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摘要：邢侗，字子愿，号知吾，又号来禽济源山主，山东临邑邢柳行村人。晚明著名书法家、诗文家，与董其昌并称“北邢南董”。邢侗自幼年起，即已显示出在文艺上的过人天赋，7岁能作擘窠书，24岁以三甲182名进士及第，授南宫知县，学成而如愿进入仕途。万历14年因不满朝政腐败，以“亲老乞休”之名三上书请求还乡事亲，五月获准。归隐故里后，他修建了一个占地12亩6分的园林，取名“泲园”，内设犁邱、泲亭、鹅群榭、来禽馆等26景，景景配诗记述，因崇拜王羲之书法，酷爱《十七帖》，取《十七帖》中的“来禽”两字，给自己的读书处取名“来禽馆”，邢侗于此专心学习二王书法近30年，终成为一代文化名人，也因此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邢侗一生，无论早年读书、做官，还是后期闲居在家，诗、文、书、画始终伴随左右，特别是书法，造诣尤深。那么，邢侗的学书历程是怎样的呢？我们将分为三个时期来分析。

关键词：邢侗；学书；书法

（一）早期。从七岁至二十六岁，近二十年，我们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邢侗的一段自述。邢侗曾在一篇“漫题”[1]的文字中写道：仆七岁能作擘窠书。先侍御公（指其父邢如约）弗善也，对人云：“早慧非福也”。又六年（13岁）作雅宜楷书。十三岁熟练地掌握楷书，同时接触赵孟頫的行草。越春（14岁），邹督学（邹安福）莅齐，取仆第子员，谓“此儿文笔，当以古作擅场，书法有前辈风”。谓“驹齿未成，徒益此儿过耳”。邢侗少年时便有志置身青云，而在明代“馆阁体”盛行之时，欲顺利通过科举，不下苦功是不行的。所以，这一时期邢侗选择谁作为学习书法的对象，多少有一些被动的成分。及登第，年二十四长矣，殿试卷杂用沈度、王雅宜、赵孟頫数千言，一字无遗。可以想见，邢侗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刻苦临池，杂学诸家，为以后取得书法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邢侗的确“早慧”，天分极高，但基本功的锤练是必不可少的，非一朝一夕能成。从今少师主考官谷城于慎行见之，颇惊骇。谓“徐淮以北，故无此”。

从以上自述可以看出，邢侗24岁以前主要学习是沈度、王宠、赵孟頫这些元明书家，用其参加庄严的、对自己关系重大的殿试。正因为他对三位的书、文掌握得十分纯熟，以致“數千言，一字无遗”。邢侗在文中未说明主要是学他们的文章还是书法，依照常理来说，三位都是著名书法家而非文学大家，所以应该以书法为主。对三位书家，特别是对王宠和赵孟頫，邢侗还曾多次提及。如除上文所说以外，邢侗还在《题王雅宜墨迹》[2]一文中说：“王履吉书，元自献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允明）之奇崛，文（征明）之和雅，尚难议雁行，矧余子乎？余三十许时，实谙此法。久之易辙改途，茫然故步，殊不任年华之感也。……若无论世代，真可登子昂上估矣。”

在《题赵子昂真迹》中说：“文敏平生规矩右军，……此策都从《圣教》、《兰亭》幻出，而微参北海《岳麓寺》也。”

在《古今名人书法译》一文中说：“赵文敏一代清士，正行功力，极尽无加，草书唯带偏俗，若增朗朗超著，便是羲献入林。更胜国至今，文征仲差可比肩。祝京兆资才迈世，第然自放，不无野狐。王贡士宠，秀发天成，清池惠风，加以数年，未见其止。周天球秃颖取老，堂堂正正，所乏佳趣。王百谷遒微不凡，未合古法。”

从以上论述来看，邢侗所以选择赵孟頫和王宠，而不选学别人，他是经过比较选择的。他认为祝允明虽然才情横溢，但路数不正，有点野狐禅；周天球路正而少韵趣；王稚登字遒美而不合古法。比较之后他虽然选学了他认为较好的赵孟頫和王宠，但也看到他们的不足，即赵孟頫的草书偏俗、不够趣脱，所以难入羲献之林；而自己一直甚为喜爱的王宠，虽然“秀发天成，清池惠风”，难有人可与之并驾齐驱，但因其四十岁的英年早逝，书法进程还未臻化境就行中止，甚为可惜，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所以，邢侗只好另觅他径。这些自然都是对的，他既然看出了优势和不足，在学到了他们的方法之后，必然要“改弦易辙”，他综合以上所学书家的共同特点做出分析和选择：无论世风如何变化，人们总躲不开二王的影响。沈家兄弟的字实际上也是从《圣教序》脱胎而来，明代李绍文在《皇明世说新语》中说，明太宗视沈度为“我朝王羲之”，赵孟頫的书法道路也是以二王为本，说人“（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之献之，超轶特甚”，足见其对二王推崇之至。王宠小楷也是得力于钟太傅、二王、智永、虞世南等诸家，所以追根溯源，谁也不可能脱离二王体系的影响，上溯魏晋，追迹二王是每个成功书家的必由之路。邢侗的成功就在于他在广泛地涉猎诸家（其中包括魏晋、唐宋书家）所长的基础上，坚持以二王（主要是临写大王临帖）为主，使其书法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邢侗的早期作品流传很少，有一幅扇面，录曹植《洛神赋》语，下署“济南邢侗书”，转折圆绶，笔画研美，似尚存王雅宜遗风，应该属于早期作品。

