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篇

1个月前，美国医生告诉我：我体内已经检测不到癌细胞了。我有些恍惚，这十年来的风雪，我真的度过了，今后什么都不会再怕。

黑色素瘤？

我是浙江的一个高中老师，2006年，我以为自己得了中耳炎，右耳不停地产生积液，当地医院也一直查不出所以然。从那时起，我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用针管抽掉耳朵里的积液，不然就听不见声音。但积液越来越多，我去医院也愈发频繁，从最初的两个月抽一次，变成了两周抽一次。我第一次怀疑，这是不是什么严重的病？

2008年初，我去了省医院，医生没有只帮我检查耳朵，也检查了我的鼻子。结果在鼻子里发现一块特别大的黑东西，已经从咽鼓管里冒出来，当时真的差点把我吓死。

省医院不敢给我做病理，我就去了北京的三甲医院，最后的活检病理结果是：咽鼓管咽口恶性黑色素瘤。那时，我从没听说过黑色素瘤，也甚至没有明白“瘤”就是“癌症”。走出诊室时，我还有些蒙，医生对我很好，很快帮我安排了放疗，来到放疗室，我才第一次明白什么是恐惧。

生不如死的治疗

放疗室里，一屋子的病人，脸上都开了花，我才知道放疗光线照到的皮肤会发黑，有的人的脸甚至只能用皮开肉绽来形容。我不敢想，又别无他法，只好稀里糊涂地开始放疗，一个多月做了30多次。最后我的脸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软腭2度糜烂，病灶却几乎没有缩小。

然而，当我去另一家三甲医院做PET-CT时，那个医生却说：“有你这么傻的人吗？应该先手术，再放疗。”在我刚开始觉得人生可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却又一次陷入恐慌。

我的主治医生很快安排了微创手术，把那块黑乎乎的东西给切了。我至今真心感激这位主治医生。不过，16天后，我要面对的是生不如死的化疗。

我的化疗药有5、6袋，还有一堆护肝、护肾的药，要从早上8点，一直输到晚上将近12点。化疗第2个周期开始后，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走进医院，必须要两个人搀着我，把我架进去。问了病友我才知道，让我有这么大副作用的药物是顺铂，我拼命哭着跟医生说：如果不换方案，把我折磨死的不是癌症，而是化疗。

更改方案后，停用了顺铂，我坚持做完了全部化疗。但好景不长，2012年11月，我的左耳開始出血，活检显示我的黑色素瘤复发了。主治医生马上为我安排去见手术医生。但是，第二天手术医生一见到我，就说：“你做手术有可能瘫痪，也可能面瘫，不管是什么，你的后半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得那么直接、冰冷、决绝，没有一点点避讳。这甚至让我的家人动摇了，开始有人劝我放弃。

如果横竖都是一死，那我就是要去试一试！我剃光了头发，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开颅手术。术后第2天，我睁开眼睛，再次看到了这个混沌的世界。我要来镜子，没有面瘫，又动动胳膊和腿，都还能动。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我就是能这么活下来。

可是手术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术后复查发现我的病灶出现肺转移。主治医生说，国内没有好的治疗方案了，但你有BRAF突变，实在不行就试试美国的药吧。那时，1瓶药要6万5，我1个月就要吃掉两瓶。再加上以前化疗、放疗的费用，为治这病我至少已经花了100万。

我最后的希望

于是，我开始想，既然在国内治疗花费也不少，为什么不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看一看呢？焦虑中，在老公的陪同和多方努力下，我们最终来到了美国，并提前预约了一家在美国非常权威的医院。

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去见了美国医生，他是一位哈佛教授。一见面，这位金色头发的白人老头就站起来和我握手，问我来美国适应吗。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详细分析了我的病情，并回答了我整整三页纸的问题，这样的交谈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从他的眼神中，我读出了自信和坚定，这让焦虑不安的我一下特别放心。

我坐在诊室里，医生走进来，他笑着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临床试验？这个试验的效果很可能优于你现在的治疗方案，而且药品免费，但你必须在美国先住一个月，以便我们观察。”免费！我当时整个人都蒙掉了，感觉黑暗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光。原来，老天还是帮我的。

进入临床试验后，我要每个月来美国检查一次。医生的助手甚至把手机号告诉了我，如果我身体出现任何不适，都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而且对于风险，美国医生也不是那种“恐吓”式的告知，他们总是很耐心、很人性化地向我解释。

当我对病情担心时，那位美国医生总是微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应该操心的问题，你只需要放宽心，我一定对你负责。”

药物最初的副作用让我有些腿疼，腿上起了一些红疙瘩。用药一年多后，我的记忆力开始下降，脸也开始发麻、发黄，起了很多痘痘，但我就这样坚持了18个月，病灶从7毫米缩小到4毫米。大约3个月后，我转移到肺部的8毫米病灶，消失了！

就在我开始进行免疫治疗后，我接到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回访电话，他们想确认我是否还活着，那时我才知道，和我同期治疗的国内病友，已经全部离世。

战胜癌症

之后，医生将我用药的频率从3周1次，渐渐变成4周1次，这样我只需要每个月来一次美国。

2017年2月1日，我永远记着这个日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你的体内已经检测不出任何癌细胞，你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了。”我真的战胜了癌症！

那一天，我站在波士顿飘雪的街头，真不知道自己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忽然之间，我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不算什么。此时此刻，我好像可以有更多的人生目标，敢去期待未来，也许我真的还能再活30年，以前我只敢盼着自己能见到儿子上大学，现在我敢期待着他结婚生子。还记得，我在儿子读高中时告诉他，我患了癌症，儿子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他很争气，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国外治疗的4年里，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我永远记得主治医生的这句话：“虽然我不能保证治愈你，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你只需要把你的所有担心交给我，让我来担心，我会对你负责。”

我也把这位医生的这句话带回了国内，作为一个老师，我告诉每个学生的家长：“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请你们把担心交给老师，应该由我来为你们操这个心。”

我开始知道，如果国内每个行业，每个人，都能真的发自内心地各司其职，尽自己的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地进步，我们有限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