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辉

“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这样讲道。这无疑为中国的心理健康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在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5%，正在成为一种常见病。而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更使得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中国只有不足30%的抑郁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处置，能够在发病初期就得到准确的诊断和规范、系统的治疗。”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有效阻击抑郁，需要病患群体、医院和整个国家的重视和参与。 医生对抑郁症也有误解 《瞭望东方周刊》：抑郁症患病率已经超过了5%，成了一种常见病，但目前中国社会对抑郁症还存在比较多的误解，你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陆林：这种误解不仅病人有，社会有，就是在医生群体中也有。 首先很多病人不承认自己抑郁。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吃饭没胃口、工作没精神，或者有时候脾气变得很暴躁，可能是胃肠道、大脑、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自己抑郁了。 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抑郁症或者精神心理疾病有一种病耻感，严重的会说病人是不是道德、品质有问题。其实抑郁症跟很多其他病一样，与人的道德、品格、人格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即便已认识到自己可能是抑郁症，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也不愿意找医生。所以，很多病人识别不出来。 还有一种误解是，很多人认为得了抑郁症就要自杀。事实上，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会有自杀的想法，很多抑郁症病人没那么严重，也没有自杀的想法，只是工作动力不足、做事没有信心、容易紧张焦虑，做事情变得没有计划、拖三拉四。 在医生中也存在一些情况。很多内外科的医生没有经历过精神类疾病的初步识别训练，对抑郁症缺乏必要的了解。社会上有一些心理工作者甚至会安慰病人说，你不要想太多，想开点。事实上，抑郁症不是想得多、想得少的问题，也不是想开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种有生物基础病变的疾病。

一位抑郁症患者在某医院精神卫生科候诊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的情况什么样？ 陆林：抑郁症在美国的患病率是15%左右，要比我们的6%高出许多。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的抑郁症患者少，而是因为我们很多抑郁症患者不愿意承认，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被识别出来。 原来中国只有20%的抑郁症能够在就诊初期被识别出来，现在可能要好一点，能达到30%。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70%～80%的抑郁症初期就能够得到正确的识别。 西方很少有传统文化的桎梏。西方国家的民众很少会因为病耻感或者社会的误解，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病情，更不会因此放弃求助医生。 同时，西方社会对病人和医生都有比较好的宣传和教育。美国有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的急诊室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或合并有心理问题，所以美国的医生非常重视病人的精神心理问题。而国内到急诊室看病，如果病人觉得头疼，肯定一上来就是做CT，胸闷就检查心脏，不会考虑会不会是抑郁症。 《瞭望东方周刊》：普通人如何区分抑郁症与一时情绪低落？ 陆林：有一个简单的标准。 人因为遇到某件不高兴的事情，出现情绪低落，有可能是暂时的。比如说上午心情不好下午就好了，或者昨天心情不好，今天就好了，这是抑郁的状态，不是抑郁症。 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心情不好，持续时间超过了两周，那就可能要去医院了，让医生来判断。一般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主动进行调整或宣泄，不会持续时间过长，达到两周甚至更长。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亲人离世，有可能痛苦几天，但也会慢慢适应。 医生诊断不是只看是不是心情不好，还要看一些症状。比如是不是持续两周以上吃饭没胃口、做事没信心、对事情不感兴趣，或者精力不充沛、脾气突然变得很暴躁、睡眠有问题、身体上有不舒服的感觉。 此外，虽然每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患抑郁症，但仍有几个敏感期。 比如，对青少年来说，青春期、高中大学期间、刚开始谈恋爱或失恋的时候是易感期;中老年人，退休以后是高发期;对女性来说，生孩子以后和更年期前后是易感期。 整个女性群体的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 药物治疗有效吗 《瞭望东方周刊》：我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用药有许多顾虑。你是否认为抑郁症的治疗一定要用药？ 陆林：对于抑郁症的用药，目前患者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什么都交给医生，你给我开药我就吃药，希望药把所有的病都治好;还有一种就是病了我也自己扛着，自己调整，我坚决不吃药。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有点极端，都是错误的。