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长+马玉萃

摘要：唐代记注官皆博学之士，多生于文采风流之地，出身士族之家。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他们的迁入与迁出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文官的仕进轨迹。

关键词：起居郎；起居舍人；籍贯；迁转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学术回顾

有唐一代，史学空前繁荣。史馆制度建立之后，恢弘的“八史”之作相继问世，皇帝实录和时政记连绵不绝。刘子玄著《史通》开史评先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自立；杜君卿撰《通典》祖述历代典章制度，创立了政书体例。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皆与唐代职业化的史官队伍密切相关。迄今，史学界论及唐代史官多集中于史馆史官，较少关注皇帝身边的记注官群体，相关的专题论文仅见张国静《论唐代起居舍人与起居郎》[1]、伏传伟《论唐代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的职责之分》[2]二篇。孙国栋先生《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对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的迁转途径有所考察，但孙先生所考不过五六十人，视角也过单一。[3]

二、唐记注官的历史沿革与设置

从官制史的角度言，唐代以起居舍人、起居郎为主体的记注官起源于先秦时期。早在周代，中国便形成了“君举必书”的修史传统。最初设左史和右史伴君王左右，负责记录君王言行。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4]1715汉代开始出现专门记述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西汉武帝时期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皇后也曾撰《明帝起居注》。据《唐六典》记述，西汉早期的起居注主要由宫中女官负责修撰。[5]248魏晋以后，起居注改由朝官修撰。南北朝时期，北方后魏及北齐集书省领起居注，[5]248南朝则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如“沈约忝著作郎，撰次起居注”[6]2466、“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7]443北周时期，著作、起居分离。隋朝始置起居舍人二员，唐朝因之。“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员。明庆中，又置起居舍人，始与起居郎分在左、右”。[5]248

唐制，起居舍人、起居郎各二人，分属中书省、门下省，从六品上阶，是颇受推重的“清官”。先天、开元年间尤甚，“若有举其职者，虽十数年犹载笔螭头，惜不欲去”。[8]65起居舍人、起居郎共同承担编纂皇帝起居注的任务。“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9]297依照职责分工，唐起居郎负责记事，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季终授之史馆。起居舍人负责记言，“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10]1845显然，起居舍人与起居郎职掌分工沿袭着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

三、唐代记注官籍贯、出身分布

检索两《唐书》人物传记，笔者统计出71位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以贞观十道为单位，他们的籍贯分布如下：

显然，表中记注官籍贯分布状况与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极度的正相关关系。关内道人数较多与其京畿所在地的政治地位有关。除此之外，博学之士的记注官多出于文采风流之地，尤以河南道人数为最多，其次为关内道、江南道、河东道、河北道。河南、河北、河东历来是文化鼎盛之地，来自这些地区的记注官人数众多自在情理之中。江南地区自六朝以来已成文化重镇，文人雅士咸集，也是唐代记注官的主要来源地。其余诸道人数较少，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位相一致。陇右为李唐帝王故乡，自古右武成风，除权氏二人之外，其余悉数为李姓之人，耐人寻味。

统计显示，唐代记注官家世出身非同一般。七十一位记注官中除十二人记载不详以外，仅一人出身寒微之家，其余皆为士族子弟，士族出身者比例高达82%以上，多来自各地的郡姓大族。以河东道为例，八位著籍河东的记注官均来自士族之家。其中三人為裴姓，二人为王姓，其余三人则为薛、武、张三姓，皆为关中大姓。籍贯河南道的十八位记注官中有五人为郑姓，四人为刘姓，其余分别为房、吴、陈、周等姓，皆为士族。河北道七人，崔、卢、张、沈、路、宋、班悉数为士族姓氏。著籍关内道的十四名记注官分别来自柳、杜、令狐、于、杨、常、韩、颜、郭、魏等姓，几乎清一色属于关中大姓。

进一步统计后，我们又发现71位唐代记注官中有56人具有科举出身的记录，约占统计总数的78%。其中进士出身42人，占有科举出身者的75%，明经科6人，制科8人。各科目出身的具体人员详见下表：

由于起居注关乎实录及国史的修撰，这对记注官人选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正如统计显示的那样，唐代记注官如此高的进士比例说明该群体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这应该是他们履行记注官职责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即便非科举出身的记注官也普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方面的史料记载俯拾皆是。如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善属文”。[10]2594令狐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10]2596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10]2729邢文伟“少与和州高子贡、寿州裴怀贵俱以博学知名于江淮间”。[10]4959刘祎之“以文藻知名……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10]2846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10]3182武平一“博学，通《春秋》，工文辞”。[11]4293刘贶“博通经史，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10]3174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12]356权德舆“四岁，能属诗；…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10]4002蒋乂“幼便记览不倦。……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10]4026一些记注官凭借高超的学术造诣撰写出了高质量的著作，为繁荣传统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刘知几撰《史通》评述史籍源流与体例得失，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自立，其学术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翰林学士诞生以后，先后有二十一位记注官充任翰林学士一职。他们是常衮、杨绾、王涯、吴通玄、归崇敬、王叔文、路随、独孤郁、王起、郑絪、郑澣、柳公权、宋申锡、庾敬休、周犀、韦保衡、杜让能、萧遘、刘崇望、陈夷行、庾道衡等，其中十人官拜宰相。唐代翰林学士作为新兴的差遣职位扮演着皇帝私人秘书的重要角色，职掌朝廷机要事务的草诏大权，有“内相”之誉，被视为“士林华选”。其选拔标准注重文学才能，或博涉文史，或善属诗文，皆为文化精英。《旧唐书》述翰林学士职位如下：“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10]1854

