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 园

送别富仁

文 赵 园

王富仁著《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影

写关于朋辈的纪念文字，在我，是第二篇，前一篇写日本的中岛碧先生。中岛先生长我三岁，是我最亲密的异国友人。

写作本文，最先记起的，是与富仁共同度过的1980年代。富仁由山东来北京读博，我已由北大研究生班毕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说他不知“博士”是什么样子，自然是一句推托的话。那时学位制重建未久，王先生还没有招收博士生的准备。后来平原由广东北上，我们又极力怂恿。王先生终于松动，或许是出于对平原关于苏曼殊、许地山的两篇论文的欣赏。事后看来，富仁到李何林先生门下，平原师从王瑶先生，都属于最佳安排。以富仁不惯羁束的脾气，与王先生磨合，怕是困难的吧。

“文革”后的“前社交媒体”时代，交往方式古老。通常是神交已久，有机会聚首，一拍即合。那时我家的居室较宽敞，自然成了友朋聚会之地。最初见到的富仁，穿了当时乡镇干部的那种劣质西服，秋裤裤脚露在西裤下，有十足的乡气。这种乡气在他，至死未变。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汕头，生活上都习于粗粝。这一代人生长在匮乏年代，无论家世如何，都与“贵族气”无缘。富仁的以不变应万变，自然不是什么生存策略，本性如此而已。较之其他朋友，富仁更能“和光同尘”，古人所谓的“不立崖岸”、与人“无町畦”。倘生当古代，或许会是那种藏身陋巷或田夫野老间的高人的吧。

与富仁单独相处较多的是198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