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辉

中午12点半，顾不得6月里热辣辣的太阳，赵建国（化名）匆匆地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又到了复诊时间，女儿已经帮他约好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医六院）的专家。 2004年，赵建国50岁，马上到了退休的年龄，却被贴上了抑郁症的标签。 如果按照6%的患病率计算，在中国，具有同一标签的这群人已经超过8000万。他们面临着情绪持续低落、兴趣和快乐感减退的困扰，甚至有15%的人会因为无力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而自杀身亡。 更为严重的是，受社会偏见、医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超过8000万人的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没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30年，患病率增长近100倍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的抑郁症病人很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祝卓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而最近几年，作为北医六院的精神科医生，刘琦明显地感觉到，就诊的病人中，抑郁症患者明显要多于其他情绪障碍疾病患者。 “尤其是最近接诊的患者中，很多30多岁的男性得了抑郁症。”刘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刘琦向本刊记者透露，受国家卫计委的委托，2016年北医六院课题组在全国31个省份，抽取3万多人进行了抑郁症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3.48%。 “真实的数据要比3.48%高，应该已经超过了5%。因为抑郁症在中国只有10%的就诊率，仍然有大量的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识别，或者被当成其他疾病解释了，这些都没有被报告出来。”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11病区主任张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对全国4个地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6%。”祝卓宏回忆说。 而1982年和1993年分别开展的全国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分别是0.076%和0.087%。 “也就是说，短短30年的时间，抑郁症在中国的患病率增长了近100倍。”祝卓宏进一步总结道。 在美国，这一数据同样增长较快。 祝卓宏告诉本刊记者，上个世纪90年代末，抑郁症在美国男性和女性群體中的患病率分别为5%和10%，“而最近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抑郁症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9%。” 在世界范围内，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全球约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每年有10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甚至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 患病率惊人增长的背景 “从数据来看，抑郁症患病率在中国的惊人增长是不正常的。”祝卓宏认为。 同时，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多位专家均强调，患病率的急速增长并不意味着患病人数突然增加了那么多，而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诊断标准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抑郁症患病率之所以那么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诊断标准严格。”祝卓宏说。 中国国内对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主要有《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ICD-10）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 “CCMD-3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标准，太过陈旧。所以目前在临床上应用较多的是ICD-10，而研究中运用的则是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因为它2015年刚刚更新过，是国际上最新的诊断标准。”祝卓宏补充道。 在他看来，这些标准都显现出了放宽抑郁症诊断标准的趋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因为越早发现抑郁的苗头，越早干预治疗，就越有利于疾病的彻底治愈。”祝卓宏解释。 同时，业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制定和调整都是由学术界的精神病学专家主导的，而有些专家背后是有药厂支持的。 “药厂为了自身的销售，有可能会引导其支持的专家放宽诊断标准。”祝卓宏说。 导致患病率大幅度提升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近些年社会和医疗界对于抑郁症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 据张玲介绍，目前北京的各大医院都配备了心理科，也加强了对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医生在抑郁症初步识别方面的培训，提高了这些科室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能力。 “因为很多抑郁症病人会伴有各种各样的躯体不适，首次就医大多是到躯体症状相对应的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等。”张玲说。 这就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抑郁症的诊断率，即便是一些非典型的抑郁症也能被识别诊断出来。 同时，随着社会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抑郁症就诊率大大提升。 “之前大家不会觉得提不起精神、高兴不起来可能是生病了，需要到医院就医。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情绪或心理问题而求助于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士。”张玲解释说。 10%的就诊率 然而，更多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而此前社保部门的估算数据表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已经接近3000万。如果按照张玲所说的5%的患病率计算，仅北京市就有100多万名抑郁症患者。 “但是其中有90%的人没有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就诊，也就是说真实的就诊率只有10%。”张玲透露。 她介绍说，这90%的人中有一些可能因为抑郁的症状表现不明显，非专科医生难以识别，所以他们只能根据各自的躯体症状辗转于大医院的神经内科、中医科、消化内科、心内科或者是一些小诊所之间，有些则完全没有就诊。 极低的就诊率，导致很多抑郁症病人首次发病时不能得到系统、规范的治疗。 张玲认为，病人及其家属对于这种疾病的病耻感，也使得许多抑郁症病人很难遵医嘱，及时、按疗程接受正确的治疗。 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多位临床医生均表示，社会上，包括病人和病人家属仍然对抑郁症存在着很深的误解。 “尽管医生已经对病人作出了诊断，但有的病人家属还是会通过描述其生活中的各种表现，试图证明病人不是患了抑郁症。”谈及此，刘琦颇感无奈。 还有人认为抑郁症就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病因是病人心眼小、想得多或者意志力薄弱。“事实上，它是一种有生理病变的疾病，中度以上的患者就需要借助药物或者物理手段进行系统的治疗。”刘琦强调。 “没有及时、系统地治疗是导致抑郁症复发率和自杀率比较高的重要原因。”张玲说。 一项对抑郁症患者追踪10年的研究发现：75%～80%的人会多次复发。 “至少有50%的患者会在首次发病一年之内出现症状再现的状况，尽管症状再现并不代表一定会复发。”张玲说。 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首次发病能够得到系统、规范的治疗，至少有一半的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而由于抑郁症患者大脑中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3种神经递质的变化，容易出现自责、自罪的心理，极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刘琦告诉本刊记者，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会认为活着没有趣味，没有意义。其中又有30%的人会主动想要结束生命，甚至制订自杀计划，或者尝试自杀，最终有15%的患者会结束生命。

