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钰

如果说对食物和繁衍追求是人类和其他生物所共有的天赋行为，那么对“衣饰穿戴”的需求，則可以说是退化了皮毛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对衣着的最初选择似乎都是就地取材的树叶和毛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衣料的追求也发生变化，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人类先后发明了纺织技术，而纺织所用的纤维也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其中使用最普遍的是各种麻织品，但是最具特色的当属古印度最先采用的棉花和棉织品，以及古中国长期特有蚕丝和丝织品。起源于中国的蚕桑丝绸塑造了整个大中华文化圈的衣饰文化，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标志，因而以衣饰需求兴起的“蚕桑”崇拜在中国兴起也是必然。

一、蚕桑崇拜的形成

蚕（图一），鳞翅目昆虫，古人最早把野生蚕茧剖开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采食蚕蛹，但是很快先民们就发现蚕茧更为重要的用途——从蚕茧中分离出的丝线，是绝佳的制衣材料。如果没有这段近乎传奇的经历，今天的蚕，可能会和它的各类近亲一样，被视为一种普通的蠕虫或蛾子任其自生自灭罢了。

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丝织品是河南荥阳市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片罗织物（图二），距今已有5600多年的历史。然而，人类关于蚕桑形象的刻画早在距今73007100年左右的蚌埠双墩遗址中就已有呈现。在距今5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枚带写实蚕纹的象牙杖首（图三），蚕的形象在当时等级极高且带有神权寓意的首饰上呈现，确证了在史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对蚕桑主题的崇拜现象。

此后，蚕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装饰品上，最常见的形式是玉雕的蚕形佩饰。考古发现最早将蚕的形象单独雕琢成玉器的现象，始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蚕和其他各种不同的动物造型一样，屡次出现在殷商时期的小型玉佩饰中。继起的西周对蚕的形象格外偏好，在贵族组佩、发饰、腕饰上经常能见到大小、形态、材料不一的蚕形玉佩，这种小型玉佩与西周饰品中常见的红玛瑙珠、碟形釉砂珠一样，有着非常灵活的搭配风格。春秋时期的蚕形玉佩数量骤减，风格也发生明显变化。战国时期，蚕形玉佩基本消失，汉代始见的金属质蚕形配饰也只是昙花一现，在此以后独立的蚕形配饰彻底消失。清代以后再度出现的蚕形配饰，已非出自原始的崇拜，只能称之为一种复古的表达而已，故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人类最早的衣饰需求，还只能使中国人对蚕产生必要的关注和好感。真正诱发了人类对蚕的哲学思考，是蚕的有趣的进化形态，蚕能“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的成长变化和吐丝造茧的功能，使其成为古人心目中一种带有“复活”“永生”的神格存在。正因如此，从被神格化的蚕所结蚕茧中缫制的丝线，以及用这丝线织成的丝帛也就同样成为一种神性的表现。所以在成书于舂秋的《国语》中将玉和帛并称“二精”，在祭祀先王的仪典中位列第二，在“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之上，到了战国时期，甚至还有“蚕为龙精”的说法被广泛接受，而从丝绸现世之初，就一直没有离开在古代象征无上权力的神圣祭坛。这也无怪乎战国思想家荀子在其《蚕赋》一文中称蚕可成礼乐、分贵贱，盛赞蚕能“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除了蚕以外，古人对“复活”“永生”的向往而产生的崇拜现象，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古埃及所崇拜的以蜣螂为原型的象征重生的圣甲虫，中国古代崇拜的可以金蝉脱壳羽化飞升的蝉等。古人对蚕的这种认识，可能也是战国以前蚕形玉佩大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二、不同时期的蚕形玉佩

（一）红山文化的蚕形玉佩

目前所见的蚕形玉佩多为实体的圆雕小件，始见于距今5000余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中出土了蚕形玉佩4件，与其在同一遗址出土或采集的玉器还有包括玉猪龙、玉鹗、玉鱼、勾云佩等在内的一百多件文物。出土的红山文化蚕形玉佩（图四）玉质呈青绿色，几乎不透明的蜡质光泽。蚕形背部呈圆柱状，腹部略呈扁平状，顶部平整，由阴刻环纹做口，双目为减地浮雕的微凸圆形，器身上半部用逐节减地法制成规则的凸弦纹，下半部光洁无雕饰，尾部向腹部微翘，呈圆尖状，两侧有直径很大的对钻圆孔。

