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枢尧

一

我叫徐满天，是一名抗战老兵。八月的一天上午，我拄着拐棍弯腰走出低矮潮湿的小屋，靠墙坐在门口的草蒲团上，我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在我眼里就像是一团焦黄的由高粱梃子编的用来摆放饺子的锅拍。我眼前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在我面前蹲了下来说，大爷，我们是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来看你。我摆摆手说，听不清楚，我的眼睛和耳朵已经坏掉啦。那个蹲下来的人很有办法，他掏出随身携带的老年盒式助听器，把盒式助听器挂在我胸前，主机经一根导线连接耳机，将耳机塞进我的耳朵里，调节好开关问，可以听见我说话吗？我立刻笑起来说，好多了，就像在我耳朵里面架了个大喇叭。

那人接着说，大爷，我们是来给你送慰问金的，顺便了解一下，您是哪年参加抗战的？说到抗战，不就是打“老日”嘛，我一下就来了精神，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正与日本人在阵前激烈的搏杀。我端起拐棍比划着几个突刺动作喊，杀！杀！杀！但很快，我就支持不住，靠在墙上，慢慢坐到了地上。抗战时，我一直在战场上打鬼子，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腿上到现在还有当年日军的炸弹碎片没有取出来。来看我的人说，国家将要把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医疗救助行列，过一段时间，还有一枚抗战纪念勋章要送给你。我一听就哭了，国家给我勋章，就是承认我打鬼子有功，我得敬礼！虽然，我的手已经萎缩，脊背佝偻了，双腿也残废了，但我必须站起来敬礼。我拒绝别人搀扶，脊背靠在墙上，双手抓住拐棍，用力一撑，就慢慢站起来了。我好多年没有敬礼了，但是一个上等兵对敬礼并不陌生。我艰难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已经再也无法标准的军礼，虽然这个军礼已经不成样子，甚至说不叫军礼，但那是一个军人的尊严。

从那后，我天天坐在屋门口等那枚勋章。我想我要能戴上那枚勋章就好了，挂在上衣口袋处，在风里发出“叮当”的响声。可是我没有等到那枚勋章，我就死了。我死后，那些来送抗战纪念勋章的人，在田野里采了许多野花，编成一个花圈，到我的坟上去追吊，把勋章埋在了我的墓碑下，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人死后都要经过鬼门关，走上黄泉路，在抵达冥府之前，还要经过生死分界的忘川水，经过河上的奈何桥，渡过这条忘川水，就可以去转世投胎了。但在奈何桥边坐着一个老太婆，她的名字叫孟婆，如果不喝下她碗里的汤，就过不得奈何桥，更渡不了忘川水，只要喝下这碗孟婆汤，你就会忘记前世的一切记忆。刹那间，我怒从胆边生，把孟婆汤摔在了奈何桥上，碗被我摔成了十八瓣，我大喊一声，奶奶个熊——就是过不了奈何桥，老子也不能忘了打“老日”。

二

1938年4月的一天，日夜不息的淮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骚动。一天清晨，一架日本人的飞机飞临我们村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我跟着村里人逃避，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能看到飞机翅膀下面画着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从我们村上空呼啸而过向南飞去。

午后时分，我们从石缝里钻出来，日头在天上明晃晃地照着，有些烤，这是长庄稼的时节，地里的高秆作物绿油油的已有齐腰高，麦子也秀了穗。过不了一个月就要割麦子了，麦收是我们村里人最喜悦的时节，我们打算麦子收碾一毕就躲到山里去。

可今年我们高兴不起来。先是麦子开始泛出一层黄色的时候，大雷雨袭来。褐色的浓云笼罩在村庄上空，大风吹得大团大团的黑云顺着淮河飘动，同时河面上掀起阵阵波涛，拍打着河岸。闪电在淮河上空照亮了天幕，稀疏的雷鸣声震撼着大地。下雨前，村子里响起一阵关窗门的响声，在田里干活的农人匆忙地赶回家去。暴雨倾盆而下，淮水暴涨，站在村口能看到灰色的河水平着河堤，滚滚东去。我们村里人穿着蓑衣，打着黄油布雨伞在加固淮河拐弯处的一段河堤。大家面对急促上涨的河水，焦急地议论着。日本人来了，人心惶恐，没心思加固河坝，导致河坝坍塌，河水快速上涨，一天涨过一天。终于有一天，我们村前面的淮水漫过河岸，把眼看就要到手的麦子淹了。

洪水退去后，田野里散发着淡淡的潮湿、腐烂气息。很快，这些气味就在我们村子里洋溢开了。我们村四周田野里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被洪水浸泡透的麦子倒伏在泥里遮蔽了通往河滩的路径。我爹叫上我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我们村里的麻叔问我爹，徐二，还锄啥呢？庄稼都淹了。我爹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一条土路从村子里钻出来，就变成大道，延伸到辽阔的原野里。我爹站在田野里，放眼望去，看到河滩上的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可今年此时，到处都是亮闪闪的水洼。我和我爹踩着泥泞走进自家麦田，我爹感到心灰意懒。我家地里塌陷出一个有半亩地大小的洞穴，洪水裹挟着连根拔起的麦子流进了洞穴里，没有流进洞穴里的麦子也被洪水沤烂了。完了，我爹说，连种子也赔进去了。

当年，村里庄稼绝收，没有新粮接济，我们家也渐渐无米下锅，一些没饭吃的人家开始外出逃荒。在一个平淡宁静的旱晨，我和我爹喝了一肚子的掺了野菜的玉米稀粥，把犁铧套绳收拾齐备，从棚圈里牵出水牛去离家最近的地里耕种。这块地耕翻完了，卸下犁具再套上铁齿耙，把地耙磨一遍，地面变得平整而又疏松。我爹解下耙来再套上犁杖，在翻耕磨过的土地上开沟播种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爹这个老庄稼把式遇到了难题，他穿着一身黑不黑、灰不灰的破旧衣裤，裤腿卷起来有一大截脚杆露在外边。他抓着破草帽向胸膛里扇着风，眯缝着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圆睁着，问我，种啥呢？接着自言自语道，能种的没有种子，有种子的过了耕种季节。我爹看着在地头上无忧无虑吃草的水牛，也揪下一撮草塞进嘴巴里，边嚼边说，人要能吃草就好了。

这个时候，田野里热浪滚滚，阳光毒辣，令人不敢仰视，被洪水淹过的田野在阳光升腾着一股股热气，空气又黏又烫，到处都炫目，到处都憋闷。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忍受，我已经被饥饿和酷暑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了往日那股子人欢牛叫的生氣。我穿着破裤衩子，光着脚，在田地里寻找田鼠洞，想把田鼠洞里的粮食挖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可是一场洪水把田鼠都吓跑了，连田鼠洞都坍塌了，一些坍塌的田鼠洞里聚集了不少蚂蚁，变成了蚂蚁窝。看着蚂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吃食，就抓些干草在蚂蚁窝旁点着火，半躺在田埂上用树棍捅蚂蚁窝，把蚂蚁诱到树棍上。蚂蚁沿着树棍往上爬，爬到顶端，如同面临万丈深渊，蚂蚁感到了恐怖，调头逃跑和后面的蚂蚁挤成一团。我把树棍伸到火堆上慢慢旋转一圈，蚂蚁就烤熟了。

那天，我吃烤蚂蚁的时候，就听见梆子声从村子里面传来，还夹杂着吹竹管的声音。这声音很熟悉，村里的甲长都是用这种声音召集族人聚集。我爹竖起耳朵说，放赈灾粮？快去看看。我一听粮食，立刻就来了精神，爬起来就跑，开始是跑，后来是走。走进村子，老远就看见甲长家门口聚集了一群人。我看见我们村的麻叔从人群里挤出来，蹲在地上挠着头思量了许久，忽然站起来，一跺脚，把烟袋往烟杆上一缠，再把烟杆往后腰上一别，又挤进去，不一会儿就挤出人群，肩膀上扛着一个布袋急慌慌地朝家里走去。我挤进人群一看，甲长家的院门敞开着，在门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一名军人。不远处的树阴下是一辆罩着黄油布的马车，马车支起车架，减轻了辕马的重负。一个乡公所的人背着步枪把装满草料的笸箩放到辕马面前，又提来一桶水，自己先用水瓢“咕咚咕咚”灌了一阵，把喝剩下的水倒进笸箩，拌匀了草料，让辕马吃。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民国时乡村是乡、保、甲三级管理。我们村的当家人是甲长。我挤到桌子前，已是满面煞白，虚汗如注，我打躬作揖说，……粮……赈灾粮。军人黑瘦面皮，嘴唇上留着胡须，中等个头，上下打量我一番说，这是一战区的军粮，拿了粮食就要参军打仗。我说，不是赈灾粮啊？刚才喂马的那个乡公所的人便走进人堆里，从黑布褂子里抠搜出一包“佛手”香烟，慷慨大方地散了一圈说，前面打仗吃紧，这里又遭灾，哪有赈灾粮？我饿得厉害，看见粮食就不想走了，我咽着口水说，我跟你们走，能给多少粮食？军人看我有参军的意思，态度好了起来，拿起花名册，问我，识字吗？我摇摇头说，十以内的数我掰着手指头还能算个八九不离十，名字会写，还认得几个字。军人说，你看啊，这上面登记的是小麦50斤，或者玉米80斤，小麦和玉米你认识吗？我说，小麦认得，玉米只认得那个米字。军人说，你要小麦还是玉米？我说，我都想要。军人摔下登记册说，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军粮也敢讨价还价？我一看军人生气了，我也不怕，就顶撞说，我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给我爹娘多孝敬些粮食，有啥不行？军人“咦”了一声，眨巴着眼睛看着我，挠挠下巴说，有气性啊。说着，摊开登记册，问我，叫啥？我说，徐满天！军人头也不抬说，哪几个字？我说，不知道。我们村甲长，长着一张黑不溜秋的烧饼脸，下巴上留着乱蓬蓬的胡子，赶紧赔着笑脸说了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军人在登记册上写上我的名字，让我签名，我伸头看着说，我要玉米不要小麦。军人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当然是玉米了，比小麦整整多出来30斤，傻瓜才要小麦呢。军人把我的手在印泥盒里蘸一下，又抓住我的手在花名册上摁了一下，扭脸朝马车喊，徐满天，玉米80斤！

