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1日，我在洛杉矶获悉林少忠老师逝世的不幸消息，十分悲痛。

在先生去世后的几天里，通过“微信群”，我密切关注着与先生相关的所有消息，多次读到了纪念林老师的信息和文字，也引起了我的绵绵回忆。

我和林老师的交往并不算多，但是，先生的来信和面教，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和人生态度。先生的许多话语言犹在耳，至今记忆犹新，印象难以磨灭，必将终身难忘！

2016年6月2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微信里写到：上午在八宝山送别林少忠老先生，出席仪式的除家属外共计30余位，不是协会出身的摄影人有郭延民老师和唐东平老师等几个人。来的人实在太少了！当然，我无意责备他人，我自己也未能为老人家送行，我只能感到深深地痛心和内疚！

我盯着微信里发布的告别仪式现场图片行注目礼，挽幛横幅上写着的“永遠怀念亲人林少忠”九个大字，也多少代表了我的心声！我再一次体验着如同亲人去世般的悲痛，心里的感受如同当年我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时得知我所敬爱的外祖父去世，悲伤、痛心，可是却欲哭无泪，无可奈何！

转眼之间，林老师去世快一年了。

关于“纪实摄影”、“直接摄影”概念的引进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一次翻出林老师近20年前给我的一封来信。

盛希贵同志：

寄去几个资料，供你参考，也请你指正。

《试谈纪实摄影》是我整理的一个资料，是94年为名为纪实摄影的理论年会写的。我写东西容易绝对化、单线考虑，往往对问题的复杂、变化、立体交叉性考虑不足，容易带来绝对化的后果。此文也有一点如此。

《论纪实摄影》是我提到的那本书的前言摘译。是当时电影出版社王慧敏同志所译。过了十几年，我也未核对她译的是否准确。前此（此前）《国际摄影》曾把documentary photography译为文献摄影。

另外，我一直想，20年来通过译介，大家经常使用许多外来词语，如决定性瞬间等等。但有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谢汉俊同志译为如实摄影）。它是实际上人们大量从事拍照的一种方式，包括生活照、新闻、报道…… 纪实摄影概念一经译出，就被人误解了，实际上是把纪实摄影误解成直接摄影了，即把所见如实拍摄、不加变型（形）、不加后期变化的那种摄影（当成了纪实摄影）。其所误解，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没有straight photography这个概念。有的只是文学中的写实主义等等。人们望文生意（义），见个实字，就理解成写实（主义）摄影了。你看是否就是如此？所以，我想，你如有空，不妨写篇关于直接摄影的文章，会对大家有帮助的。你以为如何？这个问题罗（美国人，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著《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中几处讲到，惜该书译印估计年底才能开始，像蝎一样的进度。

如果你愿介绍，我希望实话实说，不要搞名词思辨，不要考究几种译法，几种说法的对比评价，那样把人的头脑弄得昏昏的，加大了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对拍照的摄影界没有帮助。你以为如何？

敬礼！

林少忠

1998年4月7日

重读这封信，我的感受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翻译、写作和编辑都必须认真严谨，documentary photography（纪实摄影）的译介是个令人遗憾的历史遗留问题。

林少忠老师的谦虚却深刻的“反思”值得每一位文字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绝对化、单线思考，往往对问题的复杂、变化、立体交叉性考虑不足，容易带来绝对化的后果”，这何尝不是大多数写作者和大多数文章的通病—不求甚解、以偏概全、非此即彼，断章取义、曲解妄言、口出狂言，这样的文风难道不是今天大多数文章的特色？包括对于“纪实摄影”概念的理解和论述，有些作者就是在做着林少忠老师早已反思过的事情，而且罔顾历史和过程，凭空想象，妄言杜撰！

对于王慧敏的翻译，“过了十几年，我也未核对她译的是否准确”，文字中透露出他的悔意。作为编辑，对于翻译稿件，是应该认真核对原文的。加上此前《国际摄影》曾把documentary photography译为文献摄影，这就导致了对“纪实摄影”理解上的许多误解和偏差。

口头上说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纪实摄影，对我而言，感觉好像更多地还是为了提携我这个粗通英语的晚辈，林少忠老师还专门给我寄来了由美国时代-生活丛书编委会在1970年编辑出版的《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书，让我研读后加以介绍。后来，我写了《读纪实摄影》一文，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1998年第12期。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关于中国摄影界引进“纪实摄影”概念过程的记述和理解还是莫衷一是。