综合多件考古样品和民间藏品来看，红山时期的蚕形玉佩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器型较大，通常大于此后任一时期的作品，图四展示的样品长7.98、厚2.6厘米，同一遗址中还出土过另一件长9.9、厚3.8厘米的蚕形玉佩，民间藏红山文化蚕形玉佩平均尺寸也较大，这是此后任一时期都没有过的。其二，侧面钻孔，在侧面近前端进行大直径横向对钻孔，这与后世的殷商和周代蚕形玉佩的钻孔位置有很大差别，蚕形玉佩最为盛行的西周，通常是在玉蚕头部下侧进行直角对接钻孔，殷商和舂秋时的玉蚕虽然存在个别侧面横向钻孔的样品，但是位置通常也在玉蚕头部的非显著位置进行。

红山文化玉蚕的这两种特征，或许暗示着当时的蚕形玉佩和殷商以来的蚕形玉佩在使用上有很大差别。出土了大量玉器的那斯台和牛河梁遗址在当时的建筑形态主要是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这或许说明红山文化的蚕形玉佩的首要作用可能是祭品或随葬品，而并非供人在日常佩戴的普通装饰品，其中还可能与当时的巫术或原始宗教有关。

（二）殷商时期的蚕形玉佩

距今3100-3500余年的殷商时期是中国古代制玉的第一次巅峰期，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苏埠屯和山东滕州前掌大等殷商大墓中都出土了数量繁多、品种丰富的各类玉器，其中殷商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玉器门类就是肖生玉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龙、凤、虎、牛、象、鹗、鱼、鹦鹉等诸多动物形象的玉器，但是出土的蚕形玉佩数量不多，公开的考古资料也相对较少。

其中比较典型的殷商时期的蚕形玉佩是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墟墓出土的两枚玉蚕，其中一枚（图五）为不透明的白玉材质，玉质应为当地出产的某种软玉，蚕长3.1厘米，圆头细尾，蚕身平直，通体等距刻画为7节，吻部刻画V字槽作开口。该蚕形玉佩出土时由丝织品包裹，与它一同出土的商代铜片上，还留有丝织品的痕迹。

蚕形玉佩出土数量较少并不代表殷商时期的人们不重视植桑养蚕，相反，“蚕”“桑”“絲”三个字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及的最早的汉字之一，有学者统计，这三个字在甲骨文全集中的记载高达15次，分别涉及农业、卜筮、国家统治和社会生产等多个领域，在现存的一片甲骨卜辞中提到“蚕示三牢，八月”，其所指的就是当时以隆重的“三牢”之礼（《甲骨续存补编》解释“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因此当时的“三牢”可能指用三头牛做祭礼）祭祀蚕神，这足以说明商代人对蚕桑养殖和丝绸生产相当重视。殷商时期蚕形玉佩数量不多的原因或许与当时艺术所要表达的诉求以及殷商本身的文化形态有关，纵观整个殷商的玉器乃至青铜器的题材，以龙、虎、鹗和其他展现威严的怪兽形象居多，另外也会出现一些奴隶、人头、兽首等奉侍或祭品形象，这两类题材所要表达的既非对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祈盼，也非对复活、永生的追求，它们所共同彰显的主题是权力，商代流行巫蛊卜筮，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有另外的世界，长生或复活对他们而言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死后也要与生前一样享有至尊的权利和威望，商代大墓中的陪葬品多为实用器，且有殉葬传统，在这些原因的多重催化下，蚕形玉佩或许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三）西周时期的蚕形玉佩

真正将对蚕形玉佩的喜爱发挥到极致的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西周有着一套森严而完善的宗法礼乐制度，礼乐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列鼎列簋”制度，通过规定饮宴时所能陈列的食器数量，对贵族的不同等级身份进行划分。在舆服方面，西周人首创了标志贵族身份等级的“组佩”制度，《礼记》描述当时的贵族“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佩玉为度……行步则有环骊之声”，西周组佩制度是首次以律法形式对贵族配饰使用和搭配方式的要求进行约束，为历朝历代舆服制度的编制开创先河并提供蓝本。

西周组佩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制式和等级，但是只要不出现僭越行为，在组配的具体装饰形态上还是有很多灵活，包括束绢形佩、盾形佩，以及兽面、龙、鸟、鱼、蝉、兔、贝等小型肖生玉佩，但是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丰富的一种当属蚕形玉佩。学者朱晓丽在《中国古代珠子》一书中提到，“周人对小蚕的喜爱无疑来自他们擅长的家蚕养殖和丝绸纺织，《诗经》中也经常涉及采桑养蚕的背景”，这诚然是蚕形玉佩在西周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背后可能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上文中已有所述及。

