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筱榛

杨绛先生的《老王》写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曾被编入人教版八年上册。文章主旨被认为表达了作者“善良的心”“平等的观念”“人道主义精神”。沪教版把《老王》编写在“平民生活”专栏里，苏教版把《老王》放在“底层的光芒”板块中，文章主旨被认为表达“对普通劳动者善良与诚实的褒扬”。笔者认为，以上的观点不无道理道理，但觉得把文章读浅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究竟传递出什么信息？到底让我们读到什么？笔者就此作如下思考。

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一、回望恶黑的社会环境

文章是这样写老王的：“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乘客不愿意坐他车，怕他看不见‘瞎掉一只眼‘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由此可见老王的生存空间是逼仄的。这不是老王的错，而是那个时代所逼迫的。杨先生这么写，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在别人躲他唯恐不及的情况之下，杨绛一家用自己的善良温暖了老王。

那么杨绛一家的情况如何呢？处境也非常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钱钟书被认为是“发动学术权威”。从孙玉祥的《钟书“默存”》的片段中了解到：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有关部门为会议准备的材料中有“文学研究所钱钟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据说这些材料是一个“想望”社科院副院长的人揭发的，这个人显然不是寻常之辈。有此可见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是受了不少苦。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杨绛夫妇。

二、“老王”之为，“老王”之情

老王为“我”拉车，同我说着“闲话”；送的冰比前任大一倍，冰价相等，愿意车费半价；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满怀诀别意味地去送鸡蛋和香油。这一切，都让我们读出老王的善良、感恩。但如果我们再细细揣摩一下文中的细节，我们会不难发现，老王对杨绛一家有着亲人般的情感依赖。“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对一个“失群落伍”老王来说，杨绛就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说话对象。在杨绛那里，他会毫无戒备地把自己的心里的悲哀倾诉出来，从而找到自己情感的依托。每当杨绛照顾他生意，在楊绛看来是想让他赚点生活费，可对老王来说这情比钱贵。“所送的冰比前任大一倍，车价还是半价”“代我放入冰箱里”，这动作哪像一个只是送冰块的车夫，简直就像自家亲人！“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善良的老王怎么会去“欺负”自己的亲人一般的人呢？可杨绛一直只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主顾”，未能体会老王的感情：希望她把自己当作朋友、亲人。不幸的老王！送钱先生看病时，他提着嗓子悄悄问我还有钱没，多么贴心啊！不是亲人，哪会考虑这么周到？要知道：拉车的微薄收入是他的生活唯一来源啊！为了情，他可以不要钱。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最牵挂的当然是自己的亲人。老王也是。告别世界的前一天，到了杨家。与其说是送香油、鸡蛋，还不如说是去作临终告别，想在离开这世界前再见见亲人，来表达一下自己感激之情！香油、鸡蛋里面承载着老王对杨绛一家的满满谢意，浓浓亲情！可惜啊，当时善良的杨绛是无法体会老王的心思，却被他可怕的外表吓着了。

三、“我”之为，“我”之情

“常坐老王的三轮”，以此照顾老王生意，使他能赚取些生活费。路上与老王说着闲话。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离世之前，老王送来香油与鸡蛋，我执意给钱。十多天不见老王，便向老李打听老王的情况，表达了对老王关切。

杨绛同情老王、善待老王，在那黑白颠倒的恶的岁月中，是善良的、宝贵的。但仔细推敲一下文中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杨绛跟老王的交往只是停留在物质上对他的帮助及普通熟人间的交往，这与心的交流相距甚远。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在杨绛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钱是非给不可的，尽管老王说“我不是要钱”。可当她忙于拿钱给老王时，其实已经深深的伤害了他。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距离。这样的距离，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早埋了”“呀，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之后，我“一再追忆老王与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可见，杨绛真的是没懂老王。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

四、“我”的“愧怍”

“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杨绛不可能和没有文化的老王有什么共同语言，有过多的交往，更不可能成为知心朋友或亲如家人。杨绛为老王所付出的感情与老王为杨绛一家所付出的感情是不对等的。虽然她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从出身、学识、爱情、家庭等方面比较，都要比老王幸运的杨绛，当年是没能理解老王的心意，没把老王当平等的朋友（更别说亲人）来看待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清高与俯视，也是人性的悲哀！难能可贵的是，若干年之后，“我渐渐的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的人的愧怍”。正如巴金与他的《随想录》。在《随想录》中，巴金以他的“真话”“心里话”“勇敢的反思着自己曾经的人格扭曲”，因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杨绛先生也是如此。这些作品不仅是作者的心灵告白，更是对世人的一种警示。促人反省人性的弱点，促人悔过自新。不再要让善良而不幸“老王”们受伤；让同样善良而不幸的“杨绛”们不再“愧怍”。这应该是本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