三

那年我18岁，为家里挣了80斤玉米，要不是那80斤玉米救命，我们家就得外出逃荒，也许就死在了兵荒马乱的逃荒路上。

过去，我们村是有名的富庶村，是清雍正年间从外地迁过来的，位置是阴阳先生根据八卦和风水之说用罗盘定下来的，位于豫南之南的淮河之畔，村庄随坡就势位于丘陵高处，四周土地深厚肥沃，是个年年有好收成的金盆盆。一条白亮的河流从丘陵后面绕过来，哗啦啦地流入了村前宽阔的闪着亮光的淮河。早先我们村就是一户徐姓家人，住一个大宅子，后来渐渐各自成家，另立门户，就形成了一个有近三百人的大村庄，取名徐家围子。

那年，我告别徐家围子，被征调到县里的补训处集中。我跟着队伍往县城走，路上不断有新人添加进来。我们村的麻叔也和我一起去吃军粮，麻叔四十出头，身材很高，腰板不太直溜。他光着脑袋，三角眼，尖下颚，上着衫袄，下着裤，一身贫苦人的“短打扮”。半路上又添進来一个半大黑小子，大眼睛、阔嘴巴、蒜头鼻子。我一直感到这个半大黑小子眼熟，但一直都想不起来，一问才知道他是邻村的，还去过我们村子，叫铁头。铁头光着脚，走起路稍稍有点罗圈，但脚像铁抓钩似的抓着地面。他右手拎着一只河蟹腿，蟹子的其他部分已经被他生吃掉了。蟹子腿他舍不得吃，最后送给我说，我爹说生吃蟹子活吃虾。

当时，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满脸冒虚汗，但对生吃河蟹还是有些忌惮，我问骑马走在队伍旁边的带队长官，长官，啥时候给我们开饭呀。带队长官一勒马缰绳说，才给你发了粮食，咋又嚷着吃啦？麻叔捂着肚子，擦着头上的虚汗插话说，长官，从鸡叫头遍到现在没吃一粒粮食，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队伍里大家异口同声附和说，就是，喝了一肚子凉水，到现在已经是前胸贴后背啦。带队长官掉转了马头跑到队伍后面喊，都给我顶住，到县城就开饭！

队伍一下子欢呼起来，铁头把舍不得吃的河蟹腿也扔了。我们走进县城，可让我开了眼界，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来过县城。我们走到县城十字街口遇见县里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正在散发《告同胞书》，募捐钱银，演讲唤起民众共赴国难。

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门楼，有县保安团士兵站岗，也没阻拦就放我们进去了。我是头一次进县政府大院，有些好奇，左看右看就问带队长官，长官，咱这是进了县衙吧？带队长官摆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撇撇嘴说，这算啥？我去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着好几个县呢。我羡慕地说，长官就是长官，见过大世面哈。过了前院，穿过一个拱形半圆门便到了县政府后院，找着兵役科，一个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戴着宽边礼帽，蓄着小胡子，胸前还挂着一枚青天白日党徽的人，自称是县兵役科的西门干事。带队长官指着我们说，赶快弄些吃的，都是空肚子走来的。

西门干事赶紧摘下宽边礼帽说，这个早有准备。说着，就领我们去吃饭。到了吃饭的伙房，带队长官去屋里独自吃，我们在院子里呼啦啦围上去，十人为一组蹲在地上吃。吃食就放在中间地上，有一木盆糙米干饭，还有一簸箕篓庞大的杠子馍，就着一盆撒了盐的煮白菜吃。我们好久没见过粮食了，扑上去就抢，我从人群里抓出一个杠子馍，一口咬下去，差点咬着手指头。我们吃完了煮白菜，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我打着饱嗝说，妈的，总算吃饱了。还是当兵好，就是死了也比当饿死鬼强。这个时候，我看见麻叔不急着吃馍，在每个饭堆后面转悠，趁乱就伸手从簸箕篓里抓一个杠子馍来，飞快地塞到怀里，还冲我狡黠地偷笑。最后，麻叔假装撒尿趁机溜到伙房堆放杂物的后院，我好奇，偷偷跟去。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也是贼头贼脑，一溜小跑，绕过一堵墙，等我跟过去，麻叔已经爬上靠墙的一棵树，跳到墙头上，“扑通”一声跳下去了。

吃完饭点名，少了一个人，带队长官毛了，转回头，乜乜斜斜地问我，和你一个村的那个光头，啊？哪去啦？我知道说的是麻叔，麻叔惦记着一家老小，估计是把偷的杠子馍送回家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吃饱肚子了，头上也不冒虚汗了，我嘿嘿笑着说，报告长官，我不知道哇。带队长官揪着我的脖领子去找西门干事要人，他的手像铁钩子一样，胳膊力大无穷，我几乎是脚不点地地跟着他跑。脖领子勒得我头晕，我挣脱掉带队长官的手急促地喘息着说，别拽，我自己会走。说着，我就气咻咻地走在前面。带队长官在我后肩上推了一下说，你倔啊，以后就叫你“镢头”。镢头！我大声喊，到！

我和带队长官在县政府院子里面转悠，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西门干事。西门干事还是身穿黑色上装，衣服上兜外面晃荡着怀表链子。带队长官劈头盖脸地问西门干事，跑了一个，你说，咋办？西门干事眨巴着眼睛说，跑了？这深墙大院的也敢跑？带队长官没好气地说，你再给我找一个顶上。西门干事说，我哪去找人？带队长官从腰间枪套里拔出手枪，顶在西门干事的胸脯上，嘴巴里发出一声模拟的枪声——嘭！然后，压低了嗓门说，送不够人数上面要法办我，那我就先把你毙了。西门干事惊惧地捂住脑袋，脸色煞白地说，兄弟，别开枪，我……我这就去找人。说着，扭脸就跑，边跑边看带队长官手里的枪，跑到墙角拐弯的地方，脚下打个绊，舞着两条胳膊一个急转身，拐过墙头就不见了，地上传来一溜“咚咚”作响的声音。

当晚，西门干事就带着县保安团的马队去我们村，把麻叔五花大绑地抓回来了。

四

我们的训练营区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山岭上。在此之前，我们先从县里到豫南师管区，经豫南师管区分配，数百人风餐露宿在连绵的大山里走了两天才到了与外界隔绝的集训营区，成了补充兵。我们这些补充兵经过整训后视前方需要随时调拨。

这片山岭顶上是一大片平地，先前有座庙，后来废弃了就成了集训营区的长官部。在山顶上有个土台子，集训讲话的主席台。土台子两侧及后面用木板遮挡，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茅草，茅草上压着破缸破瓮，防止大风把茅草刮跑。刚来那些天，还没有给我们发军服，我们三百多人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围着土台子跑早操。领跑长官是个大高个，腰里束着宽皮带，皮带上挂着枪套，枪套里露出乌黑锃亮的半截枪把。领跑长官自我介绍，姓郭，军职是上尉连长，于是我们都叫他郭连长。郭连长嘴里噙着哨子，不停地吹着，像是为我们伴奏。早操后，吃过早饭，紧接着就是军事训练。十人为一班，没有枪，每人发一根哨子棍，手持哨子棍，齐刷刷上举，又齐刷刷放下，反复练习，要求整齐划一。我们还列成一队练操，接受立正稍息、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和一二三四的基本操练之后，才开始练习卧倒和匍匐前进，身子扑到地上，一手抓着哨子棍，一手在胳膊窝里夹个沙袋做的炸药包，用脚蹬着朝前爬。

刚开始，我们每次训练就像是在演戏，山崖边的石墙上站着一些围观的孩童还有一些看热闹的妇女。他们歪头打量着我们，投过来好奇的目光。妇女们怀里抱着孩子，没抱孩子的手也没有闲着，在飞快地纳着鞋底，不停举起鞋底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我和麻叔、铁头在一个班，练匍匐前进铁头爬得比兔子还快，他手脚并用呼呼朝前爬，把地上弄得尘土飞扬，宛如车队通过的情景。郭连长皱着眉头，用手扇着空气里的尘土喊，停！铁头以为是喊别人，还一个劲地往前爬，一头钻进草丛里，草丛晃动着冒起滚滚灰尘。郭连长跑过去，一把抓住铁头的后脖领子，把他提了起来。郭连长指着铁头对我们说，像他这样爬，动静太大，目标早就暴露了。我们说，在地上爬，哪能没有一点动静呢？郭连长扫我们一眼说，都看我来做，然后每人照我的样子做10遍。说着，郭连长提起哨子棍后退十几步，然后猫着腰朝前跑，突然身体前扑，如同腾云驾雾般飞了起来，轻无声息地扑到地上，接着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目视前方，用两只胳膊拖着身子往前爬，果然是没有弄起声响和灰尘。我就喊，连座，你这是跟谁学的？郭连长提着哨子棍站起来说，我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是这样受训的。这下我们都知道了，郭连长是蒋委员长的天子门生，果然是训练有素。

轮到麻叔练匍匐前进，麻叔就推托说，郭长官，郭连座，我这么大岁数……就免了吧。郭连长眼一瞪说，军政部有令，凡男子年满18岁至45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你的年龄还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内，不许偷懒耍滑。麻叔说，铁头还不到18岁，不该服兵役吧。郭连长说，特殊时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投入到抗日的伟大洪流中去。说着，郭连长用手指头一指麻叔，麻叔乖乖地提着哨子棍缩头缩脑地出列，还自言自语说，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真爬不动了。说着，麻叔也学郭连长的样子猫下腰，手持哨子棍朝前跑，突然停下，然后手撑地，卧倒，撅着屁股朝前爬。郭连长跟在麻叔身边，用哨子棍敲着麻叔的屁股说，把屁股塌下去，听见没有？塌下去！麻叔不干了，干脆坐在地上说，长官，要杀要砍随你，但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敲我屁股，我转眼就是奔45岁的人了。在一旁石墙上围观的儿童冲着麻叔龇牙咧嘴、做鬼脸，妇女们也在一边偷笑。

