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亮

高步瀛与吴汝纶交游考—兼论吴汝纶对高步瀛之影响

刘晓亮

高步瀛（1873-1940），字阆仙，又署阆轩，直隶省霸县辛店乡北庄头村人（今河北省霸州市）。著名《选》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家、礼学家、考据家、教育家等。目前学界关于高步瀛之研究多集中于一些生平、治学特点介绍①关于高步瀛之生平介绍，主要有：1.程金造《霸县高先生行状》，《国文月刊》1948年第69期；《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回忆先师高步瀛阆仙先生》，《学林漫录》(十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2.余嘉锡《高阆仙先生墓碑铭》。3.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高步瀛先生评传续》，《北华月刊》，1941年第5期、第6期，收入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4.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五期，民国59年11月。5.姚渔湘《高步瀛的思想与著作》，《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八册，大陆杂志社，1967年。6.顾学颉《笺证、考据学大家—高步瀛先生》，《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7.万福增《河北真儒高步瀛》，《河北历史名人传·科技教育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聂石樵《古经史学家高步瀛》，《励耘学刊》(2007年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9.孙继民、吴宝晓等《燕赵历史文化名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民国学案·高步瀛学案》，张岂之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11.赵成杰《高步瀛交游新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2期。，另就其《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文选李注义疏》等主要著述予以分析研究。但对于全面把握其生平著述、学术思想等，尚待专门研究。对于其师承，皆简单介绍师事桐城吴汝纶（1840-1903），但对二人交接之细节、吴汝纶对高步瀛之影响，并未予以详细钩沉。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对二人之交接作一回顾，并分析吴汝纶对高步瀛之影响，以此个案来见出晚清民国时代变幻背景下学术的传承与开拓。

一、高步瀛与吴汝纶之交游

在高步瀛一生中，可称为其“老师”者，除鄚州黄秉钧②高步瀛9岁丧父，母亲张太夫人携其至安新外公家，得识黄秉钧（字心权）先生。“黄先生奇其聪明才智，大爱悦之。”（《霸县高先生行状》）外，便是桐城吴汝纶。高步瀛与吴汝纶之交往非常短暂。光绪甲午（1894），高步瀛中顺天乡试举人。中举后，每月至保定莲池书院受学应考。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重视地方教育，为倡行“古学”，先后聘请了黄彭年（1824-1890）、张裕钊（1823-1894）和吴汝纶等主持莲池书院教学，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③据刘春堂《莲池书院碑铭》云：“同治初，合肥相国节临是邦，聘贵筑黄子寿先生主讲，先生立学古堂，增课经古。……燕赵儒风，为之一变。先生既开风气之先，张廉卿、吴挚甫两先生联镳接轸，皆以古文经济倡后学，数年以来，北地士风，蒸然日出，三辅英俊多出其中。”。

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的时间是光绪己丑（1889）至光绪辛丑（1901），而高步瀛在莲池书院受学应考的时间是光绪甲午（1894）至光绪辛丑（1901），故二人得以相知。程金造记载吴汝纶“阅先生（指高步瀛）骈俪之文，尝自叹弗如。然先生自从吴先生学，益攻本源，而为文遂擅骈、散两家之长矣”。④程金造《霸县高先生行状》。然尚秉和谓：“君恨不受业于桐城吴挚甫先生，乃即其遗书而私淑之，尽得其传。”⑤尚秉和《高阆仙先生传》，《民国人物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66页。“恨不受业”、“私淑”之说实不合吴、高二人之交接。

莲池书院的教学虽仍以传统的应举之课为主，但因吴汝纶对时局的观察，已开始引入英语、日语等西学课程。高步瀛在莲池书院的时间虽短暂，但亲得吴汝纶之教诲，又有莲池诸同学之相互切磋，为其日后的为文著述及行事做人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关高步瀛与吴汝纶之交接，还需弄清楚一段史实，即高步瀛留学日本与吴汝纶之考察教育是否有交集。

一九○一年，莲池书院在义和团运动的破坏下被迫关闭，吴汝纶回到家乡。但旋即（1902年2月）被张百熙推荐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于是年七月二日至十月十八日，用三个月的时间对日本教育进行了考察，写成《东游丛录》一书。莲池书院的停办，也阻断了高步瀛等莲池学子的继续深造。王森然及《中国近代学人像传》明确指出高步瀛于一九○二年赴日本留学，姚高淑芳、程金造用了“寻”、“旋”等表示时间很快、不久的副词。但皆未交代其归国日期。若此等叙述属实，吴汝纶与高步瀛在日本期间存在交往的可能性。

