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学因其自身的思想魅力与各种历史社会因素的耦合，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并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政治模式——德治模式，即在治国理政方略上，以“仁”为“道”作为最高原则，确立德治的理念，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惠民为旨，力行不止，以实现天下大同的宏伟目标。其治理思想于当今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治理；儒学；仁—道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孟宪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唯独儒家文化能够长期被执政者采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而其他诸家往往是阶段性地被吸纳进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流于民间而消亡。虽然儒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伪君子和小人，但是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却不可漠视。上行路线是儒生治国，下行路线是乡绅自治。可以说，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方略的主体是儒家学说，兼容其他各家。社会治理也是儒家学说为主导。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对政治直接影响的结果。至汉武帝时，出现“独尊儒术”的局面，确立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大统一。后来的科举考试，也是以儒学为主，宋明科举则以“四书五经”为教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学到达了顶峰，深入社会各阶层。

儒学对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形成其独特的政治模式——德治模式。在治国理政方略上，以“仁”为“道”——最高原理，确立德治的理念，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惠民为旨，力行不止，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目的。

一、仁—道：儒家的治理模式

儒学经过孔子的改造和完善之后，儒者不再只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学派。欲经邦济世却报国无门的孔子，便招学生，创学校，教书育人弘道。“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整理和选编文史哲等典籍。孔子整理编纂的典籍有《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六部，一般称之为“六艺”或“六经”。再加上孔子言行录《论语》和家训录《孔子家语》，共同奠定了早期儒学的理论基础。后来又增加《大学》、《中庸》与《孟子》。这就是人们悉知的“四书五经”。

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有自身的特质。早期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和荀子。儒家尊六经，以孔子为宗师，“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崇尚王道精神，仁义是其思想核心；倡导周之礼制，重视伦理道德，并强调教化的作用。

其学说的灵魂为“仁”，具有“道”的地位。仁的含义颇为丰富，爱人是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积极地关爱、帮助他人，不带功利目的，只予不取。因此“仁者，人也”（《中庸》）。这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能够突破一己之私，施爱于人。人与禽兽有别于此。孟子则进一步论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因此，仁在儒家的地位可想而知，它就是儒家的“道”，能生一切。

然而如果只强调“爱人”而没有尺度，则就会因“爱”而生“伤”与“恨”。也就是即使是积极之爱，如果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也会演变成为一种伤害。因此孔子提出一条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爱”的限制，以免走向反面——以爱害人，甚至以爱杀人{1}。“仁”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规范，而是一个人（君子）的心性修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颜渊》）修身养性成仁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应该做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皆是以修身为本”（《大学》）。三纲六证八目{2}是修学的原则与指导方法。

当普遍性的爱被确定之后，爱的精神或“本相”与现实融合时，就会形成各种特殊之爱，如血亲之爱、友谊之爱、两性之爱和革命同志之爱等。这些爱都是带有差异性的爱，难以做到无等差。因为对于一个本初的人而言，最先相遇的就是亲人，尽管力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人的有限性、时空的限制和物资的制约，在残酷的现实之中，无法做到爱人如邻，更遑论爱人如己。儒家以孝悌为具体之爱的基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爱亲人，尤其是双亲应放在第一位：“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因而君子更要践行孝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的等差之爱是基于自然之道提出来的，而不是如一些批判者那样硬是生吞活剥地将其贬斥为捍卫封建等级制度。其实孔子的情感伦理学类似于现代西方情感现象学意义上的伦理学。

作为群体一员的人与他者交往时，仁则为忠恕，待人诚实和宽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是君子必不可少的修身功课。而具体展开则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样才能形成君子之交，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成为真正的义士。儒家一贯重义轻利，无不与之密切相关，就连江洋大盗也讲究“盗亦有道”，江湖不可无义气，否则亦无立锥之地。历来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革命造反，甚至是流寇匪盗，无不打着道义的旗号。