郭连长说，这是为你好，到了战场上，首先挨枪子的就是你的屁股。麻叔说，你说我可以，但你不能用棍敲我屁股。郭連长看看远处围观的人说，你要爱面子，就按规定动作训练。麻叔看看郭连长说，好，你离我远些，我自己慢慢练。

白天累了一天，麻叔还加练了匍匐前进，夜里也不得安宁，半夜睡得正香，郭连长“嘟嘟”一阵哨子响，紧急集合，不准点灯，要在十分钟时间内穿好衣服，提着哨子棍跑到操场上。夜里郭连长不但紧急集合，还要求站岗。两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夜里站了岗，白天照常训练。有天，后半夜轮到我和麻叔上岗，麻叔凑近我喊，徐小爷们，上岗啦。我睡得正香，呼呼地打着呼噜。麻叔揪揪我的耳朵，拍打拍打我的脸，我依然沉睡不起，麻叔急了，用手捏我的鼻子，我就张开嘴巴呼吸。后来，麻叔干脆把我的鼻子和嘴巴一起捂住，这才把我憋醒。麻叔说，上岗了。我揉揉眼睛坐起来，边穿衣服边嘟囔说，就两根破棍，值啥球班。说着，我打着哈欠和麻叔去哨位上接岗，听见黑影里有人问，口令！我无精打采地说，鸡毛。交过岗，风一吹，把我给吹醒了。夜里的风把头顶的树叶吹得哗啦哗啦响，衣服也被露水打湿了。我四下里看看，都是黑黢黢的群山，这里树很多，树叶子有巴掌大，风一吹，树叶子在月光下闪着亮光。麻叔坐在地上像想着什么，瞅着夜空发愣，过了一会儿，突然把哨子棍往地上一放，叹了口气。我知道麻叔一家5口，3个孩子，上面两个大的是妞，一个小子不满10岁，要不是实在揭不开锅，他也不会出来当兵。我开始为麻叔发愁，我说，当兵发的玉米吃完了咋办？麻叔掏出烟杆，往烟锅里摁着烟丝，点着说，顶过这一季就好了，我丈人家没有受灾，到新粮下来可以接济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家，粮食吃完咋办？外出逃荒，要是遇上日本人命就没了。我就问麻叔，日本人大老远地跑咱这干啥？咱农民也没惹他。就说我爹吧，正种地呢，头上过飞机，丢下锄头就跑，有次看见天上老远飞来一只老鹰，以为是飞机，把鞋都跑掉了，哪还有心思种地？麻叔喉咙里咕噜响了一下，接着“呸”地一声喷出一口浓痰，骂道，我操他“老日”！

郭连长对我们这些征集来的普通兵，采用军委会军政部制订的训练办法训练我们，着重练射击、劈刺和夜战演习。有次，我就举着哨子棍说，连座，拿木棍练习瞄准，怕是不行吧？郭连长焦急地搓着手说，该送来了呀。我们就问，是不是要改善伙食了？郭连长说，你们就知道吃，我说的是军服和武器。

果然，没过几天，我们正在训练，连长突然集合讲话，说今日有长官来检阅，要各班马上练队列和方队。我们一边练队，一边偷偷议论，这长官有多大？该不是团管区的团长吧？

到下午的时候，从山下上来几辆马车，还有一辆罩着帆布的卡车，来的长官是暂七师独立三团的丁团长，该团隶属第一战区。当时暂编师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属于临时番号，战后予以撤销。丁团长腰板笔挺，肤色黑里透红，他讲着和我们一样的方言土语，但是他的衣着打扮和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他身份不凡。一句话，这绝对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丁团长带给我们的消息是，他的部队打完了，要把我们全部补充进去。

我偷偷问郭连长，这个丁团长的部队是不是正规军呀？郭连长说，凡我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皆为正规军队，按月发军饷。说到有军饷可领，我们每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可是直到我回家，一块银元的军饷也没有领过。这都是后话。

丁团长为我们带来了军服和武器，军帽带帽舌，帽子周围有一层护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钮扣固定在正面，天冷时可以放下，以保护脸部及后颈部。军服是灰色的，配皮带和布绑腿，士兵穿草鞋，军官穿皮鞋。军服都有的胸章，钉缝于胸前左上口袋盖上。左上臂上还佩戴臂章，臂章是“I”，标明是一战区。我们士兵系窄皮带，军官系宽面双孔式皮带，并搭配斜背武装带，用来佩挂军官的佩刀和手枪。

穿上军服，当连长发给我步枪的那一刻，我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握着锨把儿、锄把儿的感觉。很快我们就开始实弹打靶，金黄色的子弹从乌黑的枪管里呼啸而出，我第一次实弹演习就几乎打了满靶，连我自己都诧异，难道我天生就不是抡镢扶犁的，而是玩枪的角色？我把枪栓熟练地拆卸，擦枪，把刺刀擦得明晃晃的。郭连长本打算在战前再集训我们一个星期，但前线战事吃紧，急需补充兵员，我们就提前上了战场。

五

血战爆发前的那个傍晚，我们独三团接到开拔命令，在隔日拂曉前赶到预定地点，阻击意欲打通平汉铁路的日军，为武汉外围守军赢得布防时间。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啥战役，过后才知道是武汉会战，从当年6月打到10月。当年，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中国军队以武汉地区为中心，在皖中……皖西、赣北……赣西北、鄂东、豫南等广阔地域抗击日军进攻的大会战。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第一战区负责平汉铁路的防务。

我们阻击的地点离我们村有百十公里，在一条公路的两翼。这时候，郭连长从团部开会回来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眼前的这条公路，第一道防线在公路及公路两翼，第一道防线若失守，就退居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在我们背后的山口，从两侧居高临下封锁公路。这道防线日军想绕过去都不行，只能硬着头皮强攻。这两道防线如被突破，日军就将渡过淮河，越过大别山，沿公路前往武汉。

当时，从附近紧急拼凑来一些部队在此阻击日军，阵地是这样布防的，一战区304团守中间主阵地，我们团守右翼，左翼是抗日同盟军独立团，304团还有一个营作为预备队放在第二道防线上。战役总指挥部就设在第二道防线的山洞里，由304团的团长指挥。按照指挥部命令，我们在公路上挖战壕挖交通沟，为了阻击日军坦克，我们在公路上埋炸药，把公路炸得稀巴烂，炸出了许多一人多深的大坑，日军坦克掉进去就别想出来。

由于我和麻叔、铁头死活不愿分开，郭连长就说，这样吧，给你们三人一挺重机枪，正好是一个战斗小组，想分也分不开。重机枪块头大，放在地上就像个小马车。我和铁头挺高兴，围着重机枪这里摸摸那里抠抠。麻叔蹲在一边说，这么大个家什，咋打呢？郭连长任命我和铁头是主副射手，麻叔是装弹手。趁日本人还没来，郭连长赶紧教我们操作重机枪，还把重机枪拆卸掉，在规定时间内再组装起来。我们把重机枪抬到用填满沙土的麻袋摞起的半圆形的重机枪阵地上，对着前方练瞄准、练填送红头大屁股子弹。

我们旁边是304团防守地段，304团都穿土黄色军服，一个头戴钢盔、斜挎冲锋枪的老兵过来和麻叔对火抽烟。老兵是上士军衔，他看看麻叔的胸牌问，才来的？当时，我和麻叔、铁头穿着二等兵灰色军服，我的肩膀上还套着荷叶状垫布。304团老兵自我介绍说，你们就叫我黑子。黑子提醒我们说，重机枪手伤亡大，得把阵地垒高些。还有，遇见鬼子开炮，要张大嘴巴，用手指头死死塞住耳朵眼，听了老兵的提醒，我和铁头抄起铁锹就挖，还抬来好几块大石头垒在阵地上，前面留个枪眼，四周垒高像个露天碉堡。

这时，一架日军侦察机飞临我们上空盘旋，能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我一看见日本飞机就来气，趴在地上，壕沟里是刚挖出来的土，很软，我的膝盖一点一点往下陷。我把重机枪枪口对着天，扭脸见麻叔正和304团的兵们拉老乡关系，谁谁谁认识吗？对方想了想，一拍脑袋想起来了，哈……你说的是我堂叔伯！我手抓重机枪射击护手喊麻叔，快给我填子弹，我要打飞机。304团的老兵提醒我说，开火要向长官报告。正巧这个时候，连长弯着腰跳进我们壕沟，我说，连长，打吧。连长眯起眼睛见日军飞机很是张狂，不断在我们头上盘旋，盘旋远了，以为是走了，又从远处飞回来，越飞越近，俯冲下来能看到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

他妈的，太嚣张了，打！连长说着掀开子弹箱，黄澄澄的子弹都卡在一条链条上，连长把链条头卡在重机枪一侧的送弹口上，双手端着子弹链条说，等俯冲下来打。重机枪没有扳机，只有开火键和刹车键。我盯着瞄准器，大拇指放在开火键上，就等日军飞机俯冲下来。也许是日军飞机看我把枪口对准了天空，居然不敢俯冲了，只敢在我们头上盘旋。我等不急了，也不管连长愿不愿意，一摁开火键，重机枪突然“呱呱”地吼叫起来，差点把我弹起来。重机枪真叫那个好啊，黄澄澄的子弹敞开了打，不摁刹车键都停不下来，“哇哇”叫着跟小孩哭一样，眨眼工夫，就把日军飞机吓跑了。

突然响起的枪声把正在聊天的麻叔吓得抱头趴在了战壕里，后来看到是我在射击，这才爬起来，羡慕地跑回重机枪阵地，搓着手说，小爷们，让我也过过瘾吧。连长指着前面的一棵树，对铁头和麻叔说，你们两个也练练，对着那棵树打，注意三点成一线。铁头和麻叔也轮番射击了一番，连呼过瘾，再拿起步枪，就感觉像个烧火棍。

一天午后，我们在战壕里刚吃完饭，一个警戒士兵从公路上飞快地往回跑，跑得身后尘土飞扬，犹如河里掀起的一溜波浪。警戒士兵边跑边喊，日本人来啦，日本人来啦！慢慢的，我们看见从前面公路拐弯的地方过来一拨队伍，几十个人，一路行走，枪端在手上，刺刀在阳光下闪亮，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兵的刺刀上还挑着一面太阳旗。