一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日本宏文学院创办人嘉纳治五郎启程视察中国⑥宏文学院之创设经过，此次嘉纳治五郎访问中国情况，可参大江平和《宏文学院与中国留学生生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按，宏文学院乃为日本迎合中国留学生学习的需要而设，故1902年初建时名为弘文学院，但因避“弘历”讳，1903年改称宏文学院。。八月二至五日，与清诸要臣进行了会谈，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应该缘于此次会谈，袁世凯遂决定派遣直隶学子（官绅）赴日留学。

据相关材料，高步瀛留学日本宏文学院所学的是速成师范科，同学包括陈宝泉、张良弼、王振垚等。宏文学院的教育分普通科（以日语为主科，以地理、历史、数学、理科为副科，学制3年）和速成科两种，速成科的课程因需而设，如师范、警务、理化学等。学习期限也因时而定，分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等。每年九月十一日开学，七月十日毕业。学年途中来的学生，则随时插入根据学生出生地而编排的班级。

高步瀛为张良弼写的《获鹿张君墓表》有云：“予与张君佑卿，习教育学于东瀛。毕业又同逆旅居。是时皆膺省视学之命。”①《国学丛编》，第1卷，第5期，1932年。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课程里包括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制度等，正合高氏《墓表》所言“习教育学”。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严修开始第二次考察日本，至八月归国。据其日记七月二十八日载，高步瀛与张良弼、徐毓生等于是日晚曾先后拜见严修②严修《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以此往前推，根据宏文学院的学习时间、速成科的学习期限，一九○四年七月高步瀛尚在日本，即使其选修的是一年半的速成师范科，亦与其一九○二年出国留学的时间相差较远。因此，王森然及《中国近代学人像传》所记高步瀛于一九○二年出国留学应有差错。高步瀛出国留学亦应该是一九○三年，而且应与张良弼一样，同受胡景桂选派，归国时间则在一九○四年八月以后。

另有学者交代，“1903年9月，直隶学校司以举人秀才为合格，共选派23人（保定13人，天津10人），由王景禧率队赴日留学。”这批人所入学校即宏文学院，其中“保定13人”含高步瀛。③天津的10人是：陈哲甫、陈筱庄（即陈宝泉）、胡玉孙、李琴湘、华芷龄、郑菊如、俞义臣、徐毓生、刘宝慈、刘宝和，由严修选送。保定的13人是：王振世、王倬、高步瀛、吴蔼宸、赵次原、崔谨、马晓珊、张良弼、路雨三、周学章、王宋坡、张文澜、胡源汇，由保定学校司选送。这些人都被安排进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参樊囯福：《留日学生与直隶省教育近代化（1896—1928）》第四章《近代师范科留日学生与直隶省师范教育近代化》，河北大学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由此亦可证明上面关于高步瀛出国时间的推断属实。而吴汝纶与高步瀛二人在日本的时间没有重合之处，也不可能有所交往。