现在网上流传着鲍昆的说法：“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肖绪珊访问美国后，在《大众摄影》连发三期《谈西方纪实摄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纪实摄影的历史和现状。她的文章，给年轻一代的摄影师许多有益的启示，纪实摄影开始暗流涌动。”（鲍昆：中国纪实摄影的历程）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容以后再论。

关于前述各位研究者在介绍“纪实摄影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比较而言，曾璜的说法应该更加接近事实。“‘纪实摄影这个词最早是1980年代初期《大众摄影》杂志的高级编审王慧敏（按照林少忠老师信中的说法，王慧敏应该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作者注。）在介绍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书时首次使用的，它特指的是西方摄影领域一种已经成熟的摄影形式。随后，我国第一位新闻摄影专业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少华在做他的毕业论文时，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这种摄影形式。当时，他和他的指导老师肖绪珊教授商议了很久，用一个什么词来表示这种在国外已经存在很久、特定的摄影形式， 最终他们也采用了“纪实摄影”这个词（最近我邮件询问了黄少华，他说， 1986年他在读摄影史英文原著时就注意到这个概念，并对纪实摄影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其论文选题是自发的、自觉的和自主的，他从未和肖老师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翻译做过讨论，肖老师对他的学位论文也没做多少指导。他只是“拿来主义”，当时已经是个现成的概念，并且他也喜欢这个概念。肖绪珊老师应该也是看到过王慧敏老师的译法，直接拿来用的。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国内主要的摄影专业报刊都曾发表过黄少华有关“纪实摄影”的论述和文章。（有关“社会纪实摄影”和 “专题摄影”的讨论，对话人：《中国摄影》杂志主编吴常云 中国特稿社图片编辑曾璜）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至1996年我在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新闻系做访问学者时，选修过该校传播学系杰姆·克拉克（Jim Clark）教授的《纪实与摄影实践》（Documentary & Practices in Photography，课程编号是 PHOTO 398A/4），在他们的课程参考资料中，既有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Making a photography：An Introduction to Photography》，也有《T h e C o m p l e t e Photographer》中的《Documentary Photography-Motion Pictures》，当然还有《Documenting America，1935-1943》（Edited by Carl Fleischhauer and Beeverly W·Brannan， Essays by Lawrence W· Levine and Alan Trachtenber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Los Angeles·Oxfor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和Beaumont Newhall的《Documentary Approach to Photography》，甚至還有《Emile Zola：The Experimental Novel》（爱弥尔·左拉，法语：émile Zola，1840年4月2日-1902年9月28日，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

把纪实摄影和纪录影片（documentary film）关联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来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意识到摄影的不可替代的纪实性之后，摄影师和纪录片电影拍摄者都不约而同地利用摄影影像记录历史，追求的目的也是一致的：热情关注、悉心观察人与社会，忠实记录、直接反映人与现实，抨击现实、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纪实摄影的实践者都是关心人的摄影家，有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摄影家，有崇高理想的秉持人道主义信念的摄影家。王慧敏从电影研究和翻译的角度译介纪实摄影，也是合乎逻辑的。

第二，如何认真对待翻译工作。

当前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可谓极其红火，摄影著述翻译出版也不例外。但令人遗憾的是，翻译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以本人愚见，“烂译狂徒”多多，既对原著作者及其著作十分不负责任，又时常误导中国读者，真是贻害不浅！

林少忠老师是如何对待翻译问题的呢？他给我寄来了一页原文的复印件和他的翻译的其中的一小段，我想他的目的是指导我，教我该怎样阅读原文、进行翻译—

“那么是否每张照片都是纪实呢？不是的，因为它传达的是除了风景、人像、街头景物以外的信息。它可以记录一个事件，但这个事件必须有某种普遍意义，而不是新闻照片那种具体的意义。它可以记录性格（和）感情，但也必须具有某种普遍的社会意义；它远远超出了像人像摄影那样的个人表露。”

这一段话，字迹工整，表达流畅，显然是字斟句酌的结果。认真比照原文之后，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翻译功力！在译者如“过江之鲫”的今天，断章取义、曲解原文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在于很多人都在为了现实利益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对学术、作者和翻译普遍缺乏敬畏之心，只是为了评职称、挣稿酬。出版社为了获取利润和个人利益，也会推波助澜，随意拼凑翻译团队，甚至利用工作之便，请自己的亲属来翻译大部头著作。遗憾的是，既受过专业外语与写作训练、又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素养的翻译者实在寥寥无几，大多数翻译者只是粗通文墨、胆大敢干而已！翻译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水准，可以想见！那些流传甚广的“神翻译”，也是随处可见！

