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发越

摘 要：明代万历年间的“汤沈之争”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临川派的代表汤显祖与吴江派的代表沈璟围绕戏剧创作应以“文辞第一”还是“声律第一”展开旷日持久的论争。本文试图从《牡丹亭》出发，对“汤沈之争”的起因、背景、实质以及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究思考，并提出自己看法。

关键词：“汤沈之争”；牡丹亭；文辭；声律；背景；实质；影响

一、导言

由于汉语所特有的韵律美，在中国的整个文学理论与创作史上，历来都不乏“声律”与“文辞”的争论。自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相对系统地提出“四声八病”并创作出“永明体”诗歌后，人们就“内容”与“韵律”的侧重程度进行了不止的论争。早在宋代，李清照针对晏殊、欧阳修和苏轼等人的词未协调音律而在《词论》里批判晏欧苏等人“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脉相传却又不断变迁的，到戏剧创作发展繁荣的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纷歧，具体表现为“文辞”还是“声律”的论争，由于汤显祖与沈璟在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场论争辐射的空间、时间范围与其产生的影响都相当巨大。

二、《牡丹亭》与“汤沈之争”

明万历年间，戏剧界的两位著名人物汤显祖与沈璟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论争，当时就引起了临川派与吴江派的激烈论争。一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学术界仍然就他们的论争进行争论。然而见仁见智，至今说法纷纭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这场争端的开始是由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引起的。在《牡丹亭》中，汤显祖的戏剧创作原则是主张“意趣神色”，“主情”并“以情反理”，语言上讲究文采，弱化声律对戏剧的束缚。与之相反，沈璟的戏曲理论则更加强调格律的地位以及“本色”的语言。在理论上，他订定《南九宫十三掉曲谱》，严格要求平仄、阴阳、用韵。

三、论争的背景与实质

关于论争的背景，前人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以下观点：其一，文学史、戏剧史背景说；其二，政治、经济、地理背景说；其三，文艺美学、文艺思潮背景说；其四，哲学思潮背景说。这里在前人基础上从人性的角度提出自己看法。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对文人轻视以及残酷对待的传统以致明代文人地位相对于宋代文人大不相如；另一方面，大肆推行程朱理学的八股文导致文人受到所谓正统思想的束缚。明代发展至万历年间，程朱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越在精神压抑的年代，人们越倾向于身体的放纵。佛洛依德的心理学则将人性的的根源归结为“性”，因此追求人性解放也就是追求“性”的解放，“性”越成为人们追求的方向。故此，虽然朝廷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学说，以正统思想教化天下，而民间却依然为后世留下数量可观的艳情小说。在“性”的表现下，受到压抑的汤显祖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杜丽娘”身上，在杜丽娘身上表现出来的是爱情，而在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的相会则更多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内心深处“性”的表现。性的释放需要彻底，而戏剧的格律约束了性的表现力，因此虽然他的曲辞不符合曲律，但拒绝被沈璟改动。在汤显祖看来，对文辞的束缚就是对思想的束缚，对人性的束缚。

关于论争的实质，学术界也是同样各持己见，论点颇多，但我们不宜将文本之外的东西扩散过大。从汤显祖写给友人的书信以及王骥德等人对这场论争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场论争还是以“文辞第一”还是“声律第一”为主。“文辞”与“声律”的论争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从声律自觉时代起，从诗、词到曲，每种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从内部自然产生出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

四、论争的影响

“汤沈之争”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分歧，其为文坛带来一种新风气，如同一颗石子掉进石潭中，产生诸多影响。其一，“汤沈之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产生了互相争鸣的两个学派，即追随并效仿显祖而主张“文辞第一”的临川派以及追随并效仿沈璟而主张“声律第一”的吴江派。正所谓没有论争就没有进步，相比于一种流派占主导地位的戏曲界，学派之间的争鸣更能促进优秀作品的出现。其二，“汤沈之争”促进了中国戏剧发展的多元化。此后戏剧创作方式多样，有以严格遵守声律，有以文辞为先，也有结合两家特点，将“文辞”、“音律”结合起来进行戏剧创作，即吕天成《曲品》所谓“合之双美”，多元化的戏剧创作适合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使得戏剧的受众面更广，戏剧发展更加繁荣。其三，促进了南曲的完善，对清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产生影响。有明一代，北曲渐渐衰微，南戏逐步中兴，《琵琶记》的出现奠定了南戏成熟的局面，但仍然长期存在创作混乱的情况。“汤沈之争”能够南戏在对碰的同时进行自我调节与完善。至清代，则为戏曲界的丰收时期，理论研究方面有李渔的《闲情偶寄》，其将吕天成等人“合之双美”的观点系统化，超越“文辞”或“声律”的论争，以“结构第一”对戏曲展开论述。同时在实践创作上，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将戏剧的文辞、音乐性、结构以及表演艺术等统而为一，成为另一座高峰。

五、结语

在评价“汤沈之争”的研究上，有褒汤抑沈、扬沈抑汤、汤沈各有功过等诸多论点。然而，仅仅局限于汤沈的扬抑而对这场论争进行评价的价值不大。永明体诗歌扫除了晋宋以来文人诗歌过于艰涩的弊病，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而却也被诟病内容狭窄，空洞无物。汤显祖所创作的《牡丹亭》等以“意趣神色为主”，突破格律的限制，却又为严格遵守“九宫四声”的沈璟所批判。因此无论我们站在“文辞第一”的角度还是“声律第一”的角度去看待“汤沈之争”，意义都不大，因为两者论争的性质已经决定了这场论争是没有结果的，况且两者论争的焦点不在同一个层面。与其沉溺于单纯的论争当中去讨论谁是谁非，不如跳脱出这场论争，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场论争，置之于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看待，去挖掘其对中国戏剧发展的突出贡献，而不是囿于表面形态的论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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