二、吴汝纶对高步瀛之影响

纵观高步瀛一生的教育行政、大学任教以及为文著述，吴汝纶对其影响颇深。

吴汝纶

高步瀛

（一）古文的学习、研究与推广

桐城古文为有清一代之“显学”，其在晚清民初的传衍，不仅简单地表现为与骈文派、新文学革命派、白话文等争胜上，更多的表现出对延续传统教育及面对过渡时代思想转型的一种担当，当然也含有争夺政治话语权的努力。作为桐城后学之一大宗师，吴汝纶不仅系统地传承桐城古文的传统，继续加深对古文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古文创作实践与风习引领、培育后学与奖掖后进等方面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有学者分析称“桐城末学”“因古文创作追求的差异，以及师承交游的复杂联系，形成了以吴闿生（1877-1950）与姚永朴（1861-1939）为中心的两个创作群体”，其中高步瀛被划到吴闿生一派。①石珂《桐城末学的群体构成与唐宋古文接受》，《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这“两个创作群体”的“老师”皆为吴汝纶②据吴闿生介绍：“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馀年，文章之传则武强贺先生（按，指贺涛），诗则通州范先生（按，指范当世）。……二先生外，则有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方守彝伦叔、王树楠晋卿、柯劭忞凤孙，咸各有以自见。其年辈稍后，则李刚己刚己、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步其诰芝邨、赵宗抃铁卿、张以南化臣、阎志廉鹤泉、韩德铭缄古、李景濂右周、王振垚古愚、武锡珏合之、谷钟秀九峰、傅增湘沅叔、常玉璋济生、尚秉和节之、梁建章式堂、刘培极宗尧、高步瀛阆仙、赵衡湘帆、藉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等，皆一时才生。”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寒碧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按，邢赞亭亦回忆道：“吴先生时，李刚己名誉最著。……其他如吴镗凯臣、刘乃晟平西、刘登瀛际唐、魏兆麟徵甫、赵宗抃铁卿、齐福丕懋轩、赵衡湘帆、王仪型式文、王振垚古愚、贾恩绂佩卿、傅增湘沅叔、谷钟秀九峰、常玉璋济生、武锡珏合之、李景濂佑周、梁建章式堂、韩德铭缄古、尚秉和节之、马鉴滢筱珊、杜之堂显阁、刘培极宗尧、刘春堂治琴、刘春霖润琴、王延纶合之、王笃恭琴南、高步瀛阆仙、藉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邢之襄赞亭等，皆其著者也。……民国成立之后，莲池囊日同门，寓居北京者尚有二十馀人，时为文字之饮。”参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莲池俊秀》，《河北文史集萃·教育卷》，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8页。姚高淑芳亦云：“吴先生旧学淹贯，而不罔夷新知。故与父亲同列吴先生门墙各人，如：傅增湘（沅叔）、谷钟秀（九峰）、藉忠寅（亮侪）、邓毓怡（和甫）、尚秉和（节之）、梁建章（式堂）、李景濂（又周）诸先生，无不贯通经史，穿穴新旧。”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第41页。。高步瀛之于古文学习、研究与推广受吴汝纶之影响颇深。

此处吴闿生描画了一幅清晰的“桐城古文后学图”。高步瀛擅骈文，时人称其“当代第一人”、“三百年来，无与伦比”。③见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引靳极苍、陈垣语。入莲池书院后，跟随吴汝纶习古文，可惜今难以见到高步瀛之古文创作。但高步瀛主讲北平高等师范（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沈阳）萃升书院等院校时，所用教材皆为其编选之“散文选”，从中可探究其师承。

桐城派自其初创，即注重通过编选选本来宣传桐城“风尚”，构建桐城诗学、文章学之统系。高步瀛亲承吴汝纶之教诲，与莲池诸子多有交游，对其人之著述多有耳闻目睹。桐城末学所编选的选本，如吴汝纶编《古文初学读本》、李刚己编《中小学堂古文词读本》，姚永朴、姚永概合编《历朝经世文钞》，吴闿生编《国文教范》等大抵为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节本”，或根据二书之体例编辑。高步瀛治学喜《文选》与《古文辞类纂》，其“历代文举要”④高步瀛“历代文举要”自先秦始，延续到明清，其中《唐宋文举要》于先生生前已出版，迄今共出四版。1987年以来，中华书局组织专人先后整理点校高步瀛存于中华书局的遗稿《散文选（先秦部分、两汉部分、魏晋部分）》、《经史诸子文选》、《骈文举要》、《南北朝文举要》，以《先秦文举要》、《两汉文举要》、《魏晋文举要》及《南北朝文举要》为名出版，却未见《明清文举要》。可以说是对《文选》、《古文辞类纂》等选本的节选，并结合自己对“文”的理解而有所损益。通过将历代文举要选文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相较后亦可发现这种传承关系。⑤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

因此，作为“选本”，历代文举要实际上是桐城文派的现代传衍，但由于高步瀛本人对“文”的理解及其所处时代、所培植的学术思想诸方面的影响，又表现出对桐城派的“矫正”，对当时各种“派系”争胜的回应。高步瀛曾说：“窃尝谓今日为学，门户之见不可存，而门径之辨则不可不审。区区文艺，特其一端云尔。”⑥高步瀛《海客漫录》，《京师教育报》第七期。