蚕形玉佩是西周最常见的玉器主题，在多个西周遗址中都曾批量出土，比较著名的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葬、陕西韩城梁带村西周墓地、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葬群和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渔国墓地，这些墓葬遗址中出土的玉蚕数量较多，品种也相对丰富；除此以外，山西曲沃晋侯墓群、河南平顶山应国墓葬等西周至舂秋时期的墓葬群中也有蚕形玉佩出土。

综合现存的考古资料并进行比对后发现，西周时期的蚕形玉佩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形制：

1.弓背直蚕形玉佩（图六），截面近圆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形似活蚕，蚕腹扁平，蚕背微弓，钝头细尾，图中样品为7节。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

2.曲弓蚕形玉佩（图七），截面近圆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形似活蚕，蚕身微呈曲弓形，蚕尾内翘，钝头细尾，图中样品为5节。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

3.尖尾弓蚕形玉佩（图八），截面近矩形，近首端侧面横穿孔。蚕身弓起，蚕尾内翘，钝头尖尾，图中样品为5节。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数量稀少。

4.弯弓蚕形玉佩（图九），截面近矩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蚕身呈弯弓形，蚕尾内卷，图中样品为6节。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较为常见。

5.直蚕形玉佩，截面近圆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图十），也有底部横钻孔样品。形似活蚕，蚕身平直，头圆尾钝，多细长。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和西周晚期的三门峡虢国墓地2009号墓、2012号墓等。

6.矩面直蚕形玉佩（图十一），截面为矩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蚕身平直，头方尾尖，多细长。该形象为对类型V写实玉蚕的抽象化表达，在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和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中均有出土（图十二），风靡整个西周时期。

7.矩面弓背直蚕形玉佩（图十三），截面为矩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蚕腹扁平，蚕背微弓，钝头尖尾，图中样品为5节。该形象为对类型Ⅰ写实玉蚕的抽象化表达，多见于西周中晚期，考古样品参考西周晚期的三门峡虢国墓地2012号墓出土的串饰。

8.矩面曲弓蚕形玉佩（图十四），截面为矩形，近首端顶部底部直角孔。蚕身微呈曲弓形，蚕尾内翘，钝头细尾或尖尾。形象为对类型Ⅱ写实玉蚕的抽象化表达，见于西周早期的宝鸡茹家庄西周弓加鱼国墓地、山东济阳刘台子墓葬，并延续到西周晚期，数量较多。

9.半月弓蚕形玉佩（图十五），截面近圆形，近首端顶部侧面三向穿孔。蚕身呈半月弓形，又似璜形，首尾相对，平首圆尾，图中样品为10节。目前仅见于西周中期扶风强家村1号墓。

10.有足蚕形玉佩大类，以上9类主要是按照玉蚕的形状和截面形态所做区分，基本已能囊括西周常见的蚕形玉佩。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形状与以上各类大致相同，但是蚕首下方刻画了胸足形象的有足蚕形玉佩。这类蚕形玉佩的穿孔通常也位于玉蚕头部下方突出的胸足与蚕身的夹角处。这类玉蚕既有形态高度写实的样品（图十六、图十七），也有像上面几类一样的抽象化作品（图十八、图十九），但是对胸足的刻画无疑使玉佩对蚕的表现更加严谨和明确。这些有足蚕形玉佩多见于西周晚期的各个墓葬，并延续到春秋时期，而且不同形制的玉蚕经常同时出土，故而将其合并作为一个大类进行探讨。

上述十类是西周时期常见的单纯玉蚕形象的玉佩，其中除西周晚期的个别样品外（如图十五、图十七），西周时期的蚕形玉佩通常都是长度在1-4厘米的小型配饰，而且纵观西周时期，蚕形玉佩的形象有精确化、抽象化的倾向。并且从雕刻工艺和使用材料方面来看，西周中晚期的水平也普遍好于早期。

除了这些单纯以蚕为原型的玉佩以外，西周时期，蚕的形象与其他元素交融后出现了一些相对特殊的衍生品。郑州大学的崔天兴博士曾专门撰文论述虢国墓地出土的驮鸟蚕身龙首玉佩（图二十），认为这件玉佩“如新郑春秋大墓的莲鹤方壶那样开创了春秋时代的精神先河”，并进一步分析了西周及以前龙纹蚕身玉器的文化渊源，这件玉器也是能印证“蚕为龙精”“玉帛为二精”等古代说法的实物证据，也是探寻玉文化、龙文化和蚕桑文化的传播与交融的关键环节。除这件文物以外，崔天兴博士和孙机先生还分别指出过另外的一些蚕与龙纹、虎纹等元素结合的西周玉佩饰（图二十一、图二十二），这些文物虽为蚕形玉佩所衍生，但是已不适合将其视作单纯的蚕形玉佩用上文提出的分类体系加以区分。