铁头有些兴奋，爬到重机枪阵地上面，岔开双腿冲鬼子撒尿，边撒边喊，来呀，来喝尿啊。突然“叭勾”一声，一颗子弹从铁头的裤裆下面穿过去，打在后面的山坡上。连长在战壕里抓着铁头的脚脖子，一把将他拽进壕沟里骂道，这是打仗，你懂不懂？

几十个日本人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了，没过多久，公路拐弯处就出现了日本人的装甲车和汽车，汽车头上架着机关枪。鬼子开路的装甲车发现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插着太阳旗的椭圆形炮塔转过来瞄准。几个穿黄呢子军服的军官从装甲车里钻出来，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在那里不可一世地观察地形。一个戴白手套的鬼子军官胳膊一挥，汽车上的鬼子兵纷纷跳下来，呈散兵线摆出攻击阵型。

连长在战壕里跑来跑去，吩咐我们说，这是鬼子的先头部队，等靠近了再打。连长是老兵一点都不紧张，可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怕手直哆嗦，麻叔仰躺在壕沟里身体像风中的树叶簌簌发抖，他怀里端着的子弹链条也跟着他的身子颤抖。很快鬼子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端着带有雪亮刺刀的鬼子在机枪掩护下，嗷嗷叫着冲锋。鬼子的机枪“嗒嗒”地响着，一颗大号子弹把我们阵地上的一颗碗口粗的树干拦腰击断，树干砸在麻叔头上，立刻鼓起一个大血包。鬼子的子弹吹着哨子，呜呜地从我们头顶飞过，还有不少子弹打到战壕上噗噗作响，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腥味。

这个时候，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打呀，打狗日的。我摁下开火键，重机枪率先吼叫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向鬼子，冲在前面的日军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一排排倒下。其余的鬼子很快就退了回去。我说，连长，鬼子不经打呀，還没打过瘾就跑了。鬼子的试探性进攻很快就结束了，战场上又恢复了平静。连长紧盯着前面观察，突然喊了声不好，接着冲战壕里大声喊，钻隐蔽洞，鬼子要开炮啦。事先我们在战壕里挖的有隐蔽洞，就是用来躲避炮弹的。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还调来几十门重炮，对着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进行炮火覆盖。日军密集的炮弹就在我们眼前爆炸，炸得地动山摇，爆炸的气浪能把人从战壕里掀出去。没想到在阴暗潮湿的隐蔽洞里我毫无防备地被一堵坚硬的掺杂着石块的墙壁重重地弹了起来，这一撞是如此沉重，帽子掉了，头也撞晕了，眼冒金花，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还有炸弹爆炸的瞬间好像把空气都吸光了，我大张嘴巴就是吸不到空气，眼看快要憋死了，空气又回来了。我亲眼看见日军的炮弹在战壕里爆炸，脆弱的血肉之躯在瞬间变成了碎片，鲜血淋漓的人体碎肉被爆炸冲击波刮过来牢牢地粘在了我脸上。战壕附近的树枝上挂着人的胳膊还有腿，哪儿都是血。

在鬼子炮击的间歇期，我和麻叔、铁头趴在战壕里呆呆地望着外面，谁不说话。铁头揉揉眼，看着眼前的情景，不由地叫了一声，我的娘哟，眼眶里就流下了眼泪。我们团里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没有经验，很多人面色苍白躺在战壕里，七孔流血，双眼睁得大大的，还在不断转动。304团的黑子从那些躺着的人中间跨过来，时而蹲下去给躺下的人擦擦脸。我问黑子，他们都咋了？黑子叹口气说，都被震伤了内脏，很快就会死掉。接着，黑子再次给我们强调说，日本人炮击的时候，要用手抱着脑袋蹲下，千万不能整个人贴着地趴下，那样会震伤内脏。

炮轰过后，鬼子开始进攻了，日军进攻矛头首先是直指中间304团的主阵地。日军进攻模式可谓是千篇一律，先以飞机侦察或者轰炸，再以重炮集中轰击，最后步兵冲锋。但304团比我们团厉害，不愧是王牌，拼死据守，使日军攻势屡屡受挫，直到傍晚日军还在炸烂的公路那头观望。见304团实在太硬，日军没办法只好转攻左翼的抗日同盟军独立团，同时使出了奇兵迂回侧后的招数。这一回日军的迂回战术被抗日同盟军独立团发现了，抗日同盟军独立团在半路设了埋伏，打了日军一个伏击，日军损失了400多人，不得不原路返回。同时正面进攻的部队也被打退了。

六

刚开始日军强攻我们中间主阵地，守军依托壕沟顽强抵抗，顶了两天，使日军进攻屡屡受挫。和以前一样，日军见正面和左翼强攻不行，又使出了正面佯攻的同时向右迂回攻击的战术。我们团都是新兵，没有战斗经验，还是老样子警戒前面，一点没有防备我们右翼。日军从远处山坡下以密林作掩护，迂回成功，等我们发现偷袭日军的时候，日军已向我们团发起了侧攻。

连长命令我和麻叔、铁头合伙把重机枪抬到阵地右翼，我们选择了一个有半人深的炮弹坑，把重机枪架起来。我看见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喊叫着，十几人一队、十几人一队地杀奔过来。在拼刺刀中我们很多人死在了日军机关枪下，日军在侧后方悄悄布置一两挺轻机枪，等我们的人冲出战壕拼刺刀，日军的机枪就疯狂扫射。日军机枪一扫射就暴露了目标，我抓住机会瞄准日军机枪就打，轻机枪哪是重机枪的对手，我一阵狂扫日军轻机枪就哑了。打掉日军机枪阵地，我攥着重机枪射击护手来回转动枪口，麻叔仰躺在坑里，怀里端着子弹链条说，打呀，发啥癔症？我松开重机枪坐到地上说，没法打，咱的人和日本人扭打在一起了。铁头扒着炮弹坑沿探头看看，赶紧缩回来说，日本人都打到咱战壕里了。我们的阵地几易其手，日军刚攻上我们的阵地，经过惨烈的白刃战，我们又将日军压了回去，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

那天，我们正躲在弹坑里，头上天空突然一暗，一个日本兵提着一挺歪把子机枪跳了进来。哈——送上门的日本人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小个子，细胳膊细腿，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们结果了性命。麻叔利索地把日本人的钢盔取下来扣到自己脑袋上，又爬到弹坑外面从死鬼子头上摘下两顶钢盔爬回来，递给我和铁头说，一人一个，护着脑袋。我和铁头都嫌弃日本人的东西，麻叔只好把钢盔扔到弹坑外面。就见连长突然弯着腰跑过来，趴在坑沿上说，快撤！撤到第二道防线上。记住了，还是防线的右翼，别跑错了。我和铁头抬着重机枪，麻叔抗着弹药箱呼哧呼哧跟着我和铁头跑。

当时通信条件不好，还没有步话机，部隊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有先后。最先撤向第二防线的是304团，我们团就跟着304团跑，等抗日同盟军独立团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日军坦克已经沿着公路冲上来了，坦克后面跟着嗷嗷叫的鬼子。日军坦克冲上公路并没有往前开，而是调整方向朝抗日同盟军独立团的阵地后面冲去，我一看日军要切断抗日同盟军独立团的退路，就喊，连长连长。连长心疼重机枪，一直跟着我们跑，连长眼一瞪说，你想干啥？我说，日本人要断抗日同盟军独立团的退路。连长看日军没有追过来，松了口气，朝抗日同盟军独立团阵地观望了一会儿说，抗日同盟军独立团是附近几个县组建的一支抗日队伍，里面有不少共产党的人。我说，只要是抗日的队伍都是自己人，他们要被消灭了，就等于消灭了咱们自己的力量。连长用驳壳枪的枪管顶一下自己脑袋上的帽子说，你说得有道理，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了，就是友军。连长把手一举，我们连的人都停止了撤退。接着，连长把手一挥命令道，各自寻找有利地形，就此打击！我们像狂风一样席卷过去，连长带着我、麻叔和铁头在一个弹坑里架起重机枪，大伙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匍匐、绕弯接近敌人身后，瞄准，射击。跟在坦克后面的鬼子突遭侧面打击慌了神，丢下一个个横竖摆列着的鬼子尸体朝北边逃去。

这个时候，连长从掩体里跳出来，灵巧地躲避着可能射来的子弹。他手里掂着四颗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三滚两爬接近坦克，扭脸仰躺在地上观察着坦克的方向，等坦克到了身边，突然从地上跳起来，一拉手榴弹弦，把一捆手榴弹扔进了坦克的履带里。轰隆一声，坦克的履带断了，趴在原地动弹不得。连长做了示范，铁头也学着连长的样子去炸坦克，他把四颗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扔进了日军坦克的履带里，一紧张，忘了拉手榴弹弦。日军坦克发现了铁头，一边朝铁头碾轧过来，一边用车载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刮大风一样呼啸着从铁头身边擦过去，打得地上烟尘滚滚。为了掩护铁头撤回来，我把重机枪对准日军坦克射击，子弹打在坦克钢板上叮当乱响，只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弹痕。铁头在地上滚来滚去躲着坦克，还把随手捡拾到的步枪、铁棍甚至是丢在地里的粪叉子插进日军坦克履带里。最后，日军坦克履带碾轧住了铁头的一条腿，接着从铁头身上碾轧过去。我停止了射击，眼睁睁看着铁头被日军坦克碾轧死了。

这个时候，抗日同盟军独立团利用身后日军突然遭到打击的机会，迅速向日军发起了反击。这个时候，由于弹药失去了补充，我们的重机枪没有子弹了，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就是一堆废铁，可是重机枪是难得的宝贝，连长让我和麻叔抬着重机枪向第二道防线撤。我和麻叔抬起重机枪就跑，两个鬼子兵一边举着枪朝我和麻叔射击，一边紧追不舍。我和麻叔弯着腰绕着树跑，一颗手雷在不远处爆炸，泥土溅了麻叔一头一脸，把他脸都吓白了。身后突然传来“呯呯”两声枪响，我扭脸一看，是连长在后面掩护我们。一个鬼子应声倒下的一瞬间把枪扔向空中，脑袋耷拉一边，双腿如腾空般地蜷缩起来。连长以为我和麻叔的危险解除了，就朝别的地方跑去。