四、唐记注官的迁转途径

唐代官职清浊分明，尊清抑浊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起居郎、起居舍人品秩六品，却属清官之列，倍受尊崇。根据我们对七十一位记注官迁入、迁出途径的统计，记注官主要以中央及地方重要的清官职位为选拔来源。在五十八位有迁入职位记录的记注官中，除颜师古和令狐德棻系由前朝官任职记注官以外，其余五十六位记注官迁入时的职位分布如下：

显然，由拾遗、补阙职位迁任记注官者最多（共计24人），约占有迁入记录者的43%，这说明唐代记注官的选拔以中书、门下二省拾遗、补阙为主。由御史台监察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迁入者6人，占有迁入记录的11%。唐制，御史台侍御史及秘书省秘书郎、著作佐郎、亲王府记室、文学皆为从六品（上、下阶）品秩，与起居舍人、起居郎为同一级别的清官。殿中侍御史品秩从七品上阶，监察御史正八品上阶，由这两个清显职位迁入起居舍人或起居郎属于正常的职务升迁。秘书省校书郎及府州诸曹参军、畿尉虽系八、九品的低品秩职位，却为文职清选，多由进士出身者充任，由这些职位迁入记注官也属正常的职务升迁。总体上看，唐代记注官的来源主要是中央及地方清官职位，不存在高级官员左迁的情况，也未见有人由“非士职”迁入的情况，①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有唐一代记注官的清官地位。中唐吴通玄曾以翰林学士为起居舍人，其事较为特殊。吴通玄为起居舍人仍兼翰林学士、知制诰，且“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共同视草，[10]5057表明吴氏当时职务仍在翰林而非舍人，吴氏起居舍人一职似系翰林学士的寄禄官也未可知。

关于唐代记注官的迁出途径，我们同样取得了具体的统计资料。根据对两《唐书》的检索，我们统计出62位记注官的迁出记录，他们迁出的职位分布如下：

依唐官品之制，上表所列迁出职位的品秩普遍高于起居舍人、起居郎，这说明多数的记注官获得了职务升迁，成为更高级别的职官。其中超过半数（占53%）的记注官出任了尚书省六部诸司郎中、员外郎职位，这在当时是一种理想的职务升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制举”条记述：“宦途之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这段文字描述的正是唐代文官理想的升迁路径，即“进士——校书、畿尉——监察御史——拾遗、补阙——诸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循着这一仕进轨迹，我们发现记注官恰好位于拾遗、补阙和诸司郎中、员外郎之间，常规情况下记注官由拾遗、补阙职位迁入，迁出后升任六部诸司郎中、员外郎。我们统计的结果与封氏的记载是相吻合的。无独有偶，《白居易集》卷六十三《策林·大官乏人》也曾叙述说：“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白居易总结出的唐代文官仕进路径，也与我们统计的太子詹事迁入、迁出途径相吻合，可见唐代高级文官的选拔循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轨迹。

进一步检索两《唐书》，我们还发现在已知的唐代记注官中，有25人后来官拜宰相，约占统计总数的35%，他们是褚遂良、上官仪、张文瓘、刘祎之、裴炎、李揆、崔祐甫、常衮、杨绾、王涯、权德舆、裴度、宋申锡、周墀、陈夷行、郑郎、杜让能、韦保衡、萧遘、刘崇望、张说、李回、李让夷、杨言、邢文伟等。尽管唐代记注官的仕途前景虽不能与拜相比例更高的翰林学士相提并论，但其清贵地位也非普通的文官職位可比。

在我们统计出的唐代记注官迁出记录中，有几例左迁的情况，各有特殊的原因。归崇敬外迁同州长史系主动求去，原因是家庭贫困。[10]4015同州长史为从五品上阶职位，俸薪有所上升，归氏此举正可解决家境困窘的问题。魏謩则因涉及牛李党争而被李德裕排挤。[10]4570萧遘为宰相韦保衡构陷得罪，被贬播州司马。[10]4645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唐代记注官的仕进路径。他们大多出身士族之家，早年在文化昌盛之乡闭门苦读而后金榜题名，进士登第者居多；他们年青时有机会出任中央或地方的清官，辗转于畿赤簿尉、秘书校著、御史、参军、拾遗、补阙等职位；若干年的历练之后，他们迁为记注官来到皇帝身边，享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由此踏上了通往高级职位的仕进坦途。

注 释：

①据赖瑞和先生的《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非士职”主要 是指士人不愿意担任或无法胜任的武将、内侍官（主要是殿中省和内侍省的 官员）、伎术官（主要指医官、天文官等）。

参考文献：

[1]张国静.论唐代起居舍人与起居郎[J].唐史论丛，2008（0）.

[2]伏传伟.论唐代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的职责之分[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哲社 版），2004（3）.

[3]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李濬.松窗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韩愈.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二十四）[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者简介：李福长（1963-），男，河南长葛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擅长中国史研究。

马玉萃，女，山东阳谷人，作者单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2014年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唐宋房屋税研究”（项目编号：2014BLS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