那么当这种普遍的“仁”与政治生活融合则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表征呢？孔子称之为“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仁时，夫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不断提高自制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于礼的规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即舍小我以成全大我。后来，便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这种大而无畏的献身精神，就是仁的天下情怀。

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文化中，儒家形成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仁—道治理模式”。仁是政治的前提，是制定治国理政方略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以德和礼为治理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

二、德主礼辅：儒家的治理方略

儒家的治国方略可以简单归为三点：治理主体的塑造，即君子的养成；治理规范的建立，即礼制的完备；治理政策的落实，即兴教化和护民生。

1. 君子的培养

在政治活动中，政治人是主导，居于中心地位：而政治的善恶也由政治人决定，政治人自身素养往往又由其所处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决定的。当然孔子并没有否定人的先天性因素，但是他更为看重后天的学习与教化，通过有针对性地教育——“因材施教”，是能够改变人的，使其不断趋于善——成为君子。故而老年孔子致力于教育，希望通过开放式的教育——“有教无类”，并结合学生的自身情况“因材施教”，教之以“大道”，化之以仁德，使其成为君子。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由内圣而外王的成功转换。君子既是治理的主体，培养和塑造君子则是治国理政方略的起点。

这样一来，孔子的家国天下都串联起来了，其中的主线就是“君子”——智慧与道德完美地融于一身。这也是孔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有君子则道行于天下。政治上更是如此，依然推崇道德。孔子以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而孝悌正是君子德性的核心，因而只有安守孝悌之道，才有人生之“本”，才可能成为君子。而不孝不悌者，就绝不可能是君子，往往会是伪君子。有了对道德的信心，进而以此建构政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德性政治学。也就是以道德为政治的前提和基石，进而设计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治的优越性远非刑罚所能比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只有推行德治，才可能实现王道政治。

居于儒家早期政治学中心的君子，到底有何义？君子有好几个层面的含义，可指得道之人，近似《周易》中的“大人”。大人，不只是常识意义上的得势之人，即位高权重者，更是得道合道之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也可指成人，与小人即小孩相对应；儒家君子为品德优秀者，并知行合一。孔子用描述性的方法，阐释君子的人格特征。

君子志在求道，守道和弘道。而不在乎现实得失：“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即便贫困也不乱，内心安定，行为规范，“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不论富贵与贫贱都不违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一切行为都要以道为依据，不论处境如何，都要死守善道。且不断弘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君子重义轻利，德性为上。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義之与比。”仁义为重，所思者乃道德：“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而凡夫则惦记着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勤于行与证，而谨慎少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仁智皆备，义勇兼具：“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舍己为人，愿成人之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君子公而忘私，不结党营私，坦荡无欺，谨言慎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安于淡泊，专注精神追求。“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君子常内观反省自己，能够摆脱外界的干扰，不断向内寻求，故而无忧无惧，泰然处世。“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更不会在乎名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与当今大行其道的明星经济学截然不同。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淡然于这些名利，更不会为其所累，俨然有仙风道骨之气。

君子具有自制力，能够节制自己的行为，且怀有敬畏之心，不会狂妄而乱行。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益于身心修养。“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是儒家的天道，不可违背，奉之若神明，才能领到道的精神与奥妙。这就需要在生活中，去贯彻与落实。君子的日常行为基本准则很多：“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悟道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九思涵盖了行、思和言等所有方面，如此修炼，终可成君子，而不会沦为“器物”，故夫子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勤学好问，循礼而行，文质彬彬。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夫子对君子进行总结：“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

2. 礼制的建立

孔门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君子，不仅是政治主体，也是道德主体。如萧公权先生所言：“儒家政治，以君子为主体。君子者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此儒家所持之理想也。” [1 ]然而复杂的社会系统、不确定性以及人心难测（因为还有上智与下愚不可教，且顽劣之徒难免违德背礼），因而还须要确立秩序，即“礼”，以之规范人们的行为。

