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莉

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沉重的话题，它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工具，但同时，它本身就是带有强烈民族性格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竞争的激烈，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全世界发展所关注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从80年代到现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就进行了八次课程改革，在频繁的课改中，中国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希望能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教育经验来发展我国的教学工作，培养出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教育似乎离教育最初的本质越走越远，所谓的教育改革只是新瓶中装着依旧令人心碎的旧酒。中国改革其弊端在于：在引进西方教育理念的时候，变革的只是教育的形式，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西方教育背后强大的文化差异。

一、受教育者

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视屏：在2005年11月20日东方卫视台《头脑风暴》栏目的“中外名校长谈教育”节目中，中国名校（上海中学）和英国名校（伊顿公学）的校长，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各自讲出了心中的“好学生”的三个标准，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的“好学生”标准是：“人品好、素质高、潜能强”；伊顿公学校長（托尼李特）的“好学生”标准是“热情、有归属感、有恒心”。

（一）中国学生：被选择

上海中学校长好学生的标准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中国式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外部的评价。“好学生”的三条标准——人品、素质、潜能，这些都是自我是无法界定的，只有社会通过学生一系列的行为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学生遵纪守法、尊师重道、尊老爱幼，遵守八荣八耻，遵守这个社会通俗化、表面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说教，那他就会被认定是人品好；这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符合中国社会对于素质人才的界定，那么他就会被认为素质高。至于“潜力强”这个很难以界定，但是中国人独特的成才思维认定，如果这个学生学习很轻松，付出的努力少，但是成绩优秀，就被认定为一个潜力很强的学生。

（二）西方的学生：自我选择

伊顿公学校长所罗列的三条准则也是符合大部分西方人的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自我的评价。三条准则——热情、有归属感、有恒心，都是从学生自我内心的情感出发，带有很强的自我意志，即使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面，西方人非常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的是自己内心的归属感。他们遵循的不是法律亦或是道德，而是内心中的、“约”。

二、教育者

中西方教师在教育中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点从中西方的影视作品中可以充分地体现。中国以教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人师表的，是蜡烛，燃烧自已照亮学生，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而在西方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师不尊”，虽然也有教师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们更具有体制之外的特色与麻辣。

（一）中国教师：严父慈母

在中国，教师的职业和形象存在很大程度的社会刻板化现象，我们相信教师有教师的样子，即所谓的“师表”，那么教师的“师表”又是怎样的呢？在古代的中国，教师又被称作“师父”，由此可以推断，最初人们心目中的“师表”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严父”的形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职业的逐渐女性化之后，“师表”又增加了另外一种“慈母”的形象。在班级这个大家庭之中，他们有着绝对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在课堂组织中，他们是教学的主导者，有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使命。

而在师生的关系之上，教师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学生是像“儿女”处于服从的地位。

（二）西方的教师：亦师亦友

在西方的中小学中，教师更像是一批学生中的“孩子王”，他们可以很夸张，他们也可以很随性，他们可以很搞怪也可以很麻辣。他们扮演的是学生朋友这一角色，他们可以和学生一样交流探索。具体表现在，在课堂的组织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正如西方教育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对话式”。他认为教师是一个“产婆”他只能引导“母亲”生孩子而不能代替“母亲”生孩子。在师生的关系上他们是相对平等和民主的。因为他们都是只通往真理旅途中的“探索者”。

三、学校

（一）中国的学校：求同

中国的学校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校训用以展示其办学思想的不同，但基本上中国的学校也是机器化制造的。有人戏称，你只要进入一所小学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的进度，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学生的学习进度；你只要进入一所大学，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状态。

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讲究“和”，但是突出的是“和而不同”。这种“求同”现象的存在的原因，除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政治控制之外，但更深层的是中国人务实文化的延续。为了准求社会的升学率，为了迎合教学的评估，这些功利性目的的指导，使得学校很自觉地进行改造。

（二）西方的学校：存异

西方的学校虽然在“自由”和“真理”大体相同的校训的指导下，但是他们的学校发展却各不相同，每一所学校都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他们还率先开发了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依据自身的办学理念、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学生、课程专家、家长以及社区人士共同参与的，旨在满足本校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

西方这种存异的现象也是西方求变务新的开拓进取精神的传承，个体本位思想的传承。西方文化中有“浮士德精神”，即不断地向上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的新思想，会出现很多的“异”的局面，西方人尊重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尊重各种“异”。正如美国的本尼克曾在《文化模式》中总结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

不同的教育方式背后，都有着不同文化的渊源。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东方文化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只是成熟太早，不合时宜，第二条路还没有走完就转到第二条路上。”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单纯地引进，而是要思考西方的教学模式是怎样调动起他们的文化优势的，那么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模式去调动起我们民族中的文化优势？目前教育改革的制定者，往往是从教学形式方面入手，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教育潜在的文化影响；而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研究的学者，因不从事教育工作而对教学方式不甚了解，无法将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笔者认为如果两者能相互结合，这也许将是中国课程改革深入和发展的一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