总体而言，西周是蚕形玉佩最为流行的一段时期，有关蚕桑丝绸崇拜的很多神话细节，可能也是在西周才正式定型并体系化。殷商时期的人虽然也祭祀蚕神，但是当时祭奠“蚕神”或“先蚕”可能只是一种没有确定身份的精神假托。《周礼·天官·内宰》记载，“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可见西周时对蚕神的祭祀就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礼仪被写入当时的指导性法律文件《周礼》，自此以后，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在仪典中写入“先蚕礼”。虽然不能确定西周时所祭祀的蚕神是否就是《史记》中提到的轩辕黄帝之妻，蚕神嫘祖，但是几乎能确定当时已经有了指向明确的蚕神，而且每年农历三月要由王后带领众妃嫔在北郊祭祀。此外上文中述及的蚕有关“复活”“永生”的含义，及其与玉文化和龙文化的关系，也都能从西周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

（四）春秋时期的蚕形玉佩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的前半段（公元前770-476年）即为春秋时期，这个阶段是中国由“宗法礼乐大一统”（西周）向“群雄争霸百家争鸣”（战国）转型的过渡阶段，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孔子，将这段时期描述为“礼崩乐坏”。此时周王室对分封诸国的约束力量不断减弱，僭越行为屡见不鲜。

春秋初期，西周晚期流行的蚕形玉佩（图二十三）仍不难见到，但是金声玉振、环佩相鸣的优雅已经不再适合图谋霸业的春秋，由宗法和神权支撑的社会信仰也越来越世俗化，不多时春秋各国都自发从《周礼》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这种改变影响到衣饰风格，玉组佩作为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虽然未被取消，但是舂秋时期的人对其作了一系列的简化，减少了不便佩戴的项饰和组佩中独立配件的数量，实用性不强的蚕形玉佩自然首当其冲。很多舂秋时期的佩饰上直接不再搭配蚕形玉佩，少数保留下来的蚕形玉佩也更加抽象化，并在组佩中扮演璜（图二十四）或觽（图二十五）等有实际作用的角色，而且器型也相较西周有所加大。

蚕形玉佩战国以来几乎绝迹，有关这一点，可能与战国时蚕桑丝绸被去神格化有关。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认为，在生产力的进步和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双重推动下，丝绸在战国时期已经变成一种商品，虽然仍然非常昂贵，但是已经被世俗化了。因而植桑养蚕的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再加上西周时期的组佩制度在此时已经整体衰落，与蚕形玉佩搭配的主体装饰物已不存在，蚕形玉佩也就随之没落。

但是蚕的形象并未就此消失。战国到汉代的玉璜和玉壁上经常见到一种被称为“卧蚕纹”的装饰纹样，有学者认为是对蚕的抽象演化而来，不过这个说法尚存争议，由于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故不赘述。而1984年从陕西石泉县出土的汉代鎏金铜蚕（图二十六），则确为写实程度非常高的重要文物。此后，在河北定州市静志寺塔地宫也出土了两枚汉代的鎏金铜蚕，现藏于定州市博物馆。另据《后汉书》记载，“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此后的其他古代文献也侧面证实春秋至魏晋间，贵族墓葬中常有金质或铜质蚕形文物陪葬的现象。从现存考古资料来看，这些金属的蚕形文物高度写实，且都没有穿戴孔，显然不是佩饰。上海交通大学唐启翠博士结合蜀王蚕丛的传说和“嫁金蚕”的典故，认为“金蚕具有保护促使春蚕繁孳的功能，俨然就是蚕母神的物化”，并且金蚕虽非货币，在古代却可能有金蚕能致富的相关理念。这些理念已经与西周时期对玉蚕的崇拜有很大变迁，因此本文认为不宜等同而论。

当蚕形玉佩在中国已然销声匿迹的时候，地处中南半岛的缅甸却在当地发展出了另一种非常类似的配饰（图二十七），这类配饰常用当地的一种绿色软石制作，除了类似蚕蛹的形象以外，还有象、虎、怪兽等形象。美国学者贾梅·艾伦（JameyAllen）将这种类蚕形的石质配饰称为“蛴螬（grubs）”，认为这种配饰带有强烈的骠文化（Pyu）色彩。这种蠕虫形象通常身形平直，而不似蛴螬那样身形蜷曲，而且据蒋猷龙教授考证，缅甸可能在3世纪时已在蜀汉的帮助下发展蚕业，中南半岛使用野蚕茧缫丝的历史则可能更久，因此不排除这种佩饰是以蚕为原型的可能性。不过，长期以来，这种地方配饰只在当地流传，不为外界所知，而且缺乏足够的考古与文献资料来证实其制作年代，故而在此只对其简单提及，不再进行深入探讨。