可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与西方法文化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可忽视的差异。礼与法都是人类规范的形式，具有范导性和强制性，使个体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定，否则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从而实现人类行为的一致性，且有益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过二者差异也非常大：礼是基于宗法伦理社会而产生的，是一种间于情法之间的规范，自然情感是其基石，不仅维护个人的利益，还要维护整体的利益。而西方的法律文化，则是以理性为基石，旨在维护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在中国古代社会，礼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人们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礼与德犹如鸟之双翼，德是规范心灵的，礼则是规范行为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因而是君王必备之物：“礼，王之大经也”，是治国理政的宝典。

同样，孔子也将礼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构成德主礼辅的治国方略。礼不仅在公共空间具有规范性，而且在私人空间（如家庭）也具有约制性。因而能够一以贯之，这是法难以实现的。礼是人区别于他物的表征“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故而“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循礼则能够分清差异性，不致于乱了方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是区分事物的依据，尤其是关涉社会人伦之事：“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礼能够确立人伦秩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不只是行为规范，还是每个人的立身之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对礼的敬畏和遵守还是君子的内在修养。同时礼也是治国规范。夫子看到社会乱象的根源在于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礼崩乐坏，臣弑其君，子杀其父，兄弟相残，时常发生。因而重新确立行为规范，寻找政治的合法性，成为首要任务。在政治中，君臣都要合于礼，臣事君以礼，君使臣以礼。在礼的基础上，正名确分，使得政治具有合法性，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性。

3. 政策的落实

尚贤选能，以德为先。重视人才是一切政治共同体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人才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人才战略永远是首要的国家战略。儒家也高度重视人才，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君主能否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尚贤选能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作为衡量人才的尺度，可见道和德是才的前提条件。

重农富民，发展社会经济。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安然有序，人们安居乐业，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目的，也是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只有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强大，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感才会更强。孟子也提倡制民之产，人们拥有财产，才能够安稳地生活，“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不仅个体如此，就是国家也不能没有足够的财政，否则国家不稳，社会动荡。国家要重视农业，不违农时，修水利，以资农业发展。孟子更是一反传统，不再贬低工商业，反倒要求国家保护工商业，免除关税，这样就能够促使经济快速发展。

在社会中，提倡公平正义原则。不少学者认为孔子提倡平均主义{2}，笔者不大赞同此说，而倾向于公平正义的思想。夫子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均”既可以理解为数量上的平均，也可以理解为比例上的均等，而后一种意义就是公平正义原则。孟子也主张通过税收和救济的办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大兴教育，以化民风。很多学者认为孔子提倡愚民思想，如曹德本教授便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中的“知”理解为知道。这是对孔子的误解，古汉语中“知”还可训为强迫的意思。且我们从整体把握孔子的思想，更是一目了然。夫子对教育的重视无人出其右，对于中智之人而言，不是生而知之，是学而知之。孟子进一步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列为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因为教育能够增长人的学识与涵养，启迪人的智慧，培育人的德性，纯化社会风气，因此，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要重视教育。

从顶层制度设计，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百姓生活，儒家都有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只要能够得到贯彻和落实，就会收到应有的效果。每个王朝早期，因君主行仁政，不断改革，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成为强国盛世。故而王道政治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道。

三、天下大同：儒家的治理目标

对政治的关注與参与，是儒家外王精神的体现。儒家士子们往往不计个人得失，毕生致力于家国天下事业，希望通过对人的教化，来重塑世道人心，淳风化俗；希望上达于君，通过政治改革，消除弊端，力挽狂澜，甚至不得已，揭竿而起，澄清寰宇，救民于水火。这种士大夫精神永不磨灭，舍己为人，以天下为己任，代代相传。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政治参与度最高，政治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有着最完善的治国理政方略。且它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地吸纳各家思想，形成新的意识形态。

