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静，张士云，江激宇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规模经营模式探讨
——以安徽省为例

陈传静，张士云*，江激宇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但是否利于改进农民福利值得探讨。基于安徽省7县（区）实地调研，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对规模经营模式下农户福利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农户福利改进的效果。结果表明，安徽省规模经营模式分为农户自营、农户联合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3种模式。自营模式下农户能完全自主决策，用工成本相对较低，但社会资源有限；联合经营模式下农户签订契约，拥有部分决策权，社会网络扩大，但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经营决策权由企业掌控，农户参与标准化生产，但依赖于企业的运营和履约情况来保障收益。研究表明，每种模式对农户福利改进均有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自营模式下应加大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规模，加强对规模经营风险的认知和防范；联合经营模式下种养合作社应加强品牌意识，土地合作社应规范管理，增强双方契约精神，探索纵深一体化联合；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应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建立完善的风险、利益分摊机制，发挥合作社中介功能。

规模经营；模式探讨；福利经济学；农户福利改进；安徽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压力巨大。201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应从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财政部明确强调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鼓励其自主参与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利益联结和风险防范机制，让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由此可见，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更强调适度规模经营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更注重农民福利的提升。

聚焦规模经营研究，学者们对规模经营是否具有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率观点不一，各有论据[1-3]，但多数学者认为规模经营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切实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4-6]。随着各地规模经营实践探索的深入，规模经营发展不断强调创新形式，丰富模式。目前关于规模经营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规模经营模式的内涵界定层面。王征兵[7]和于金富[8]从农业生产方式入手阐释了农业经营模式的内涵；曾福生[9]则指出农业经营模式是农业经营形式和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统一。二是规模经营模式的创新、优化路径选择层面。有学者立足国家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提出劳动力替代型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战略框架[10]；也有学者结合不同地区情况分别提出采取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两个适应”优化农地规模经营模式[11-12]；还有学者从微观具体模式出发提出创新方式，如在“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下，黄祖辉[13]和郭斌[14]分别提出嵌入合作社或由企业对已流转土地实施“再承包”2种创新来增强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稳定性。三是以某一种规模经营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层面研究模式的优势与问题。耿玉春[15]提出家庭农场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模式；梁红卫[16]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理想平台。

综上，关于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众多，成果丰硕，然而鲜有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各种规模经营模式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农户福利改进的则更少。苑鹏[17]从改善农户福利视角分析了4种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利弊，但仅限于产业化经营模式，未考虑其他模式对农户福利的改进效果。对于多种类型的规模经营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哪些阻碍农户福利改进的问题，如何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因而，这里结合安徽省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实践情况，从福利经济学入手对规模经营几种模式下农户福利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每种模式下农户的福利改进效果，并针对每种模式的利弊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提升农户福利水平。

1 理论基础与福利改进衡量指标

1.1 理论基础

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其带来的相关利益，而不是增长本身，福利提高的本质是对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每种模式的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规模经营的要求，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如果将规模经营带来的发展效益提升看作是一种经济增长，则更应关注农业发展带来的相关利益，如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也即农户权利和能力的提升。现实中，关注农民福利改进也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目标契合。

森[18]的“可行能力”理论和“经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5种功能性活动向量已成为广受认同的福利分析方法。在该方法中，生活被看作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功能性活动反映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和状态，对福利的评估可通过评估这些组成成份来实现[19]。目前，众多学者依据这5种向量构建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马贤磊和孙晓中[20]将家庭经济、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社会资本、决策参与自由5个向量作为影响农民集中居住后福利变化的指标；蒋和胜等[21]、顾婷婷和严伟[22]则根据研究目的对功能性活动做适当调整，分别建立指标体系测度不同情境下农民福利变化情况。

1.2 福利改进衡量指标

依据森的理念，对规模经营中农户福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对农户（既包括进行规模经营的大农户也包括参与联户经营、产业化联合经营的分散小农户）而言，参与规模经营活动获得的不仅是经济收益，还应包括权利和保障，即农民的决策权、就业权利以及所享有的一系列保障等内容。因此认为规模经营模式影响农户福利改进的评价指标应分为家庭经济收益、决策参与自由、社会机会与网络、用工忠诚度与履约保障、社会保障5个层面（表1）。

