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

我于1962年10月由中国作家协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在正式办公的大院里，东西小厢房（两层）里住着工作人员，我就住在西厢房楼上。

在我住进当天，比我先来的孔令源同志告诉我，对面楼下的屋子里住着新婚不久的文史专员——被特赦的“末代皇帝”溥仪。他还补充说，他们“五一”节结的婚，可能在外面一时找不着合适的房子，经领导商定，他们暂住在这里。

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住下的次日7点，我起床下楼，在院中间的高台阶上做操。正做着，东厢房楼下的正门一响，走出一个提着黑色皮手袋、穿着入时、看上去40岁左右的女人，跟着又出来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女的回身使劲推他，让他回去。我一看这情景，就料定这是小孔告诉我的爱新觉罗·溥仪和李淑贤夫妇了。

到机关工作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这些每天在机关上班的文史专员的情况，并同他们熟悉起来。然而与溥仪不是这样，我们差不多每天碰面数次，可以点头甚至哈腰，却常常谈不了几句话就打住。我问他：“您爱人每天早出晚归，她在哪儿上班？”他答：“在医院，很忙。”我有意逗他：“看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的人可多啦，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宋希濂的《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等等，大受读者的欢迎。您现在正在写什么？什么时候发表新作？”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审稿，比如东北的、伪满州国时期的稿件。我自己写的就那本《我的前半生》，什么都在里边了。”

而后，我从在文史办工作的同志处听说溥仪这个“皇上”在待人接物上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在生活中尽出笑话，颇有点呆头呆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