从少量的楷书作品中[3]，可以见到邢侗早年书法精谨、细密的特点，王宠、赵孟頫楷书的影响已是不可低估。

（二）中期。从二十七岁至五十五岁，近三十年，以师法和弘扬二王书法为中心，兼学魏、晋、唐、宋诸家，取得巨大成功，奠定了邢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生活上的改变，艺术上也会随之变化，不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时的学书便可以秉持一种兴趣和研究的态度。应该说明，分期时间的确是相对的。根据邢侗的自述，二十四岁以前，他熟练掌握的书法是王宠、赵孟頫，后来才“改弦易辙”，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易辙”的具体时间。我们将这个转变时间定为二十六、二十七岁之间，主要有这样几个根据：其一是其自述所说“余三十许时，实谙此法（指王宠法），久之，易辙改途”。“三十许”可以理解为三十岁左右，或者不到三十岁；其二是他晚年所说“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4]，“几三十年”意为近三十年；其三是根据已故山东文史研究馆馆员席文天先生《邢侗年表初辑》载 ：“万历五年（二十七岁）手摹《十七帖》门人张忻上石”。这个临写时间十分具体。如以此年（二十七岁）下推至五十五岁，共二十八年，与近三十年时间正相吻合。同时，也与王洽所说其“晚末数载（即不到十年，我们暂定七、八年）中超神入化”，基本相符合。我们这样来推算，应该大致不错。自然，作为书家临写哪家也是相对的，有新旧交插临摹的时间。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算作这个转变期也应该大致不错。endprint

邢侗巡按三吴时，用重金买下《澄清堂帖》之后的第二年，即万历十四年三十六岁时，邢侗便披发入山，归隐田园，在其读书处“来禽馆”读书、习字、接待友人，生命中一段丰富而充实的生活阶段就此开始了。从这时起，他差不多以毕生精力精研二王笔法，乐此不疲。从四十岁以后，又致力于《来禽馆帖》的刻制，到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五十岁）完成。这期间，他亲自撰集，又找内行高手摹勒，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他对二王法帖的深谙透析足以想见，这种有主有次的研究态度的学习过程，对其书法实践水平的提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邢侗学书活动的过程中，这个时期，也就是中期，是时间最长（近三十年），成就最高（能得右军形、神），也是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晚年自成风格时期作品多为信札，影响不广）。这个时期他的传世作品以临写二王书作最多。因为他的临作已被社会承认，邢侗也就有意临写代创作。如邢侗的友人张延登在跋王洽撰集邢书《来禽馆真迹》时说：“忆往年尝备茧数番，求先生书自作新诗”，先生答谓：“拙书唯临晋一种为世所尚，竟出《十七帖》见遗”。这说明，虽然张延登点名要邢侗书写的自作新诗，但邢侗仍以临王羲之《十七帖》相赠。这也正是邢侗传世临二王帖居多的原因之一。

值得提出的是，在晚明书家中，可以说无人不临写二王，有的还临写很多。如董其昌就曾全文临写《淳化阁帖》，其中二王帖就占了一半；王铎也曾临写王书，临王之作在其传世作品中占去相当比例。但不管是董临还是王临，他们都过多的加入己意，同原帖比较，有很大的距离。而邢侗则不然，他是尽量地忠实于原作，这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自有其特殊意义，也是邢侗临作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邢侗在师承二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如明史高先在《来禽馆集》序中说：“书法工诸体……而其最会心慊意，尤在晋王，的是右军后身，居然有龙跳虎卧之致，试取临池妙墨错杂诸名帖中，不辨谁古。”

明黄克缵也认为，其书若“杂之《阁帖》真迹中，殆不苟作”；又说：“前有逸少，今或犁邱。”

张忻在题右军临《霜寒帖》云：“此本以技尽之年，神化纵横，直与山阴分座。”