在对选文的笺注上，高步瀛亦继承了吴汝纶等桐城先贤之学术思想。高步瀛曾云：“古来文章家，未有不精于小学者。司马长卿作《凡将篇》，扬子云作《训纂》，皆邃于六书，故其为文，瑰丽奥博，雄视一世。至唐之韩柳，其文中用字之法，合乎古谊者尚多，故能为文家不祧之祖。为文章而不明小学，如无源之水，虽偶可窃名一时，而不足以垂久，此可断言者也。”吴汝纶亦主由训诂通文辞，为文倡“雄奇瑰玮之境”⑦吴汝纶《与姚仲实》有云：“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51页。，一生致力于点勘经史文章。由考据明义理，再臻文章之佳境，此乃桐城派文章之“法门”。高步瀛之选文笺注，正是以此“法门”为据，期以指示后学。

高步瀛对吴汝纶之古文评点、考证亦深信不疑，在其“历代文举要”、《文章源流》等作中多有引录，如贾谊《陈政事疏》所谓“可为长太息者六”，吴汝纶考正应为“可为长太息者三”；再如吴汝纶评贾山《至言》谓：“语语有崩云坠石之势。”⑧《两汉文举要》，高步瀛选注，陈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李景濂（1869-1939）在《吴挚甫先生传》中指出：“故其（吴汝纶）为教也，一主乎文。以为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远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在吾目中。”为何要知古圣贤豪杰之精神意气？是因为：“欧美之学，号为文明，明有馀而文则不足；吾国周、孔之教，独以文胜。后世失治，由君相不文，不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无由化裁通变以为民用。”①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131页。王森然（1895-1984）曾交代高步瀛“独不喜今文家，以为意主用世，而缘饰经术耳。此可见先生笺注历朝文之微意，与其治学之态度矣”②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高步瀛之“微意”正源自吴汝纶之“一主乎文”。

《唐宋诗举要》

《唐宋文举要》

（二）学术研究的方法与思想

高步瀛治学尚考据学，远绍乾嘉诸子，近得吴汝纶之沾溉，其成就得到时人之称赞。程金造提到，高氏出殡当日，“沿途有日本国人照相。因为日本学人，认为广东黄节晦闻的诗学，桐城吴闿生北江的古文，和高先生的考据，称‘中国三绝’”③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

据高步瀛的同学邢赞亭（1880-1972）回忆：“光绪四年，贵筑黄彭年子寿重领讲席，始增经古课，崇尚‘朴学’。”④邢赞亭《莲池书院回忆录》，柴汝新编《莲池书院研究》附录1，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341页。黄彭年还开设考据学课程，设立学古堂。黄彭年之继任者张裕钊，亦注重考据、辞章。吴汝纶主持书院时，经过努力，建立了莲池讲学院。现藏保定图书馆的保定协生印书局所印清光绪刻本《莲池讲学院讲义附课艺、肄业日记》，内容涉及文学、周礼要义、尚书衍义、史记举要、文章源流、周易尚氏学、春秋左氏传、诗经。从重视宋明理学到以乾嘉考据学及桐城学术为尚，吴汝纶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书院诸生亦深得其传。

高步瀛任教北师大时的学生顾学颉（1913-1999）曾追忆自己在师大学习及受高先生指点之情景：

初入师大时，颇有志于作专门研究、撰述，曾与同学卢南乔（振华）等拟集注《史记》，为读书研究的目标。向高先生陈述了这种愿望，请他指导。没过几天，他就开列了最主要的读书目录数十种，教我们循序一一对照《史记》阅读，作出札记，记其要点、心得和问题，到一定时间，交他批阅。并嘱告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要一个一个问题彻底理解、领会前人的意见，以及自己的看法，等等。按照他的指导，我们确实读了不少考证家（以清代人著作为主）的书，作了不少卡片、札记。⑤《笺证、考据学大家—高步瀛先生》，顾学颉《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师友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从这段回忆中即可看出高步瀛用以指导学生的问学之法亦倾向于清儒之考证。王森然谓“先生于学无不窥，所主大致以汉为归”①王森然《高步瀛先生评传》。，程金造谓“先生治学，宏通精博，一以徵信为准”②程金造《霸县高先生评传》。，“先生的考据，既精且博。所谓博是于书无所不读，……所谓精，是有宏通之识见。”③《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这些学术思想与方法，皆有得于莲池先师及吴汝纶之影响。