三、西周蚕形玉佩的使用方式

上文分别对古代蚕形玉佩产生的思想基础和不同时期的蚕形玉佩进行了简要梳理，但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蚕形玉佩在当时到底是如何搭配和使用的。

蠶形玉佩在西周时期最为流行，在当时的大型贵族墓葬中，有时一次就可出土数十枚形形色色的蚕形玉佩。从目前的考古资料上来看，它们常与珠子或其他诸如玉贝、玉鱼、束绢形佩、觽形器、带纹饰的玉勒等其他小件一起作为组佩的点缀（图二十八），西周时期的蚕形玉佩在组佩上并没有固定的用法或搭配形式，有时甚至不考虑其对称性（图二十九）。

不过有些时候，蚕形玉佩也可能作为主体和西周时期常见的圆桶形或竹节形红玉髓珠穿缀在一起，作为组佩体系之外的腕饰（图三十）或项链（图三十一）使用。很多出土的蚕形玉佩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甚至有残损样品被修复后继续佩戴的现象，结合西周时期的丧葬风俗可知，大部分出土的蚕形玉佩及其搭配成的首饰有可能本身就是墓主人的生前爱物。因此，这些首饰的搭配形式及其与其他珠玉佩饰的组合，很可能本身就是墓主人当年自行选择和设计的。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中的201l、2012号墓的墓主人，分别是西周晚期虢国君主虢季的太子（2011号墓）和夫人梁姬（2012号墓），这两座墓葬中在两位墓主人的腕部各出土了两串非常完整的精美手串（图三十二），这四串腕饰乍看上去风格类似，仔细观察却能发现它们所选用的佩饰有很大不同。2012号墓出土于墓主人右手边，这串包含21件组件的腕饰包含1件兽首形佩、1件鸟形佩、9件蚕形佩、2件蚱蜢形佩和8件玉管；2012号墓4左手腕饰则由红玉髓、釉砂和绿松石珠穿綴而成。相比之下，2011号墓出土的2件腕饰则都是由兽首形佩、红玉髓和绿松石珠穿缀成的，两条腕饰上共使用了14枚兽首形佩。这两个墓葬出土腕饰的显著区别，可以体现当时男性和女性在饰品选择乃至审美观点的不同，意味着两位身份不同的墓主人有截然不同的诉求——2011号墓的墓主人为虢国储君，处在其所辖领地的权利巅峰，因此他本人或者为他送葬的人希望使用兽首形佩，来彰显他生前死后的威严和权力；2012号墓的墓主人为虢国夫人，虽然有着母仪天下的崇高地位，但是作为女性，她在当时不宜过分彰显权力，而且她本人可能喜欢生动活泼的肖生玉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右手腕饰上占绝对主体的9件蚕形玉佩，也说明在“男耕女织”的社会整体环境下，女性在当时需要承担的本分。

蚕形玉佩只堪称蕞尔小器，曾经的辉煌也已逐渐弥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蚕桑文化和丝绸为中国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却是永恒的：自7000年前的先民们发现蚕桑和丝帛之日起，珍罕的丝绸就一直被人敬为上天的恩赐，祭坛上的蚕和丝绸乃至桑树都纷纷被赋予神格，自此，蚕便成了能“屡化如神”的重生信符，丝帛也成为与玉并称的“精物”；到战国以后，人们逐渐对蚕和丝绸的认识更加理性化，仅存的有关蚕桑的祭奠之诉求也更加实际，与蚕形玉佩有关的信仰基础不断流失，蚕桑丝绸行业逐渐演变成一种经济行为，丝绸也从有身份限定的祭品逐渐演变成单纯的财富；但是此时，精美昂贵的丝绸却在对外交流和国际事务中扮演了另一种重要角色，“玉帛”从先秦的祭祀礼器逐渐被赋予了和平友善的重要标识，而从陆上和海上输送到西方的丝绸也使中国成为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人神往的圣地，无怪乎李希霍芬将这条贯穿东西方、串联整个旧大陆文明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种来自远古的文化推力直到今天仍绵绵不绝，我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和崇尚“君子比德于玉”的传统文化号召，还在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至此，似乎已经不再能看到蚕和蚕形玉佩的身影，其实不然，“蚕为龙精”，关于蚕的原始信仰从未湮灭，只是被古人融会而内化到每一位龙的传人的骨子里去了。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