儒家治国理政的目标十分宏伟，我们可以从个体、家庭和天下三个层次进行阐释，因为家国同构，自然其政治理想就包含着个体与家庭。对于一个儒者而言，其政治理想必须包含这三个维度，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从个体而言，内圣是要务。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不断提高自身的德性与智慧，身心和谐，成为真正的君子。这样才可能实现更宏大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君子先忧后乐，弘道为己任，即便是明知不可为，也要竭尽所能。夫子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孔子是一个富有道德理想、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的政治哲学家，他好而乐学，立志求道，心系为政，故无论是‘学，是‘道，还是‘政，他总是要‘为的，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2 ]。儒家士子们积极进取，为家国天下奉献自己的才智，若达则兼济天下，立德立功，永垂不朽；穷则独善其身，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光焰万丈长，以实现“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之盛事。

于家庭而言，通过个体的修身齐家，以实现家和万事兴。在先秦诸子中，唯有儒家最为重视家庭，缜密地构建出系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以规范家族繁复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使之有条不紊，合情合理。孟子曾言：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可见家庭在儒子心中的地位。因此，儒家不仅制定了许多国家制度，还制定出庞大的家规族训和启蒙读物，实现齐家与治国的一体化。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可以通过家庭的状况去考察一个人是否是君子，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国家公共事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婆媳互敬、妯娌和睦、子孙满堂、家业兴盛，就是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

于国家而言，儒家的理想是天下一统，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百业兴盛，天下太平，实现大同之世。虽然这样的政治理想带有乌托邦色彩，却一直是儒者们的不竭动力。

在以仁为道的大前提下，儒家构建出一个德治模式，辅以礼治，贤人治国，必能实现天下统一、国家安定、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级有序、尊贤礼士、家和国兴、君民同乐的治世局面。在历史上，儒家对政治影响甚深，也催生出不少盛世。即便是对当今世界构建治理理论体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儒家一向轻君重民，君民不过是舟水关系，民生是其政治实践的核心议题。这种带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政治理念，有益于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体系。儒家将德性置于最基础的位置上，不得不令人深思。这种具有超越性的道德，不再是社会中的具体道德，而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道德，是一种类似康德的律定的道德——它不仅具有绝对性，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信仰。这也是中国社会缺乏统一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对道德律定的敬畏，是一种准信仰。对美的敬仰，也是一种准信仰。正是这种神圣性，使得中华民族依然具有超越性。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滥觞，使得真理和价值被解构，道德也被颠覆，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也死了”，剩下的就是支离破碎的感觉和欲望了。这无疑成为公共危机迅猛爆发的重要因素。而要对症下药进行有效治理，就得开展文化治理；而文化治理的关键在于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儒家的君子人格与孔颜之乐，能够坚定人们对道德的信心。

儒家轻刑罚重教化，高度重视人才，非常强调教育，这无疑可以被纳入现代治理体系之中。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不可为而为的精神，有益于培养现代治理的长远目光和攻坚克难精神。眼下的生态环保问题和资源枯竭难题，就在于缺乏忧患意识与长远规划而造成的，违背可持续发展规律，终究难逃大自然的惩罚。由士精神而演化出来的奉献精神值得学习和倡导，有益于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显然国家难以做到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治理，一旦公共危机爆发，政府卻又无暇以顾，或是反应滞后，若此时民间机构、团体或者个人能够积极参与进来，贡献各自的力量，则善莫大焉。事实上，可供借鉴的资源远不止这些，笔者在此列其一二，读者可自行去探究，宝藏的丰富性和神奇性才会开显出来！

注 释：

{1} 在古代社会之中，家长对子女的强干预，致使子女缺少自由，难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鲁迅先生和一大批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革命人士强调要求推翻家长制。

{2} 《大学》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阐明修己为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二者的最佳境界，也被称为“内圣外王”。有人根据“三纲”和“八目”之间的联系进而总结出“六证”。六证：止、定、静、安、虑、得。南怀谨先生对三纲八目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指出应该是四纲七证八目：四纲是大学之道的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七证是知、止、定、静、安、虑、得；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 如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认为孔子实行平均主义政策。参看该书第53页。

参考文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8.

[2]林存光.政治的境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