另一个鬼子没死，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撵我和麻叔。麻叔说，把重机枪扔了吧，兴许鬼子就不撵了。我说，哪敢呢，连长还不把咱俩毙了。鬼子真是死心眼，见我和麻叔没有枪，就一个劲地追。我和麻叔像兔子一样跳跃着，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里来躲避鬼子的射击，最后我在一个弹坑里拾到一把步枪，枪栓一拉，照着鬼子就射击。子弹从鬼子头上飞过去，把鬼子吓得趴在了地上。我再拉枪栓，一粒弹壳翻着筋斗弹出来，枪膛里不见子弹顶上来，我知道弹夹空了。我就喊麻叔，快给我找子弹。我也在弹坑里乱抓，想找出几粒子弹。这个时候，鬼子边跑边把步枪举到脸前，“叭勾”一声，我一缩头，子弹从我脖子边飞过去了。我见鬼子边跑边拉枪栓，我想完了，今天要死了。鬼子拉了一下枪栓，愣了一下神，就去腰里摸弹夹，我知道鬼子枪里也没子弹了，不能给鬼子换弹夹的时间，我跳起来，端着步枪就朝鬼子冲去。鬼子来不及换弹夹，也端着步枪朝我刺来。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步枪上只有小半截刺刀，刺刀断了。我扭脸朝麻叔喊，毁了，我的枪没有刺刀。我用步枪枪管强磕鬼子的刺刀，麻叔手抓木棍绕到鬼子身后，鬼子睁着大眼，弯下身子，土黄色的皮鞋踩着地上翻起了一片泥土。鬼子突然一个急转身，麻叔一下子跳出去老远。没有子弹和刺刀的步枪在我手里就是一个摆设，我转动着眼珠子，四下瞅瞅，见远处有把大刀，就发疯似的朝大刀跑去。鬼子发现了我的意图，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撵我。当时，我跑的真快，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就把大刀掂在了手里。我不想死在鬼子手里，就举着大刀和鬼子拼命，这一拼我才发现这家伙训练有素，每做一个规范的劈刺动作，就会喊一声，喊得我心里发毛。我的大刀和鬼子的步枪一撞击，我的手臂就隐隐发麻，大刀都差点震掉。我思摸着打不过这家伙，就想办法。我猛地往地上一蹲，那家伙一刺刀就捅到我肩膀上，我抡起大刀朝那家伙腿上一砍，那家伙就单腿跪在了地上。麻叔上去一棍，敲在那家伙钢盔上，棍子竟然断了。麻叔反应还算快，从后面勒住鬼子的脖子，我上去一刀就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

那天，抗日同盟军独立团经过和鬼子的白刃战，终于撤退到了第二道防线上，我们连没有退路了，就跟着抗日同盟军独立团往回撤，加入了抗日同盟军独立团战斗序列。

七

随着我们退入第二道防线，战事暂时歇息了，双方都在调整战术。第二道防线就在山口两侧，这里是一座宁静的山间峡谷，公路两边大山夹峙。我们连和我们团隔路相望，我们团的旗语兵站在一块巨石上，双手持红黄两面小旗朝我们连打旗语，用于远距离对话。我不懂旗语，就问连长，啥意思？连长掀起衣襟擦擦脸上的泥土说，叫咱们连回归建制，就是叫咱们回去。

这个时候，麻叔在山上找来中草药，把草药烧成灰，把草药灰敷在我伤口上，再用撕成条的衣服袖子给我包扎。我看伤口血止住了，就感到肚子饿，我说，连长让我们吃口东西吧，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我这一提醒，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一个个哎呦呦叫着躺在了地上。连长就喊管伙食的人说，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快埋锅做饭，让弟兄们吃饱肚子。管伙食的人说，报告长官，锅……没了，跑丢的跑丢，打烂的打烂，一口完整的锅都没了。管伙食的人这么一说，我赶紧摸缠在我腰上的装粮食的细长布袋子，也跑丢了。大伙知道吃饭没指望了，就爬到树上去找野果子吃，也不管能不能吃，摘下来就往嘴里塞，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连长就喊，集合集合，回咱们团吃饭。大家一听吃饭，立刻来了精神，清点一下人数，全连一百多号人，只剩下一半人。死亡真是个很短暂的过程，活着的人说死就死了。

我们往山下走的时候，就听见空中傳来轰鸣声，不一会儿从云层里冒出一个编队的日军飞机，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呼啸着俯冲投弹扫射。飞机扔的炸弹比炮弹大多了，就像一个大水缸呼啸着从天上掉下来。一声巨响，一片石子、烂草夹杂着泥土从天降落，使一根树枝斜飞起来，仿佛一支箭，插在麻叔的背上。

还有日军飞机往树林里扔燃烧弹，起初我们不知道日军飞机扔的是啥东西，外形像炸弹，一落地就冒火球，那火球滚动着，翻腾着，变成一大朵蘑菇云，随后一团大火腾空而起。我看见麻叔瞬间被大火吞噬，变成一团火朝山下嘶喊着跑去，最后变成一个火球，蹦跳着滚到公路上冒起一股黑烟。

麻叔死了，我真没想到麻叔会这样死。死前麻叔还在惦记着他的一家老小，惦记着他家地里的收成。麻叔对我说，满天啊，咱是一个村的，我要是死了，我的家人你可要护着点。我对麻叔说，也可能我比你先死。麻叔说，那我就照顾你们家。那时候，弟兄们在临死的时候都会托活着的人照顾他的家人。活着的人都答应下来了，但是谁又能做到呢？也许答应他的人过不了多久也死了。

日本人真是疯了，除了天上的飞机，远处的汽车呀，装甲车呀，坦克呀首尾衔接着朝我们开来，意图从公路上冲过去，从我们身后发起攻击。日军经常运用这种抄后路的战术，不惜一切代价渗透，在交战时经常一个中队就敢见缝插针打到我们背后包抄，这一招狠毒，那些作战经验不够的部队经常被他们这样糊里糊涂地打垮。日军第一辆装甲车开到山间公路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加足马力朝前冲过障碍物。障碍物都是我们扔在公路上的大树、石头。后面的日军汽车被路障拦着过不去，跳下许多士兵急急忙忙来搬路障。我们埋伏在公路边的密林里，头上戴着草帽，身上插满了树枝，连长一声“打”，我们就把手榴弹用力扔出去，烟雾腾起来，爆炸声响成一片。袭击很成功，汽车燃起大火，我们趁日军还没有清醒过来，连忙穿过公路消失在对面树林里。

我们在第二道防线上伤亡惨重，我们没有援军，只有防守的时间限制，守到时间就可以撤了。为了保持部队战斗力，在顽强阻击多日后我们开始南撤。当时，大家群情激奋都不愿意撤退，说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不能便宜了小鬼子。我们这些普通农民在太平时代看起来有些“小农”，有些随遇而安，好像还有点“不思进取”。刚开始我们这些新兵和鬼子拼刺刀的时候，有人竟然不敢把刺刀往日军身上捅。我们的士兵太善良了，是日本鬼子逼着我们拿起枪，从一个柔弱的农民成长为一个不怕死、敢于冲锋陷阵的老兵。也许是，当民族灾难当头的时候，我们身上马上就会凝聚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以及不甘屈服、不甘被人奴役的精神，迸发出了极大的战斗力。

一天清晨，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吃干粮，紧着走慢着走，赶到近邻平汉铁路边一个叫关家寨的山村时，部队停了下来。关家寨村不是个大村子，村街亦不长。当时，我的双腿被日军炮弹炸坏了，炮弹皮把我大腿上的肌肉削去一大块，鲜血直流，另一条腿上残留了几块炮弹碎片也没法取出来。开始我是拄着双拐行军，后来被担架抬着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于是部队决定把我留在这个村里养伤。

这个村在连绵的大山里，三面环山，山口是一片漫坡地，对着平汉铁路。关家寨村有一条能过车马的曲曲弯弯的青石条铺成的街道，街道经过数百年磨洗，青石条表面油光锃亮，弯弯曲曲地一直通到山外的铁道边。村里人家都散居在曲曲弯弯的街道两旁，依地势东一家西一家，散居着一百多户人家。街上房舍一律都是石砌的墙壁，房顶则五花八门，有黑瓦、红瓦铺盖的，也有茅草盖顶的。我住在了进村头一家的关老爷子家里，他家人口简单，就老两口，儿子在铁路上干活，闺女嫁到了山外。关老爷子家坐南朝北，屋后山坡上生满了松树和杂乱的灌木，山坡上经常笼罩着白色的雾气。

我记得，那天连长从盒烟里抽出一支烟递给关老爷子，关老爷子说抽不惯，拿起自己的烟杆点着抽着。连长交代说，我们的人在你家里养伤，不会出事吧？关老爷子的眼睛顿时睁大了，他嘬着嘴唇对准烟锅，“噗”地一声吹出烟灰，一边捻着黄亮柔软的烟丝儿装入烟锅一边说，长官是不是信不过我？我姓关，汉寿亭侯之后！连长赶紧抱拳说，失敬，失敬。连长从衣袋里拔出水笔，趴在炕沿上往一张纸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一个空碗，往空碗里倒些水，把水笔插进去蘸一下水。我问连长，你写啥呢？连长说，给你写个养伤证明，伤好后就凭这个归队。写完证明，连长用嘴吹吹，又举起来看看说，笔墨是淡了些，不过仔细看还能看出来，你就凑合着用吧。