家庭经济收益直观反映每个农户从事规模经营活动获得的经济利益，一般认为福利水平与经济收益同向变动；决策参与自由主要体现农户在生产决策、利益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参与度与福利水平同向变动；社会机会与网络是农户在参与规模经营活动中能够获得的各种机会，包括人际网络扩大、就业机会和接受教育培训机会等，获得的机会越多越利于提高农户个人能力；规模经营活动中，土地流转、雇工涉及履约情况和忠诚度，对农户而言会产生一定激励和约束成本，履约程度、忠诚度越高需付出的成本越少，农户福利更有保障；社会保障指标主要是将土地视为农民最后一道防线，将农业保险看作一种防护措施，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其收入的多少，而农业保险则起到了一定补偿和稳定农户福利的作用。

表1 农户福利水平评价指标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of farmers’ welfare level

2 规模经营模式基本特征

2.1 样本区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阐述不同规模经营模式发展优势与可能存在的问题，选取了安徽省宣州区、宁国市、凤台县、肥东县、凤阳县、埇桥区和利辛县等县（区）进行实地调研。样本区分布于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山地丘陵地区、江淮之间丘岗地区及淮北平原地区，涵盖地形种类丰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课题组共调研400多户规模经营主体，并于2015年11月深度走访8个家庭农场、6个种养大户、12个专业合作社、4个涉农企业、2个产业联合体及其联合经营模式，样本区规模经营实践丰富，能较为清晰地反映出安徽省规模经营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结合实地调研将安徽省规模经营模式分为3类，即农户自营模式、农户联合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其中，每种模式还可细分为几种子模式，每种子模式基本特征也有一定差别。

2.2 农户自营模式特征

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在农业发展模式演变进程中始终以普适性占据优势，但小而散的经营特点使得小农生产投入只增不减，农民收益陷入“内卷化”。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规模经营充分利用农业人口转移和土地流转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成效显著。比较典型的子模式有承包地互换农户自营、种养大户专业化经营和家庭农场复合经营3种。

承包地互换农户自营模式在平原地区传统农业区比较普遍，并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广泛存在。其特征是分散经营的农户之间为了满足经营需要，将同属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调换使用。实质上是通过农户自主协商、自愿互换承包地，有效解决人为划分导致的土地细碎问题，实现规模经营。

种养大户专业化经营模式是目前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基本特征是种养能手通过有偿土地租赁或者无偿代耕将土地集中进行规模生产。近年来，家庭农场复合经营模式蓬勃发展，是集种植、养殖、流通、休闲采摘于一体的多元复合经营模式，最大优势在于“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利于优化种植结构、分散风险。

2.3 农户联合经营模式特征

该模式以合作社与农户相互协作来实现联合，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内化为合作社成员或合作社与分散农户通过协议合作经营，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调研中农户联合经营主要以“种养殖合作社+农户”统分结合经营和“土地合作社+农户”服务型经营2种子模式为主。

“种养殖合作社+农户”统分结合经营模式由合作社提供统一的农资、技术、植保和市场销售等综合服务，农户按标准进行分散生产，实现规模化或基地化，既保持了家庭经营的独立性，又有利于合作社对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的有效利用。

“土地合作社+农户”服务型经营模式中涉及2类土地合作社，即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土地托管合作社和以提供中介服务为主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前一种模式由农机、植保和土地托管合作社等生产性服务组织牵头，通过合约联动分散农户开展统一耕种、统一机械作业、统一植保、统一销售的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赚取农资、粮食销售价差和固定的生产性服务费用。后一种模式由农户以承包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将承包地集中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并入股承租主体参与其收益分配。合作社带领农户获得地租并从承租主体的规模经营收益中分红，充分享受土地财产权益增值效益，实现“离农不离地”。

2.4 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特征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践广泛，以契约关系为粘合剂，以资源共享、利益联接和风险分摊机制为润滑剂来增进各方主体的福利。呈现出“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企业+基地+农户+超市”3种组织形式。

