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智山

1919年，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一天晚上，陈寅恪与吴宓、梅光迪聚在一起，三人从新文化运动谈起，说到了婚姻自主。当时，陈寅恪还是个未婚的年轻人，他发表的“爱情五等论”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陈寅恪的“爱情五等论”很有趣，他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爱情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爱情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爱情是相爱一生；五等爱情是随便乱上床。

后来，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若依他的等级分类，他们的爱情不过是第四等。

唐筼出身世家，其祖父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主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唐景菘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唐景菘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在马关条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对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还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陈寅恪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活下来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