接着，连长宣布了团部对我的嘉奖，还在我的领章上加了两颗星，将我从一颗星的二等兵升为三颗星的上等兵。由于我的伤一时半会养不好，山里又冷，连长从团部军需官那里软磨硬泡给我弄来一件灰色棉布冬装，特意让连里文书用毛笔给我写了新的军衔胸章，就是用布印制的方形块，周围镶有0.5厘米宽的白色边，并在布块中间盖上团部官章，缝于胸前左上口袋盖上。这个时候，大家都板着脸不说话，看着我解开绑腿脱掉军服，换上关老爷子给我的老百姓衣服穿上。我把棉冬装和我身上脱下来的军装叠好，用一块布包裹好，打算藏到山上树林里。连长抬手止住我，把手朝连里文书一伸，连里文书就知道连长想要啥，赶紧从腰里拔出一把缴获日军的手枪递给连长。连长说，把这个也一起藏着，说不定能用上。连里文书又送给我几个弹夹，里面都上满了黄澄澄的子弹。我把短枪掖进裤腰，一看自己真要离开部队了，就感到伤心，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说，连长、连长。

临走时，连里文书摸出十块银元塞到我手里。连长说，这是连里发给你的养伤费和归队路费。记住，你永远是我们独三团的兵，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给独三团丢脸。我本想脚后跟一磕敬礼，可是我的腿上有伤，脚后跟磕不成了，我就身子一挺，“啪”地敬了一个军礼说，宁为玉碎……这句话我是跟连长学的，后面那一句我想不起来了，就小声问身边的文书，后面那句咋说？连长听见了，就插嘴说，不为瓦全。我就大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完，连长想安慰我，可又不知道该说啥，就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走了。

连队的人背着大枪一摇一晃地走后，我把十块大洋都送给了关老爷子，起初关老爷子不要，说你们在战场上打鬼子受伤，哪能要你们的钱？我说，我要钱没用，你先替我放着吧。关老爷子这才收下了十块大洋。我把包着军服和手枪的包裹藏在离关老爷子家不远的一大棵树的树洞里，又寻些杂草把树洞塞满，从此我就要以一个村民的身份在这里隐藏下来。那年，我19岁，我对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记忆深刻，直到许多年后，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八

一圈金黄色的玉米围绕着关老爷子家的小院，显示出主人的勤劳。关家寨人世代务农，靠种地和上山打猎、采撷山货吃饭。一到饭时，街两边屋檐下就飘出带着辣味而又呛人的炊烟。不一会儿，就看见每家门口蹲着一两个汉子，手里捧着大瓷碗，碗里满是脱壳的糙米，就着野蘑菇、木耳、竹笋等，大口大口地吞食。汉子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下就咽下去了。在关老爷子家里，我的伤好得出奇地快，一是年轻，二是有饭吃，有时候我都能感觉到我腿上被炮弹皮削去的肉长起来了，就像发面团样慢慢地鼓了起来。可是，当时形势不好，日軍不但攻占了武汉，连我们这一带也成了沦陷区。村里人开始悲观起来，议论纷纷，认为国军不是日军的对手。遇到这种说法我就不服，我说，日本一个弹丸小国没什么可怕的，来到我们泱泱大国，就像蛤蟆掉进池塘里，再扑腾也到不了岸边。有人说，你不怕日本人，咋躲到我们这里来了？我说，我不是躲，我是来养伤，养好伤还要打鬼子。我说我可不是一般的兵，我是重机枪手，鬼子再嚣张都没有用，重机枪“嘟嘟嘟”一响，鬼子就哭天喊地倒下一大片。不是我吹牛，死在我手下的鬼子少说也有千儿八百。

有天傍晚，关老爷子坐在家门口捉着短管烟袋吸烟，一憋气就吸了大半会儿。然后，两股烟就从他鼻子里面冒出来，飘过脸面，像一尊香火烟气笼罩着的泥塑神像。吸完烟，关老爷子把烟锅磕干净，把烟袋缠在烟杆上跟我说，前晌午，保长说全村人都要办良民证，我正思摸着给你办个良民证。关老爷子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村里保长提着大锣，从村子自东至西敲过去，喊过去，猛烈地敲击了一下铜锣，哐啷啷啷，铜锣声颤悠悠响出去老远，在山谷里还能传来嘶哑的回声。走几步敲一下铜锣，敲完锣，把拿棒槌的手放在嘴巴上喊，皇军有令，办良民证喽。村里保长看上去是个像风干丝瓜一样的人，此人很难看出他的实际年龄，在满脸皱纹的脸上，生着一个红头大鼻子，还有一双眼睛，眼珠子滴溜溜转动。他腰背佝偻，似乎进入了风烛残年，但他的双腿还很利索，居然能奇迹般地蹦跳。那天，保长走到离关老爷子家不远处的一棵大槐树，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散发着浓郁的清香。树下有一盘石磨，石磨四周聚集着不少人在谈论着眼下的局势。保长敲了一下锣，众人转身让开一条道，只见保长腰身往下一塌，两眼盯着石磨，脚下跑着小碎步，腾空一跳就站到了半人高的石磨上。保长站在石磨上敲响大锣，把所有男人都集中到大槐树下来。

有人把脖子一梗说，保长，你咋跟日本人干了？保长打着哈哈说，没办法，被日本人逼的，眼下是日本人的天下，以后是谁的还说不准呢，走一步说一步吧。接着保长敲锣，把日本人的训令内容归纳成最简洁的几句话，就是要对各村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要逐村逐户核查造册，再由日本人统一发良民证，一丁一证。抗拒者，以抗匪罪处治。

当时，关老爷子的老伴关老婶子，一边竖着耳朵听大槐树下传过来的嘈杂声，一边往锅里贴玉米饼子。我一边探头往外看、一边帮她烧火，烟熏火燎，灰土飞扬。关老爷子家没有厨房，一进门就是堂屋，屋里垒着灶台，安着两口铁锅，一口锅做饭，一口锅烧热水。除了灶台，堂屋里还要摆放一张桌子，买不起桌子就用砖头垒一个台子，台子的洞里放着碟子、碗筷之类，台面上就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地方，每逢祭日，就要在这里祭拜祖先。堂屋的一角，堆放着柴草，我从身后柴草堆里抽出稻草，随手弯了个草把，添进炉灶里烧着，再把烧着的草把送到关老爷子面前。关老爷子就着草把点着烟，坐在家门口，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远处的那棵大槐树，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天，关老爷子用烟杆指指远处的那棵大槐树对我说，你以后少露面，更不能说杀日本人的事，村里人多嘴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传出去怕是不好。我知道像我们这样隐藏起来的伤兵，在日本人眼里就是抗匪，隐藏抗匪的村民就是通匪，有时候一家通匪全村人都跟着受牵连。我不想连累关老爷子一家，打算躲到山里去，我想这一带山高林密还是能躲起来的。关老爷子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撵你走，是要你小心些。我猜想不会有人告发你，当汉奸嘛，那是羞辱祖宗的事情。我说，眼前局势不明，谁要是嘴松，说漏嘴了呢？我还是进山吧。关老爷子摸摸我的腿说，我早年在山里打过猎，知道山里情况，像你这样腿脚有伤，躲到山里怕是活不成的，再等等吧。

我小心翼翼躲在关老爷子家里，白天不敢出门，直到夜里我才跑到后山上去看我藏的包裹。一天黎明时，关老爷子家那只通红的大公鸡站在乱石砌成的墙头上引颈长鸣，村里立刻响起了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声。慢慢地太阳升起，阳光在山林里静静地流淌着，一群麻雀正在街上啄食，不知被什么惊动了，忽地一下蹿上天空。我从老爷子家门口看到从村口方向过来一拨队伍，十几个人一路行走，枪扛在肩上，刺刀在日光下闪亮。走在最前面那个兵的刺刀上还挑着一面太阳旗。日本兵！

村子里骤然骚动起来，形成灾祸临头的悲怆气氛，村巷里传出嘈嘈杂杂的说话声，脚步踢踏，人影闪动，使恐怖的气氛愈加浓重。我心里一紧，刚想冲出去，被关老爷子一把摁住了肩膀。关老爷子倒显得很镇静，他说，来不及了，鬼子好像是冲着咱来的。说着，关老爷子用眼色告诉我藏到里屋炕洞里去。这个时候村里响起来了接连不断的关门声，接着又响起了保长的吆喝声，间接还传来用枪托砸门的声音。日本兵在保长的带领下气喘吁吁跑到关老爷子家门口，关老爷子匆匆忙忙穿着外褂，一个胳膊往衣袖里套着，一个胳膊挽到身后去寻找另一个衣袖。关老爷子硬着头皮站在门口，冲日本兵点头，问保长，大兄弟，啥事？保长用嘴努努日本兵，没有吭声。一个穿酱黄色军服的鬼子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翻译就对保长说，就这一家吗？保长点头哈腰说，我保证，我们村就这家藏了一个抗匪，其他家没有了。日本兵端着步枪闯进屋里，把关老婶子撵到了屋外。当时，我已经藏到了炕洞里。关老爷子家的土炕下面是空的，用来走烟道。关老爷子事先把炕口扒大了，紧急时候我可以钻进去。日本兵用刺刀在炕上被褥里乱刺一番，又踢了几脚土炕墙，炕里面的烟灰落了我一头一脸，日本兵就走了。

那天，日本兵把全村人都撵到大槐树下，鬼子头是个军曹，对着翻译叽里咕噜说，翻译又对二鬼子叽里咕噜。二鬼子问保长，人都到齐了吗？保长点点头，又冲鬼子军曹哈哈腰说，在家的都到齐了。鬼子军曹盯着关老爷子看，保长就替关老爷子打圆场说，他儿子在铁路上给皇军干活呢，自己人。二鬼子在一旁插话说，是自己人还窝藏抗匪？关老爷子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被人告密了，难道真有人敢当汉奸？关老爷子拿眼睛看保长，保长挤眉弄眼说，别看我，不是我。二鬼子接着说，大家都放明白些，眼下是皇军的天下，那个蒋委员长指望不上，比兔子跑得还快。好好的做良民比啥都好。鬼子军曹有些不耐烦了，叽里咕噜说了几句，翻译对关老爷子说，快把抗匪交出来。二鬼子马上跟着喊，不然要你的老命，快说。关老爷子把眼皮一翻说，跑了，你们一来就跑了。二鬼子说，跑哪了？关老爷子朝后山努努嘴说，跑山里去了。