可是对于外文著作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或一句话拿出来直接对照互译，因为每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一句话都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中”才具有准确意义。严格地说，如果你翻译某作者的一本著作，你至少需要认真研究作者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语言风格，还有作者及其每一本著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全部其他著作，你也必须系统地阅读。所以，在林少忠老师看来，翻译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必须字斟句酌，严肃待之。我也编译过一些文字，当然也出过错，但是，我从未翻译过一篇文章或著作，我自知没有将原作翻译到“信达雅”的能力，所以也没有底气去翻译他人的文章和著作。

第三，如何翻译、理解和看待straight photography（直接摄影）。

林老师的信里透露出如下信息。

（一）主张将straight photography译为“直接摄影”。他还提到另一位摄影翻译大家谢汉俊曾将其译为“如实摄影”。

但是，在《国际摄影》杂志1983年第5期《摄影风格发展史之四—现实主义摄影》（英国M·兰福德作，谢汉俊译）一文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涉及“直接摄影”。

“……另一方面，有来自美国的一批年轻摄影家的新的‘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高度的现实主义摄影。这种新现实主义摄影，是从1917年最后一期的《摄影作品》（Camera Work）中发展起来的，那主要是P·斯特兰德（Paul Strand）的作品。”

P·斯特兰德是画意摄影的背叛者，主张直接地、真实地反映事物，是一位拒绝摆布的摄影家。文中还提到，直接摄影发端于美国东部，却在美国西部产生了更大影响，包括E·韦斯顿（Edward Weston）、I·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以及A·亚当斯（Ansel Adams）等，亚当斯和韦斯顿还合作发起了致力于“直接摄影的理论与实践”的“f64小组”（Group f64）。可见，对于straight photography的翻译，林少忠和谢汉俊二人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国际摄影》杂志1986年第5期《摄影的新趋势—美国摄影动向之三》（美国 B·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 作，美国 李元 译》）一文中提到 “依样画葫芦”的“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时，还专门做了译注：直接摄影指从拍摄、显影到冲洗的全部过程中，完全按照照相机、胶卷以及加工工艺的规格办事，摄影家不随意改变影像的方法。

林少忠对于“直接摄影”的研究至少从1989年就开始了。在《国际摄影》杂志1989年第2期，发表了《美术、摄影与现代派（一）》（美国 N·罗森布鲁姆 作，林少忠 译）一文，目的在于重点介绍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来龙去脉、现状和影响，文中却有“欧洲的直接摄影”一节。从文章来看，“直接摄影”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反映现存世界时并不使用特殊方法，这使它在表现批判内容时比合成更为困难。但摄影家们还是发现，通过不同的视觉形象的创作，完全能够表达他们社会的和心理的见解，能够弘扬他们的美学观念。方法包括利用实物映像、特殊角度、突出特写等。许多这类观察方法上的试验要归功于早期的先锋派电影的启示。当时就有位摄影家认为这使摄影拯救了自己！”

在《国际摄影》杂志1989年第3期发表的《美术、摄影与现代派（二）》（美国 N·罗森布鲁姆 作，林少忠 译）一文中，再次提到了“直接摄影”。文中说：“这一时期直接摄影的最大特点也许可以说是打破传统的高视点手法占据优势。这从本世纪20年代美国摄影家斯蒂格利茨、科伯恩、斯坦肯和斯特兰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二）“直接摄影”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它是实际上人们大量从事拍照的一种方式，包括生活照，新闻、报道…… 等等，应该予以重视，加强研究和介绍。“直接摄影”就是纯粹的、不加整修的、如实纪录的摄影手法，很多人以为纪实摄影也是这个观念的实践，因此将二者混淆了。

（三）因为“纪实摄影”译介过程中的曲折历程，而且在介绍这个概念时未能及时全面理解其含义，致使人们将纪实摄影误当成了“直接摄影”。

（四）希望认真研究介绍“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林老师在信里写道：“你看是否就是如此？所以，我想，你如有空，不妨写篇关于直接摄影的文章，会对大家有帮助的。你以为如何？”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林老师的这个夙愿，实在问心有愧！今天只好惭愧地说声迟来的“对不起了”！

2004年的一封来信和两本赠书

2004年11月，林老师的著作《消失的风景线—摄影人手记》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后，我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赠书，而且是两本。其中一本在扉页上写着：“希贵同志指正 林少忠”；另一本赠书上并没有写什么字，但在书的最后一个空白页左下角处盖了个“林少忠敬赠”的印章。如今看来，先生也许是为了赠书专门刻了一枚印章。