“企业+农户”准垂直一体化经营模式兴起最早[23]，分散的农户按照与企业签订的远期供销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生产，企业按合同约定进行初级农产品回购及加工和营销，二者经济利益相对独立。这种模式所衍生出的“科技创业者+农户”定点经营模式，由大学生、回乡创业青年和科技特派员创建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产品开发，委托农户具体生产，再将产品买断贴上品牌商标。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紧密型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式是以企业为核心、家庭为基础、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多元主体内在紧密联合而形成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但调研中也发现，这种联合经营模式下，合作社由企业领办，农户成为公司的合同工，合作社只是一个空架子，有名无实[17]。

“种植、养殖企业+基地+农户+超市”农超对接经营模式是以种植、养殖企业为龙头，以农户经营为基本单元，以超市为引导，由企业负责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和市场开拓服务，农户按企业标准进行分散生产构建规模化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产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

3 不同经营模式下农户福利效果分析

3.1 农户自营模式

农户自营模式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家庭内部劳动力就地消化，最大限度降低为保证雇用工诚信和责任心的监督和激励成本。这类自营农户通常种植资历较长，专业经验丰富，技术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相对较小，在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拥有高度灵活的自主决策机制，能够及时预见风险并通过调整种植结构、经营方式等方法规避风险。实地走访发现这类农户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较大，在良种良法、机械推广、销售加工等方面起着示范带头作用，无论是规模经营的大农户还是从土地转出中获益的小农户福利水平都有所提高。宣州区丰力家庭农场经营耕地15.53 hm2，家庭劳动力4人，农场主从事农资经营多年，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源，采用绿色农药，科学施肥，既节约了农资成本又提高了农业生态效应。种植蔬菜种苗、粮食作物，不仅年均实现利润10余万元，还为当地提供较好创业模板。

自营模式下，农户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和村集体的积极推动，经营的土地相对集中，虽然有利于推行机械化作业，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土地流转主要基于亲友间相互信任，租金多采用“一年一付”，即使签订正式合同规模经营期限也不稳定，影响农户经营投入的积极性。此外，农忙时节仅仅依靠家庭劳动力和小型农机具难以满足生产需要，雇工和机械需求大大提升。部分农户虽有能力购买大型农业机具，但资金占用大，且银行贷款往往“嫌贫爱富”，易造成生产资金周转不畅。除前期成本投入加大，规模经营仓储、销售等产后环节也存在较大市场风险，尤其是近年来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形势更为严峻。凤阳县种粮大户反应丰收时节粮食收储不畅，价格低迷，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宣州区明胜种植大户共承包土地74.87 hm2，从事水稻种植，建立育秧工厂，配置各类农机设备为农户提供育秧和农机服务，实现净收益60万元。尽管收益良好，但粮食产量多，仓储、运输和销售困难，为提高销售单价甚至不惜高额运输成本运至他省销售。

3.2 农户联合经营模式

农户联合经营模式有利于扩大社会网络合作，农户借助合作社的生产技术指导从而降低风险，在农资购买和农产品销售方面获得价格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兼业农户加入土地合作社能够有效保障土地经营收益，甚至还能获得分红收益，提升土地财产权益，增进经济福利。种养殖合作社统一“指挥”分散农户生产，壮大规模，节约了土地租赁成本和监督、激励成本。埇桥区群富甜叶菊专业合作社采用此种模式，主要从事甜叶菊种苗培育，统一指导农户育种、育苗，壮大合作社影响力，在当地形成良好社会效益。土地合作社与农户联合后不仅能够实现规模效益，还能以参股企业或提供生产性服务获得利润。从各地实践中看，农户联合经营模式是多方主体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横向联合的有效探索。凤台县禾谷香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与农户签订农田作业服务合同实行“订单作业”，实现农户与合作社共赢。利辛县云海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120余户，流转土地近18 hm2，托管土地约73.33 hm2，不仅充分发挥规模效能，也拓宽了农民致富道路。