（三）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

吴汝纶是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在其任职期间，“欧风美雨”早已刮遍了中国。旧式科举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已不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更不能抵御外族之侵略。而莲池书院作为北方一大教育重地，又有李鸿章、袁世凯等大吏的先后支持，故在学堂改制上，不仅走在其他书院前列，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吴汝纶是清末民初教育改制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④吴汝纶曾谓：“科举不改，士皆专心八股，无暇他学，最足败坏人才。”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暨南大学特藏室藏清光绪甲辰刻本。，并主张用西方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⑤吴汝纶谓：“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65页。，聘请外籍教师，开办外文学堂。对西方的知识，如“格致之术”，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说：“国势孱弱，非尽当国者之过，乃吾辈学校中不能培壅真才，所学不能应时用，以此致贫致弱。虽江河日下，亦缘学问不讲，无能知其非者。变易风气，诚非居下者所能为役，若各尽其势所能，则惟相勉为有用之学，庶其近之。其西国格致之术，实能弥补造化。”⑥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第283页。中国之所学不能为“时用”，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清末是众多“睁眼看世界”之士大夫共同的眼界。

吴汝纶虽病逝于一九○三年，但其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却深深影响了高步瀛等吴氏弟子⑦有关吴汝纶之教育思想，可参吴洪成等《试论近代教育家吴汝纶的事业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28卷第2期。。一九○四年五月，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一九○四年七月，学校司改为学务处。高步瀛归国后受严修聘用，任直隶学务处顺天府查学员⑧参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九○五年十二月六日，设立学部；十二月二十八日，严修升学部右侍郎，翌年转左侍郎。一九○六年四月，直隶设提学使，下辖视学六人、图书课等部门。故高步瀛应在一九○六年四月后做视学。后高步瀛被严修调入学部，学部辖有图书司，其中有编译科，高步瀛所任“图书局编纂（编审），应为编译科之职责所在。民国成立，高步瀛任教育部佥事，又接替夏曾佑（1863-1924）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等职。这些为其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任职直隶学务处时，高步瀛与公所图书课副课长陈宝泉合编面向普通民众的读物《国民必读》（三编）⑨是书由直隶官书局刊印发行，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民教相安》⑩是书由北洋官报局印行，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及《国民镜》，来“宣导民俗”。与吴汝纶一样，重视西学，尤其是工商业等“实业”。对西方的物理学等，高步瀛亦与时进步，运用到自己的选文笺注当中⑪高步瀛笺注《天下》“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引孙诒让《札迻》考证“卑”。加按语云：“地上皆天，故天与地卑，推之无垠，则山高于泽，为数甚微，故曰：山与泽平。如地球之上，虽有高山深渊，而不碍地球为圆者，以其高深之差数甚小故也。山泽之平即同此旨。”笺注“南方无穷而有穷”，谓“此地圆之说也”。笺注“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谓“亦地圆之说也”。三次以西方的“地圆说”为据来笺注古文。详高步瀛选注，胡俊林点校：《先秦文举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7、148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吴汝纶对古文教育的提倡，包含着“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化裁通变以为民用”的追求，通过学习古文来构建人的思想世界，来达到社会之“治”。高步瀛编选笺注散文，亦蕴育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如其于“九一八”事变前夕笺注《哀江南赋》所表达的“哀江南情结”，通过笺注《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所传达的奋战精神、“国计民生”思想等，让我们见到了一种深谙民族大义的“真儒”精神。

一个人之治学理路及思想趋向除了从其著述和出处来窥探外，亦可由其所处时代之思潮、围绕其身边之学人圈来予以反观和判断。高步瀛所处的时代（1873-1940）中西碰撞、新旧交织、政权变革、体制维新、民族战争等，这些从大的背景上“范围”着高步瀛之治学与为人；而其师承，则具体影响着他的为学与为人。

“予少时习举业”，“后稍读清儒考据家书”⑫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受黄秉钧启蒙，得吴汝纶指点，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治学根基在于清儒之学。就学莲池书院，得吴汝纶之教诲，为其学术统系的构建提供了契机。故高步瀛一生尊称吴汝纶为“吴先生”、“先师”。高步瀛虽不认同“派系”之分，但其对于“师承”却供认不讳，体现了他的尊师重道。也正因此，我们才得以由高步瀛来上窥吴汝纶，乃至桐城派及中国学术传统。作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个“个体”，高步瀛也以自己的实践“注解”了群体的面相。

约稿 责编 周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