歪着肩膀的鬼子军曹，肩膀显然是受过枪伤，又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一个鬼子兵端起步枪就朝关老爷子腿上刺了一刀。关老婶子哪见过这阵势，吓得闭上眼睛就晕过去了。保长赶紧出来劝关老爷子说，抗匪和你无亲无故，你保他划不着。我知道你是怕担汉奸的名声，可眼下是日本人的……保长正说着，脑袋被二鬼子砸了一枪托。保长捂着脑袋，赶紧改口说，是皇军……眼下是皇军的天下，还是做良民吧。关老爷子只是龇牙咧嘴的吸凉气，就是不说话。

当时，日军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所到之处，烧光、杀光、抢光。偏僻的关家寨也不例外，关老爷子和关老婶子被日本兵用刺刀扎，那血呀咕咚咕咚直往外冒。关老爷子在临死前开口大骂，我操你小鬼子，老子汉寿亭侯之后，想让老子当汉奸想瞎你们的狗眼！

鬼子杀了关老爷子和关老婶子，还烧了关老爷子的家，就是杀鸡给猴看，让村里人看看通抗匪的下场。我被大火烧的待不住了，从火里蹦出来，身上带着呼呼的火苗朝鬼子冲去，我想夺鬼子手里的枪拼命，被一群鬼子摁在了地上。妈的，老子被俘了。

九

我被五花大绑押出村子，沿着一条斜插的铺着一层厚厚细土的山路走，就到了山外。山外是平汉铁路，铁路两边竖着栅栏或刺网，还把铁路两侧的灌木丛和树林砍倒，以防备运输军火的火车遭到埋伏。路上不断有人从附近的村子里抓出来，和我捆成一串朝鬼子据点押去。

我知道被鬼子抓住必死无疑，但我不怵头。一路上我心中大恸，几不欲生，脑子里不断浮现关老爷子和关老婶子惨死的情景。我双眼灼灼冒火，恨不得和鬼子同归于尽。我奋力挣扎着大骂，老子不活了，咱们一起完蛋吧！我满腔怒火，决不是虚张声势，我们独三团死了那么多弟兄。在战场上，我们分散作战不会挤成一团，否则一颗炮弹打来就全报销了。战场上枪声各不相同，重机槍声沉闷像敲鼓，轻机枪声清脆像敲锣。只要能不断听到汉阳造步枪“呯”的枪声，就会感到安慰，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地在战斗。但我们经常会把子弹打光，不得不用缴获的日军武器，这时阵地上渐渐地只有三八大盖的“叭勾”声，这就让我们感觉弟兄们都打光了，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战斗。感到绝望的新兵就会抱着手榴弹冲到鬼子群里，拉响手榴弹拖着几个鬼子去死。

那天，我跳着大骂不止，飞起一脚踢了一个鬼子的屁股，挨踢的鬼子踉跄几步差点滚到沟里。旁边的二鬼子穿着和鬼子一样的土黄制服，腰里扎着皮带，用枪托砸我的腿和腰眼。挨踢的鬼子很恼火，在沟边一个急转身，哗啦一声，枪栓一拉，举枪就要打我，被歪肩膀的鬼子军曹“巴嘎”一声阻止了。

前面就是个火车站，车站四周围起了铁丝网，鬼子在铁路口设卡检查良民证，趾高气扬，横鼻子瞪眼，吓得过往的人躲躲闪闪。一位穿着土布长袍，胳膊里夹着油伞的人，被荷枪实弹的二鬼子横枪挡住要良民证，鬼子端着枪不说话，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那个穿土布长袍的人说，我不是本地人，是走乡串户的私塾，没有良民证。二鬼子只瞧了一眼就断定私塾先生是抗匪，不由分说和我们绑在了一起。

我们被押到火车站西角的一个三进院落里，前院住着一个连的二鬼子，中院住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后院的院墙加高了，墙头上还竖了一圈带刺的铁丝网。那天，我在后院里惊讶地发现了304团的黑子，黑子赤着脚片子扑哧扑哧走来。他蓬头垢面，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脸有些肿涨，军服褴褛，胸前的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我发现黑子的一条胳膊没了，我说，你胳膊呢？黑子扫了一眼炮楼上端着枪的鬼子说，让小鬼子的炮弹削去了。黑子问我，你咋也抓来了？我说我在村里养伤走漏了风声。黑子说，我和你一样，咱们好些重伤的弟兄当场就被鬼子打死了。

我和黑子正说着，歪肩膀的鬼子军曹领着一个鬼子大尉来到后院，两个鬼子叽里咕噜一阵交流，翻译就冲着院子里喊，都出来集合。几个二鬼子就端着枪去屋里往外撵人。这院落不小，人说，这里过去是一个赵姓大财主的庄园，连这一片土地都姓赵，一家拥有的土地比一个村的土地还要多，骡马拴下三大槽，连驹儿带犊儿几十头。前院和中院是赵姓大财主家人居住的地方，后院是马圈和下人的宿舍，散发着一股类似马尿的臊味。我们靠墙站着，鬼子大尉把军刀插在地上，双手摁在刀把上，两只眼睛转来转去看着我们，然后冲着翻译叽里咕噜一阵交待，翻译就喊，大日本皇军说了，当过兵的站东头，没当过兵的站西头。人群自然分成两拨，二鬼子又照鬼子的命令把缺胳膊少腿的伤兵拉出来，也就七八个人，其中就有黑子。黑子冲大伙抱拳环拱，朗声说道，兄弟们，咱们是中国人呐，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能当汉奸，如果咱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

那天，我也被鬼子拉了出来，靠墙站着，在墙和我们之间挖了一深坑，这是个刑场再明白不过了，以示震慑。翻译说，所有没当过兵的都要送到日本国去做劳工，当过兵要么参加皇协军，要么送到日本国做劳工，胆敢抗拒，就地枪毙。说着，二鬼子面对我们站成一排，举起了枪，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枪声响过，空中冒起一片蓝烟，七八个人不见谁哼一声就一头栽到了深坑里。我站在坑沿上感到有一粒子弹从我的嘴巴穿过后颈，一股热辣辣的液体喷涌而出，甜腥腥的，周遭全是静音，万籁俱寂。我扭扭脑袋，我还活着，我吐了一口唾沫，我的嘴巴好好的，没有挨枪子。操……二鬼子的枪法太糙了，我估摸着二鬼子还要补我一枪，我闭上眼睛等死，却听见人群里一声嚎叫，那个私塾先生居然吓疯了，朝鬼子大尉冲去。鬼子大尉狞笑着端起军刀对着冲上来的私塾先生的肚子，军刀“噗”地一声就把私塾先生刺穿了。二鬼子赶紧拖拉着私塾先生的两条腿，拉到深坑边，把私塾先生的两条腿一翻就扔下去了。

鬼子没有枪毙我，是吓唬我，劝降让我参加皇协军。我当然不能参加皇协军，要那样我哪还有脸见我们独三团的人？有人给我面授机宜，先答应参加皇协军再寻机会逃跑。可鬼子很狡猾，专门让刚参加二鬼子的人枪毙我们的伤兵，逼迫你跟着鬼子干。说实话，挨枪毙和在战场上牺牲完全是两码事，枪毙是等着枪响，战场上是冷不防就死了，我也害怕枪毙，往刑场上一站，“唰”地冒出一头大汗。我们有很多在战场上很勇敢的士兵在退下来以后也会当逃兵，但是很奇怪就是再把他们重新推到战壕里去，他们好像又恢复过来，不怕死了。

那段时间，我们睡着稻草通铺，鬼子还经常押着我们去火车站货场上干活，或者去附近山里一个煤矿挖煤。当时，不断有鬼子的火车在这里停靠，平板车厢上满载着大炮和坦克，都是重型武器。这里是交通要道，火车要在这里加煤加水，车上的鬼子也要在这里喂肚皮。我每次干活都要偷偷观察地形，为逃跑作打算。我发现在关押我的大院西边还有一个鬼子军营，规模不小，我估摸驻扎有一个大队。这样西边就不能去了，东边是关押我的据点，北边是平坦的庄稼地，地里大多是矮秆农作物不宜隐藏，这样逃跑的方向只有南边的大山，可是南边有哨卡还有铁路线拦着，铁路线两旁不但有刺网，还有不断巡逻的鬼子。

为了打消鬼子对我的警惕，我抢着干活。一天，有两个人抬着迫击炮往火车上装，咋样都抬不上去，我就过去用迫击炮随带的工具，把迫击炮熟练地拆开，拆成炮盘底座、炮身，还有两脚炮架。等把这些东西搬上火车，我就往火车上爬，被鬼子用刺刀拦着，我举着手里扳手说，我的，炮的装起来。二鬼子明白我的意思就比划着说，太君，他的炮的装。然后冲我举举大拇指说，他的良民。鬼子转着眼珠子边听边看二鬼子的比划，说了声“哟西”，将挺着的刺刀收了起来。我翻身抓着车厢的梯子爬上去，我偷偷环顾了一下周围，车厢上是一辆掩盖着帆布的坦克，我呼呼嗤嗤把炮盘和炮管往一边拉，想拉到坦克另一边去，鬼子“巴嘎”一声表示了对我的警惕。我对刚才替我说话的二鬼子说，那边宽敞，我好把炮装起来。也活该我那天有运气，坦克装偏了，朝着月台这边留出的车板很窄，迫击炮确实放不下。我把迫击炮拉到坦克另一面去装，月台上的鬼子就看不到我了。为麻痹鬼子，我不断从坦克另一边过来拿工具，还自言自语说，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还真不好装了。二鬼子就说我，你要装不好迫击炮，皇军会让狼狗咬你。二鬼子还把我装不好迫击炮的事说给鬼子听，鬼子居然笑了。

我发现在车厢另一边还有个鬼子，我就对车厢这边的二鬼子说，那边有个皇军要抽烟。

二鬼子手指里正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老刀烟，老刀烟是好烟，凭鬼子军票购买，一般老百姓买不到。二鬼子赶紧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接了烟又要了火，到坦克另一边故意大声喊鬼子，太君，烟的“米西米西”。鬼子端着枪在巡逻，冲我“巴嘎”一声，我举举手里的烟，又做了个抽烟的动作，鬼子明白了，把枪收到肩膀上踩着铁轨枕木走过来。