由于其书的高度成就，得到士庶一致好评。明帝还命女史学其书，高丽、琉球也派使者求书，购与黄金等价。

我们说邢侗能得二王形神，这无疑是对的。但邢书包括那些临王作品在内，是否完全没有个人特点呢？自然不是。邢侗既然生于晚明，已距二王一千余年，不可能不受后世书法的影响，想避开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认为，其书“章、怀、钟、索、虞、米、褚、赵”无不吸收；也有人认为其“临仿法帖，虽未能尽合古人，但笔力矫健，圆而能转，时亦有得”。《书史会要》或认为其书模二王，几于夺真，而“自运故佳”，就我们来看，以所临《十七帖》为例，虽能作到形近，但其笔法更多采用了小王外拓法，也融会了后世多种笔法，所以与原帖区别还是很大的。以中期较晚时写的《二十二字雪酒行书石刻》为例，此书字径很大（约12公分），行笔痛快淋漓，转折圆浑果断，书风雄健豪迈，在二王书法中，似乎更接近小王，这在晚明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三）晚期。五十六岁至六十二岁，约七年时间，是摆脱前人影响，形成个人面貌，挥洒自如的时期。

这个时期邢侗的代表作有徐元化用其晚年书集成的《千文》和邢侗晚年写给友人的一些信札。由于这些信札流传不广，所以社会影响不大，幸好由临邑人、兵部尚书王洽多方搜集，刻入瑞露馆《来禽馆真迹》丛帖中，才得以流传至今。

关于《千文》，王洽跋云[5]：“先生书《千文》绝少。此其故掌记徐元化十年集缀而成，无一不晚笔者，玉贯珠联，足为临池妙赏，千金狐白，正不以一腋珍也。”；“晚末数载中超神入化，……人巧天工，可谓各臻其至，亦各极其趣者也”；

明史高先《来禽馆集小引》中说：“晚岁作蝇头真楷，遒媚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

李维桢《墓志铭》中言：“（侗）年垂六十，目无纤翳，灯下蝇头书，不爽黍杪……”。

邢侗自己也说：“行年六十，须发无一茎白，……矻矻作褚河南《阴符》细书，不讹谬。”

董其昌也跋云：“蔡忠惠公书《画锦（堂）记》，……名百衲碑，邢太仆《千文》亦然，乃荟萃而成，既入石，谁知为碎金者。”

关于邢侗晚年书作，王洽在《来禽馆真迹》跋语中说：“盖先生壮岁临二王，肖其形神，海内传之；末年取精愈多，运笔愈化，而无意中天趣淋漓，则往来书牍尤独为海内所珍，故余帖中绝无临晋一笔，此续刻则尽尺牍书也。先生晚岁书乃入化，晚末數载中超神入化，墨渖淋漓，满楮生动。”

董其昌跋云：“兹其同里王涵仲司封结集其书，刻成五卷见寄，且收惟晚年行狎尺牍，不矜庄而合者，尤为具眼。”

张延登题云：“此书俊美圆逸，无骨遒发，迥出临晋之外。盖以不经意而妙，故是宝也。”

以上题跋之数人，都是邢侗的同代人和好朋友。王洽在邢侗末年（60余岁）时，还“亲侍先生濡毫”，可见他对邢侗十分了解，他所编纂的《来禽馆真迹》是经多方收集、三次易稿，经过严格选择才最后定夺，所以可信度非常高。

这一时期，邢侗从五十岁以后算起，因为人已过天命之年，生活的阅历和对艺术的感悟使邢侗书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时期作品，努力做到融会贯通，摆脱前人束缚，逐渐形成个人风格。在这些作品中，已经脱去了前一时期一味临王的样貌，特点是“无临晋一笔”，但又无一笔不是从晋人来，是一种自然天成，融汇了作者生活和情感的佳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见苏轼所谓“书出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随笔写来，的确有自然洒脱之趣，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综观晚明书坛，士大夫崇尚书法的广泛性超过了唐、宋时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名家数量虽然也超过前代，但开宗立派者并不多见，书法艺术的堂奥基本上已经被前人构筑完备，邢侗的书法实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进行的，以深研二王笔法为主，杂学诸家。最为遗憾的是，邢侗晚年身处穷乡僻壤，又不多同外界接触，所以影响也就远不及其他书家！

参考文献：

[1]邢侗《来禽馆集》卷二十一《漫题》，674页。

[2]《来禽馆集》卷二十一，669页。

[3]《中国书法全集（52）》，311页。

[4]张忻《题来禽手摹十七帖》引子愿先生自言。

[5]王洽《来禽馆真迹》跋，261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