药能帮助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仅仅靠药物。 医生的治疗标准基本上是，如果是轻度抑郁，就建议病人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支持，进行自我调节。如果是中度以上，就建议接受药物治疗;如果是重度，就必须药物治疗，如果门诊药物治疗效果不好，还要住院。 同时，病人还可以接受心理治疗、麻醉休克治疗、物理治疗和精神外科治疗等。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 我们一般建议：第一次药物治疗，最少要服药6～9个月，不能吃几天就停了;如果复发，第二次服药就需要坚持两年;第三次复发，我们就建议终身服药。 对于抑郁症来说，一定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具体病到了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什么时候停药，要由医生来判断。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上市的抗抑郁药安全性如何？ 陆林：目前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常见的抗抑郁药有十几种，它们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安全，也不会让人产生药物依赖性，但有些病人服用的安定类药物会有产生药物依赖的危险。 是药三分毒，药物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抗抑郁药也不例外，比如会导致出现口干、轻微的不适感，但很快就会过去，不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目前还没有科学研究证明抗抑郁药会把人吃傻了、脑子吃坏了。 如果抑郁症比较严重，而患者又坚持不吃药，疾病本身反而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因为抑郁症本身不只是让人心情不好，还可能导致患者得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药物治疗，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心理咨询也是许多患者会选择的治疗手段，你认为心理咨询或者治疗对于抑郁症的康复具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陆林：理论上来说，所有的疾病都有躯体因素和心理因素，因此所有的疾病都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具体到抑郁症的治疗，并不是任何时候仅仅依靠心理治疗就能发挥作用。 如果是轻度以下的抑郁症，接受一些心理治疗，进行一些心理调节就会有效果;如果病人的病程到了中度，但是症状表现不是很严重，也可以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做一些心理治疗。 但是，如果病人的症状表现严重，心理治疗就可能疗效有限。心理治疗要求病人有一定的状态跟医生互动，如果病人已经出现严重情况，跟医生根本没有互动，心理治疗效果自然不好。 严重的患者走到了康复阶段，心理治疗也会有效果，能起到加速康复的作用。 补齐缺口需要15年以上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在精神专科方面整体的医疗水平是否也影响了抑郁症的识别和诊断？ 陆林：是的。 首先是医生的诊疗水平。精神心理科医生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病人、病例，在诊疗方面还比较专业。尤其是好的医院，对抑郁症的诊断治疗跟国外基本上没有差异。但是中国好的精神专科医院就这么几家，全国的水平差距太大，而且整体来说精神科医生缺口非常大。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抑郁病人会首先到内科去。而内科的医生，尤其是三甲以下医院的内科医生，可能大多数不具备初步识别的能力。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转诊制度。在西方，初步识别工作是由家庭医生、社区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来承担的。识别了以后，如果病情较轻，这些医生就可以开药治疗，如果病情严重，就转到精神科。 现在我们既缺乏好的分级诊疗制度，社区医生、家庭医生或者内科医生也缺乏识别能力，所以后续的转诊就是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精神心理专科人才目前的缺口有多大？ 陆林：目前中国公立的精神专科医院有800～900家，如果按照能够支撑医院正常运转的规模来看，至少需要5万名以上精神科医生，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目前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人多一点，基本上要有一半以上的缺口。所以我们很多地方有床位、有医院，却没有合格的、经过正规训练的专科医生。 如果按照正规的培养流程，缺的这几万名医生没有15～20年是培养不出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未来应该如何补齐这个巨大的缺口？ 陆林：现在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非常重视，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让一些病人少的专科医生参加急需专科的专业培训，然后改行。但我认为这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国家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建立合理的引导机制。比如现在哪个科的医生紧缺，国家就提高这个科的医生的待遇，很多学生就愿意学习这个专业，毕业后也愿意到这个科来，慢慢就可以实现基本的平衡。 一些发达国家有一些这样的意識。在国外，越是偏远的地方，医生的待遇越高，比如在美国，可能华盛顿特区的医生待遇是全国较低的。因为这里生活条件好，大家愿意到这里，所以这里的医生待遇就要低下来。这样，才能让偏远的山区都能够看到好医生，因为那里待遇高，有些好医生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