我故意把烟递不远，等鬼子靠近了，我蹲下身子划着洋火，“哧啦”一声冒出一朵蓝色的火苗，给缩着肩膀的鬼子点烟。鬼子大意了，以为我是老百姓，鬼子要知道我是上等兵，一定不敢靠近我。每个经历过大战不死的老兵都有绝活，在死人堆里练出来的绝活，能凭感觉知道十几米内有没有人。冷不防，我像割麦子样一把拦过鬼子，双手用力一拧脑袋，“喀嚓”一声，鬼子的脖子就被拧断了。我把鬼子拖上车厢塞到帆布下面，怕那边鬼子起疑心，我又转到坦克那边说，快装好了。二鬼子说，你能呀，参加皇协军吧，给你个班长干。我说，好咧，跟你可以抽到好烟了。

说着，我把炮架抱到肚子上，身子向后仰，脚朝前探着地，慢慢走到坦克另一边。一到坦克背面，我“扑通”一声放下炮架，三下两下扒下死鬼子的军服，急急巴巴把衣服往身上穿，再把裤子往腿上套，戴上鬼子的钢盔。我掂着步枪跳下车厢往路基下面跑，正巧那里有个排水洞，我把步枪从铁丝网眼塞过去，从排水洞钻过去。是一片庄稼地。我想这样不行，一个鬼子在庄稼地里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就绕到路上，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其间还遇到一队二鬼子，一个二鬼子头目冲我点头哈腰说，太君，太君。意思是想问我怎么一个人走，我脸一横“巴嘎”一声，又故意解腰带。二鬼子明白了，皇军尿急了，就赶紧说，你的方便，方便的有。我又“哟西”了一声，看着二鬼子走远。旁边是一片树林，我假装解手走进树林，刚到树林里，就听到车站上传来枪声，大概鬼子发现我杀死一个鬼子逃了。我赶紧一拉枪栓，妈的，枪膛里满满的子弹。我端着枪辨别了一下方向，还是选朝南面的山里跑。

那天，鬼子出来撵我，朝山上胡乱放枪。我当然不能还击，一还击就暴露了我的方位，我撒腿往山里跑，往山顶上跑。这是一片深山，山高林密，我跑进深山里就像魚儿游进了大海，哪里还有踪影？

十

我逃进山里躲避，等形势好了后，再另做打算。反正是不能回家，回家就会连累家里人，被抓枪毙。寻找部队也不可能，也不知道部队开拔到何处去了。我在山里发现一个很隐蔽的山洞，我在山洞里搭建了一个草棚，在草棚地上铺上杂草，又用刺刀砍些树枝把洞口伪装起来，从外面看不见洞口。平时我就打猎，为了节省子弹，我专打野猪，一头野猪可以让我吃很长时间。我把野猪肉烤熟，用刺刀切成小块带在身上当干粮，渴了去山泉里喝水，还补充一些野果。

那段时间，我摸回关家寨村，找到那棵大树从洞里取出包裹，站在山坡上看见关老爷子的家已经被烧塌了，原址上还留着一些石头砌的残墙断壁。原先那是三间草顶铺盖的石头屋子，我在山坡上看到两个坟堆，从坟堆的位置上判断应该是关老爷子和关老婶子的。我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说，叔、婶子，我给你们报仇。我背着包裹，腰里掖着短枪，手里端着步枪，跑回山里，我在山顶观察发现有一个突出的断崖，铁道正好在那里转了个弯，断崖上树枝茂密很利于埋伏。

一天我埋伏在断崖半腰的树丛里，我把步枪架在石头上，看见有五个鬼子从铁路上巡逻过来，我埋伏的地方距离鬼子很近，几乎可以看清楚鬼子的嘴脸。我将装有五发子弹的桥式弹夹插在枪膛里，用大拇指按压子弹，使子弹脱离弹夹进入弹仓，再抽出弹夹。我瞄准鬼子左胸口，一个一个点射过去，五个鬼子应声倒下。子弹打完了，我一边往枪膛里压弹夹，一边朝鬼子跑去。我用枪托把铁丝网砸开一个洞，钻进去把鬼子身上的子弹全部翻找出来，还有手雷，我把子弹还有手雷用鬼子衣服一包，捆成一个包裹。我趴在路基下，把一颗手雷拉环拔出，在铁轨上磕一下，扔到对面铁丝网下面，“轰”一声把铁丝网炸出一个大洞，我掂着包裹就跑。鬼子反应很快，听到枪声和爆炸声，不一会儿就沿着铁路追来。我跑到断崖上，把手雷往山崖下的鬼子头上扔，还往铁轨上扔，没想到铁轨很结实，手雷爆炸铁轨纹丝不动。

鬼子上山撵我，我就往山顶跑，鬼子对我毫无办法，也不可能把整个大山搜一遍。我不断偷袭鬼子，鬼子很头疼，就让鬼子带着二鬼子冒充猎人到山里找我。有次我和几个猎人相遇，从他们手里拿的步枪我就感觉不对头，猎人只有猎枪，不可能有步枪。我躲到一块石头后面，枪栓一拉，大喝一声，举起手来！二鬼子当时就露了馅，“叭勾、叭勾”朝我开枪。二鬼子的枪法哪有我好，我把帽子用树枝顶起来，升到石头上面，绕到二鬼子背后，掏出手雷扔过去，再补上几枪，只留下一个活口。我说，我不杀你，你回去告诉鬼子，山里有独三团的人。二鬼子脸色煞白说，不敢不敢，好汉饶命。我说，快滚。二鬼子爬起来就跑，一溜烟跑没影了。

寒来暑往，我在山里最难度过的是冬天，手脚都是冻疮，发起痒来钻心的难受，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幸好有连长给我的棉衣，还有我缴获的鬼子大衣，我才活了下来。渐渐地，我发现鬼子不上山找我了，我摸到山边，朝关押过我的火车站观望，发现炮楼上的太阳旗不见了，炮楼上的人也没了。再看铁路口的卡子也不见了，人来人往，畅通无阻。我把步枪还有军服藏起来，腰里掖着手枪，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下山。听到乡镇街上传来鞭炮声和唢呐声，我混进人群里去看，沿途是一片欢腾景象。一队踩着高跷的村民兴高采烈地经过，大标语到处都是，花花绿绿，格外耀眼，比如“庆祝光复！” “中国胜利啦！”等等。

原来抗战胜利了，我赶紧跑回山里，把独三团的军服穿上。当时，抗战喜讯传遍全国，军人处处受优待，我坐火车不掏钱，我就坐着火车往南走，在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就往家走。终于走到了曾被洪水淹没的家乡，家乡土地上飘游着大团的白云，云缝隙里露出来的天格外的蓝，我又看到了我阔别多年的家乡土地，看到了我们家的地，还有树木笼罩着的徐家围子。我太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了，我抄近路走在几乎被野草遮没了的田埂上，我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好像四周有无数的眼睛在窥视着我。当时已是春天，我穿着独三团的棉衣，腰里扎着皮带。

我记得，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晨，浓浓的白雾像纱帐一样将我们村四周的丘陵包裹着。远处河上起了层白雾，像轻烟一样飘忽。河岸边是大片大片的油菜田，清晨的油菜花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不断地钻入我的鼻子里。油菜花上还带着露珠，早起的蜜蜂，有几只已经在上面落足了。这幅安静的清晨画面使我产生了幸福的感觉。

离村口不远，几个小孩在油菜地里割草，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都站在地里打量我。推开我家的院门，院子里面空空荡荡的，许多地方都塌了，还长满了杂草，房顶上长满了有半人高的蒿草，在风里哗啦啦地抖动。我推开家门，门“呼啦”一下倒了，屋里黑乎乎的，窗户上挂满了蜘蛛网，我大喊一声，爹……娘！

村里人跟着过来，围着我看，大多是我的本家亲戚，我说，我爹我娘还有我弟我妹呢？众人都不说话，连连叹气，我从众人脸上看出情况不妙，我说，他们都……我不敢说了。其中一个人说，你们全家还有麻叔全家都被鬼子當抗匪家属杀了。

我们全家都埋在了村后的坟地里，还有麻叔一家人。后来，每逢过节，我都要祭拜我们家人，还替麻叔祭拜他们一家人，让他们接受我的祭奠和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像暮色时升腾起的炊烟，在空袅袅升起，飘散。

解放后，我们村进行土改，划成分，我划成了贫农。我还当了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会，听县长在广播里讲话。县长叫郭子杰，和我们连长的名字一模一样，口音也一模一样，难道是郭连长？我心生疑虑，戴着一顶新崭崭的麦草帽，上身穿着洗干净的布褂子，下身是一条灰色的独三团军裤，穿着刷洗得干干净净的解放鞋，利利索索地跑到县里去找郭连长。县政府把门的人不让我进去，问我找谁，我说我是生产队长，找郭县长。把门人笑眯眯地直直地望着我说，是公社让你来的？我说，是我自己来的，我找我们暂七师独立第三团一营一连的郭子杰连长。把门人的眼睛立刻睁圆了说，我们郭子杰县长，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团长，和你说的就不是一个人。

我也迷糊了，回到家继续过我的日子。慢慢地我老了，喜欢回忆往事，回忆我打鬼子的经历，那是我一生里最骄傲的经历，那段经历就像一部经典的黑白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当年，我蜷缩在草棚里冻得瑟瑟发抖，要没有郭连长发给我的棉衣我就过不了寒冬，我一直念着郭连长的好，还有关老爷子、铁头、麻叔、黑子。我临死的时候，双眼睁得大大的，还在不断转动，别人喂我水，我已经喝不下去了。我抬了抬胳膊想敬礼，可是我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我拼尽全力说，报告……连长，上等兵徐满天，没有给你……丢脸。

十一

新华社2015年9月3日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今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由300余名抗战老兵、英烈子女、抗战支前模范组成的2个乘车方队，行进在受阅方队最前面，接受祖国和人民的致敬。

受阅的抗战老同志，由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我党我军和国民党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组成。他们中，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岁，最年长的102岁；抗战支前模范平均年龄88岁；英烈子女平均78岁。

安排抗战老同志受阅，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抗战老兵的敬重、对抗日英烈的敬仰、对支前模范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