但在实地访谈中也暴露出农户生产经营自主决策程度降低，联合属于短期契约维系，收益有限，利益联结松散等问题。此外，种养合作社虽然实力较强，但缺乏品牌创建意识和能力，仅靠生产原料的供应赚取中间价差，利润空间有限，市场谈判能力较弱，难以持久经营。土地托管经营模式下合作社以保证托管方的收益来吸引农户，必须保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管理经营经验指导农户生产，否则一旦失误将无法兑现收益。土地股份合作社承诺的利益分配形式是“保底收益+分红”，但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与“保底收益”之间存在矛盾，合作社作为中介将集体土地打包交给企业，农户对土地的经营方式、用途几乎无决策参与权，一旦承租主体经营失败，保底收益化为泡影，农户将成为直接受害者。

3.3 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

采用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有利于企业形成高标准的产品供应源，在由合作社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甚至能通过合作社监督、约束农户行为，提高农户组织化水平，节约组织成本。肥东县丰宝种养殖有限公司采用“农超对接”模式，带动农户从事规模化蔬菜种植，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分散农户经营效益。单个农户与企业缔结较稳定的契约关系，有利于吸收家庭剩余劳动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有效提高农户收益。宁国市天行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由青年创业者负责乌骨羊品种研发、精深加工和销售，农户按照企业标准化模式进行乌骨羊养殖，再由企业买断贴牌出售，企业年实现营业收入1 500万元，带动当地农户就业的同时为农户增收提供新思路。

合作社作为中间服务组织，有双重代理身份，为农户形成横向联合提供载体，为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中介，赚取农资价差和服务费用。埇桥区淮河粮食产业联合体以种业公司为龙头，共有植保、农机等5家专业合作社以及13个家庭农场，流转土地266.67 hm2，托管土地466.67 hm2，带动农户达4 000多户，有力地促进了合作农户生产成本节约和粮食增产。多元经营主体相对独立经营，又通过供应链关系形成风险共担、利益联接的联合发展，在各方主体的福利改进方面释放出乘法效应。

但样本区调研显示产业化联合体发育程度较低，采用联合经营模式仍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一方面，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理性经济人，在与农户联合的过程中往往将种植、养殖面临的自然风险转嫁给农户及合作社，且由于企业在市场定位和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及技术研究等前期投入成本高，风险大，也决定了在分享合作利益时必然是企业占支配地位，农户所能分享的利益有限。另一方面，企业对合作的农户及合作社经营规模有较高要求，农户无论通过哪种方式与企业联合，进入门槛都很高，通常只有经营规模较大，有实力的家庭农场和大户才能加入，因而这种模式所产生的福利效用惠及面较窄。农户主要是按照农业企业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处于被动经营状态，丧失决策参与权，即使存在合作社这一“集体民主”纽带，但作用有限，农户仍无法参与企业利润分配，难以改善“用脚投票”的局面。一旦市场行情出现大的变化，农户的谈判能力处于劣势，若企业违约农户只能接受压价或另觅其他途径，这种模式的收益保障功能就丧失。

另外，“在农超对接”模式中由于以高标准采购农产品，在对接时易出现“层层加价”，进入消费市场时销售量有限。通常超市为保证稳定高质量的供货源，倾向于多渠道选择货源，进一步限制了对单个供应方的采购量。因而，农户虽然通过与企业和超市联结获得一定经济收益福利，拓展了农产品销售网络，但这种福利增进效果仍非常有限。

3.4 不同经营模式下农户福利水平比较

农户独立自营模式下，家庭经济收益较小户分散经营有一定提高，福利优势在于农户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激发其经营积极性，利益分配有绝对主导权；农户联合经营模式下农户开始建立短期契约关系，优势在于社会联系扩大，经济福利提升明显；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福利优势则在于农户借助企业的社会网络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开展订单作业，有机会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每种模式各具特色，在不同功能活动中农户福利水平改善效果不同（表2）。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自营模式下农户拥有绝对独立的决策权、收益权，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无需激励和约束成本，家庭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现阶段这种模式高度灵活，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在经营决策自由度方面的福利改进效果最强。但农户自身的社会网络有限，土地流转合同随意性强，经营投入受制约，加上融资难、季节性用工短缺、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极易导致经营风险加剧。