一名护士（右）在发泄室了解抑郁症患者的病情

60%的误诊率 尴尬的是，由于专科医生的缺乏和其他科室医生对抑郁症甄别能力的不足，被误诊几乎成了每一位抑郁症病人在就诊初期都会面临的窘境。 “抑郁症的误诊率甚至已经达到了60%。”一位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赵建国就曾经历误诊。 2004年下半年，他开始失眠，慢慢地感觉精神萎靡，不愿意出门，对气味也变得格外敏感。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感觉心跳加速，浑身不舒服。工作上也一改往日雷厉风行的作风，变得拖拖拉拉。 于是，他开始在当地医院四处求医，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结果都显示正常，没有一个医生能准确地告诉他，他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那半年，我们那儿的大小医院都跑遍了，科室主任、院长也找了好几个，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原因，治疗失眠、调理身体的中药、西药也吃了一大堆，可是一直不见好转。”赵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直到半年后，赵建国到北京看望在京工作的女兒，才在机缘巧合之下被北京301医院的一名医生告知，他可能是患了抑郁症。 随后，他在北医六院确诊。 在张玲看来，赵建国的经历并非个案，“抑郁症的误诊并不是说患者不是抑郁症被诊断错了，或者是具体的疾病类型诊断错误，而是很多抑郁症患者没有在就诊初期就被很好地识别出来。” 她强调，抑郁症患者首次求医多是因为躯体不适。因此，非精神心理科的医生，也应该具有对抑郁症的初步识别能力。 “对于抑郁症病人，非专科的医生在诊断之后，应该能意识到除了本专科的病之外，还有抑郁问题，从而建议患者转诊治疗。尤其是在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地区。”张玲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过于主观的诊断标准 抑郁症复杂的致病原因也是导致误诊率居高不下的另外一个原因。 事实上，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清晰地解释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只能说这是一个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参与的发病过程。”刘琦说。 她认为，每一个人都携带有抑郁症的易感基因，而敏感的个体，或者童年时期的不良养育，都会增加基因的表达机会，因此其患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刘琦的许多患者都在童年经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或者是比较明显的忽视，这种忽视既有可能是因为照顾不周造成的身体忽视，也可能是情感忽视。 “一个云南的患者告诉我，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喝醉酒行为失控，对他施暴，甚至曾经拿着猎枪顶在他嘴里，逼他认错道歉。这些童年的经历与他现在患上抑郁症有明确的联系。”刘琦说。 正因为病因不明且复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抑郁症的诊断都是一种现象学诊断，缺乏客观性。祝卓宏甚至认为，目前对于抑郁症所有的诊断标签都达不到临床医学中的疾病标准。 就症状学标准而言，医生只能根据病人的主诉和临床表现，依照医学界都认可的标准进行诊断。“如果病人觉得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有自责和自杀想法，这都是病人的主观感受，缺乏客观性。”祝卓宏说。 他认为，在病程学标准方面，目前临床应用的抑郁症诊断标准同样过于主观。 关于病程，诊断标准认为：一个人的抑郁情绪超过2周没有得到改善，即可诊断为抑郁症。 “为什么是2周，而不是1周或者3周，这个也是人为划定的时间界限。”祝卓宏说。 张玲也坦陈，在临床诊断中，确实要排除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比如有的病人会把各种感受描述得过重，有的则会过轻，“所以，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就会通过精神检查，通过病人家属的叙述和查阅病史等方法，为诊断获得尽可能接近事实的依据。” 祝卓宏则认为，重要的不是医生怎么依靠经验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而是学术界应该考虑换一种新的思路制定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