随书一起寄来的，当然还有一封信。显然，在收到样书后，林老师以其资深编辑的职业素养和把关精神，又一次认真、仔细地又审读了自己的作品！

希贵同志，

《消失的风景线》39页正文倒数第二行“这一带是周公姬发工作过的地方”，请收到书后，着人讲发字改为旦字，麻烦了！

（1）我一直喜欢拍照，自1947年拍了第一张照片以后，就没有放弃过。来中国摄协的目的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做编辑；“文革”以后调回北京，有几处可去，我只到中国摄协。几十年来，拍了若千万张片子，堆在家中。各种发表渠道我都试过，如国内国外书刊、广告、展览、放映、出售、收藏都有记录，但只试试而已，未认真做成气候。无疑这是爱好者的工作方式。编杂志、讲课、理解摄影时，我发现，非得拍照不行。

（2）新闻界有件事，我感到苦恼。你能否施展影响，加以弥补？广播、电视报道中，报道事件有时不讲地点。最近中央台、北京台报道打击走私展览就未讲地址，一个法国美展也未将地址。记得有时书市也不讲地址，只讲在北京举行，我想去也不知在那（哪）里。特别本市电视台、广播台这样做就更不对了。

敬礼！

林少忠

2004年12月16日

信里透露出的，还有以下值得关注的信息。

这封信是用一张英文题头的自制信纸写就的。在信纸的上方，除了写着先生的名字、家庭住址和详细通讯地址、传真号码和电话号码外，还有先生对自己身份和职称的介绍。一个是图片库摄影师（Stock Photographer）， 另一个是高级编辑或资深编辑（Senior Editor），印证着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内容：先生这一辈子，坚定地喜欢拍照，也确实一生都在拍照。只是因为工作原因，先生遗憾未能成为一个专业摄影师，但却是一位执著的摄影爱好者，并且希望得到一个摄影师的称号，原因是：“编杂志、讲课、理解摄影时，我发现，非得拍照不行。”

在《消失的风景线—摄影人手记》一书前言中，林老师写道：“我发现，我这个摄影爱好者碰上了百年不遇、千年一遇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遗憾的是我这笨拙的双手和呆滞的头脑没能更快、更多、更好地记录它们。”

其实这是先生太谦虚了！透过此书，我们看到了他20年来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

从地域来看，他的足迹遍及山东、陕西、山西，当然还有他生活所在的北京，包括山东济宁的竹竿巷、沂蒙山区的小崮头村，陕西岐山和凤翔的牲口市场，岐山的庵里村，著名的历史遗迹山西灵石、祁县和太谷的晋商大院，还有在山西大同拍摄的行将消失的蒸汽机车，以及相对而言距离较近的圆明园和明十三陵。

从题材来看，他的涉猎十分广泛，从乡村到都市，从牲口市场到明清历史遗迹，从村民生活到工业文明，从民间社火到帝王陵寝……

这些选题中的影像，最早的拍摄于1981年，如《牲口市场上的年轻人，这里卖买耕牛岐山·1981》，最迟的拍摄于2003年，先生已近80岁，如《待售的菜牛 凤翔·2003》。其中最多的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且1997年拍摄的最多，如《竹竿巷，山东济宁竹器一条街的消失》，拍摄于1990至1997年；《小崮头，沂蒙山区一个村庄的古老生活方式还能维持多久》拍摄于1991年至1997年，《晋商大院，曾经夭折的中国商业金融资本的痕迹》和《蒸汽机车，它象征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和终结》均拍摄于1997年，那时先生已经73岁；1996年至2000年，他拍摄了《圆明园，一次国际武装大贩毒的铁证》和《明十三陵，封建意识随着这些皇帝被埋葬了吗？》。

至于先生提到的希望我施展影响的“苦恼”，我真的实在无能为力！在这样一个漠视受众、只是虚情假意地标榜为受众服务的时代，谁会在意一位退休老人的需求呢？就算你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电视观众，可是，电视台只注重导向性、主旋律、创新性和收视率！对不起，林老师，您高看我了！

先生热爱摄影一辈子，尽管他没能如愿成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但是，到老他都没有放弃想要成为一位直面社会、关注人生的纪实摄影师的努力！

从事摄影译介、摄影理论和摄影史研究大半辈子，把国外摄影理论和实践经验介绍给广大摄影人，先生的文字将永远散发出知识的光芒，与日月同辉！

作为摄影专业刊物编辑与作者打交道大半辈子，先生对广大摄影师、摄影文章写作者、摄影教育工作者和学习摄影的学生热忱相助，我们必须永远怀念他！

（文中所引用的书信及文章中所涉及的外文译名，与现在的通行译法有所出入，本文沿用當年的写法，未做统一校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