电，按时间登记编号，通过已经发生的战况，反过来“倒查”密电内容；从缴获的敌军密码本和电报底稿中找出破译方法；向被俘的敌军电台人员了解其密码和译电常识……经过没日没夜地比对、分析、研究，反复推敲，终于，曾希圣打开了缺口，并为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陆续地破译出一些电报。

但这很快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敌人不时地变换着密码，甚至各支部队都建立了自己的密码。为了更好地提高破译效率，曾希圣设置了专门的破译机构，总结出专门的破译方法，针对敌人的一个或两个师，由专人负责研究。

至1933年7月，曾希圣及其领导的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多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周恩来称赞他是“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为“剿灭”中央红军，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无线电通讯自然成了其传递军情的主要方式。对中央红军来说，破译敌人的密电码，获得相关的情报，采取相应的对策，无疑尤为重要。为了能够不间断地破译密电码，不遗漏任何消息，曾希圣把人员分成两队，这一队一到驻地，立即竖起电台，开始侦收译电；那一队随时准备随大部队出发，以便在新的驻地及时开展工作。即保持着24小时轮番监听、破译。

12月上旬，曾希圣及其领导的二局侦获敌人已在湘西、湘南集结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去湘西途中的重要情报。毛泽东等不顾“左”倾路线的高压，力主改变行军路线，得到了中革军委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随即入贵州，占黎平。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1935年2月30日，大部分中央红军已经在赤水南岸整装待发，而根据已有情报显示，北岸的敌人只有两个师。如果就此对阵，中央红军无疑稳操胜券。可中央红军的背后却有敌人的两个主力纵队计6个师，正由安底西北一带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且仅剩一天的路程。一旦遭遇，无疑会使红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怎样能阻断背后的敌军，全力对付北岸的敌人呢？曾希圣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献出了一条妙计：利用我军掌握的敌人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的口气，发出调开敌军两个主力纵队的命令。

令人称奇的是，敌军的两个主力纵队在收到假电报后，真的按照中央红军指示的方向而去。中央红军不仅胜利通过，而且以不到3万人的兵力，抗住了敌人的40万大军。

进入云南后，二局参谋陈仲山不幸掉队被俘，随身所带的情报泄露了二局的破译能力。蒋介石立即命令另行编印多种密码，每部电台各发10种秘本，每日调换，每10日再另发10种密码。曾希圣领导二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指引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攻占川北的松潘城，然后取道甘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中旬，中央红军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尔盖。此时，二局从无线电侦察中得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兵团也进至平武地区向胡部靠拢。显然，如果红军再攻打松潘，不但打不下来，而且有被敌“围歼”的危险。于是，中央决定红军改走草地进入甘南，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大损失。

8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以及军委二局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右路军，开始向草地前进。而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电令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曾希圣收到电报后，当即报告给时任右路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叶剑英连夜骑马赶到巴西报告毛泽东。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继续贯彻北上方针，当即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北上甘南。叶剑英向曾希圣传达毛泽东的整体转移指示后，曾希圣立即派人骑马追回二局外出背粮的20余人，以夜间查铺查哨为名悄悄离开，赶到中央机关所在地。彭德怀见二局人员一个不少，高兴地说：“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大功！既保住了二局全体同志，又保证了往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情报供应。”

曾希圣及其所领导的二局，先后在长征途中破译了国民党800多种不同电文密码版本，红军在情报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毛泽东曾称赞：“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叶剑英则评价说：“曾希圣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

12月5日，經中央军委批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3个技术侦察部门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

“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料，

是农业专家”

1951年3月，中共中央讨论由谁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毛泽东说：“曾希圣曾跟我说过想去安徽工作，安徽也正好需要这样的活菩萨。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我相信他会大有作为的！”

此前的安徽，是一个灾害频繁的省份，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也因此被戏称“乞丐头子”。而曾希圣却态度鲜明地回答：“穷则思变，‘乞丐头子的帽子必须从我手上摘掉。”

曾希圣首先面对的是治理淮河问题。历史上，淮河流域经常泛滥，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早在1949年冬，华东水利部就已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制定了《治淮方略》。而1950年6月，皖北地区骤降暴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罕见。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淮河水暴发，水头高丈余，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沿淮群众闻声相率攀树登屋，呼号鸣枪求救，哭声震野。洪水在老观巷、邓郢孜首先漫堤，平地水深丈余，群众将小孩用布包起，牛用绳捆起挂在树上。”“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九十八人。”毛泽东连续批了3份关于淮北灾情的报告给周恩来，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政务院随即召开治淮会议，通过《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从修筑堤防，兴建水库、水闸，到开挖新河和各种渠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防洪、蓄水、发电、航运、灌溉等除害兴利的系统和网络。

修建佛子岭水库是治理淮河的一项重点工程，预计这个工程需要三四年时间。曾希圣常常住在佛子岭工地，亲自指挥和协调。至1954年11月建成，历时2年10个月，实际控制面积1270平方公里，总库容4.96亿立方米，防洪标准达到千年一遇。

为发展农业，曾希圣调阅了安徽省志和各县县志，了解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等特点，并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避灾保收”的三项改革，即“改变夏秋两季收成的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从而使195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27亿斤，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毛泽东由衷地感叹道：“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料，是农业专家。”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我国陷入“三年自然灾害”。看到人民生活的惨状，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曾希圣，决定辞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专心安徽的工作。

在深入农村调研中，有人讲到一件事：宿县有一个73岁的农民，儿子得了肺结核病，无法劳动，有人劝老人吃“五保”，可老人只要求公社给十几亩荒地，自己开荒种粮食。结果，一年下来，不仅自己留了1000多斤粮食，还上交了1800斤公粮。曾希圣觉得，这是农民的积极性在起作用，于是决定推行“责任田”，即实行包产责任制：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还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制定了《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

曾希圣之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率先搞“责任田”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曾希圣却义无反顾地对省里的其他领导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在参加中共中央于1961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中，曾希圣就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曾希圣随即在合肥郊区的蜀山公社进行试验。农民对此非常高兴，劳动积极性特别高。经毛泽东同意，曾希圣逐渐将范围扩大，最终在全省达到91.1%的覆盖率。也就是说，安徽基本上都在搞责任田。而当年粮食产量超产将近60亿斤的结果表明，责任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不仅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还支援了邻省。“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曾希圣的“责任田”被指是“单干风”，是复辟资本主义，“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走的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不仅没有被重视，还受到严肃批评。甚至有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杀曾希圣的头……

由于曾希圣坚持保留自己的看法，要用以后的事实来证明是对还是错，最终被免去安徽省委书记职务，调任华东局第二书记，被“赋闲”了起来。

1965年8月，因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经毛泽东批准，曾希圣转赴成都出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60多岁的曾希圣多次被造反派拖到会场批斗、揪上大卡车游斗，把他踢得跪倒在地。为保护曾希圣，周恩来让他留在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可江青硬说曾希圣是插手安徽的“黑手”，挑起群众继续对他实施围斗。

1968年7月15日，曾希圣一直低烧不退，身上出现紫癜，甚至便血。医生一看，是胃部大出血。由于被耽误治疗，曾希圣离开了人世，享年64岁。

曾希圣去世后，没有召开追悼会。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曾希圣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许多人默默地低着头，静静地站在道路两边，自发地为他送行。

197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解放曾希圣，并提出要为曾希圣恢复名誉。但曾希圣并没有被彻底平反。

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曾希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平反昭雪。宋任穷、陈丕显、叶飞等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了曾希圣的一生，并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曾希圣，是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把火的先行者。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档案天地》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