农户联合经营模式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优势互补，合作社借助农户的分散土地整合形成“1+1>2”的规模优势，农户借助合作社的社会影响力开展订单生产或入股其他经营主体，让渡部分决策权换取部分市场主动性。农户经济福利较自营模式下有提升，但在决策自由度、用工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改进不及自营模式。这种依靠短期契约维持的合作农户能否获益与合作社是否规范运营及运营效果直接挂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表2 不同经营模式下农户福利水平对比分析Table 2 Analysis of farmers’ welfare level under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实现了垂直协作、纵向一体化联合，有利于减少市场交易费用。农户经济福利较前2种模式有明显提高，但准入门槛高，农户完全依赖于企业，经营决策权丧失且不能参与企业收益分配。若合作社未能发挥协调、联动作用，无法保障农户利益。

由此可见，若以农户福利改进为政策目标，在实践中应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农户福利改进措施，以支持不同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4.2 政策建议

农户自营模式下应加大对规模经营农户金融、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增强流转合同的执行力；完善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建设，积极培育有偿生产性服务组织，以现代化、专业化的全程生产性服务缓解用工短缺和生产设备、技术落后问题；引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规模，加强农业经营风险的认知和防范，培育着眼于市场，依靠技术改善生产的职业农民。

农户联合经营模式下种养合作社应增强品牌意识，提升市场竞争力，争取市场话语权，谋取可持续发展；土地合作社应规范管理，合理规避风险，保障农户基本土地权益；合作双方应增强契约精神，探索建立更为紧密的联合经营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向纵深一体化模式发展。

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各主体要在互利的基础上，尝试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建立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合体，形成完善的风险、利益分摊机制，充分保障农户权益；发挥合作社双重代理身份的功能，加强双方信息交流，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建立大宗、可持续的交易关系，稳定契约合作，降低资产专用性风险，为多方合作主体创造更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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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童成立）

Discussion on the operating modes of scale farml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A case study of Anhui Province

CHEN Chuan-jing, ZHANG Shi-yun, JIANG Ji-y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China）

Although various forms of scale management are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about whether they are worthwhile to improve farmers’ welfare.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seven counties in Anhu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analyzed farmers’ welfare under different modes of scale farml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scale management modes in Anhui Province, including self-operation mode, joint management mode,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mode. Under the self-operation mode, farmers own complete autonomy, and labor costs are relatively low; but the social resources are limited. Under the joint management mode, farmers sign contracts, have partial autonomy, and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but farmers suffer a risk of default. Und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mode, the corporations control the rights of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while farmers participate in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with reduced marketing costs; but farmers’ welfare depends more on the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rporations. Each mode has partly improved farmers’ welfare, but some limitations still exist. In self-operation mode, farmers should get more support and guid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to define their production scale moderately, and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risk-prevention of scale management. Under the joint management mode, planting cooperatives should develop the brand awareness, while land cooperatives should standardize management, enhance the contract spirit, and explore deeper integration. Under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mode, benefit-and-risk shar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joint stock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ves should work as intermediaries.

the scale management;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modes; welfare economics; farmers’ welfare improvement; Anhui Province

F303.3；F061.4

A

1000-0275（2017）03-0445-07

10.13872/j.1000-0275.2017.0023

陈传静, 张士云, 江激宇.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规模经营模式探讨——以安徽省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3): 44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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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SK2015ZD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85）。

陈传静（1992-），女，安徽霍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E-mail: 849855118@qq.com；通讯作者：张士云（1964-），女，安徽寿县人，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E-mail: shiyunjf@ahau.edu.cn；

2016-10-22，接受日期：2017-03-01

Foundation itteemm:: Major Project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Anhui Province (SK2015ZD13);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15YJA790085).

Corresponding authhoorr:: ZHANG Shi-yun, E-mail: shiyunjf@ahau.edu.cn.

Receeiivveedd 22 October, 2016; Accepptteedd 1 March,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