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我们在行动上轻盈了许多，但我们的内心却更沉重了。

各种形态的“轻”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乐观主义者会说，这是最好的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暴力活动减少；悲观主义者会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人的精神贫瘠、堕落。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用一个字来定义这个时代：轻。而他的立场比较折中，认为推崇轻是一种进步，但也有一些不良后果。

在80年代，利波维茨基称，人类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其特点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政党政治的解体。到了90年代，他说“后现代”这个词已经过时了，不足以描述世界，他提出了“超现代”这一概念，它跟后现代类似，只是更加登峰造极、更加不可阻挡。2015年，他又出版了《轻文明》一书，认为现时代的特点是轻，在时间维度之外，从精神维度进一步描述他所说的超现代社会。

利波维茨基概括了飞翔之轻、流动之轻、娱乐之轻、肤浅之轻、风流之轻、风格之轻、智慧之轻。风流之轻表现为朝三暮四、唐璜主义、情爱冒险、不忠、艳遇；智慧之轻是指要求哲学以治愈人类、为灵魂减压、卸掉痛苦的重负为唯一的目标。

他在书中说，各种形态的“轻”已经渗透进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长久以来，技术经济领域的重心都依赖于重型设备，如今，它转向了超轻化、微型化、非物质化。重曾一度唤起敬意、庄严、财富，轻则令人想到粗劣、廉价。然而我们眼前的世界已非如此。曾长期受到贬低和轻视的轻现在承载了正面的价值。轻的规则不再局限于个人对待生活和他者的态度，现在，它俨然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

这是一个“轻”大获全胜的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种由大众传媒传播的日常的轻文化，这种文化煽动人们利用那些直接、简易的愉悦。诱惑代替强制，享乐主义代替严苛的义务，幽默代替庄严，消费世界的趋向表现为一种卸除所有思想重量、所有意义厚度的世界。”

在轻文明中，所有人都渴望流动，计划着悠闲假期，想要周游四海，遍访名胜，探索世界上每一座宏伟的博物馆。世界上大约有1.4万个机场，几乎每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年大约会有2920万次航班。现代人不仅频繁消费物品、图像、旅行，还消费笑和幽默，各种脱口秀和搞笑节目受到数百万电视观众的喜爱。与过去不同的是，进阶后的笑是一种消费性的笑，它不再是发生于人类互动、亲密人际关系中的交流性的笑。法国人平均每天笑4.6次，笑的次数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减少：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天大约笑7次，而成年人只笑4次。1939年时我们平均每天笑20分钟，20世纪80年代开始，笑的时长减少到6分钟。不过，“人们在电视前面大笑，在公共场合却严肃得多，很少发出哄笑。我们的社会越是以幽默标榜自己，哈哈大笑的声音就越少。我们用一种表面的轻取代了笑声的爆发。连中学生、大学生似乎都更喜欢用手机短信代替过去的聒噪。正因为媒体节目变本加厉地引人发笑，人际交往中的欢笑声就更少了”。

轻文明之重

轻是一种进步，但“轻文明意味着一切，唯独不代表轻松的生活。因为诚然社会上的种种规约都日渐宽松，可生活本身却更加沉重。失业、经济拮据、配偶关系不稳定、时间不够用、健康隐患，如今这一切都在滋长生活的压迫感。超现代的讽刺就在于，眼下正是轻在滋养着重的精神。因为轻的理念带来了一些强迫的规则，它们往往使人疲惫，有时甚至使人消沉。消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日常焦虑的来源，迫使人们做出那些类似劳动的行为，去进行耐心且认真的搜寻与比较”。

我们在行动上确实轻盈了许多，但我们的内心却更沉重了。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这么多关于轻生活的可能性，但这最终并没有为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与快感有关的局部轻正在蔓延，而由喜悦产生的整体的轻最好的情况也仅仅是停滞不前。”

通俗书、字典、哲学概论、指南和其他为儿童写的哲学小册子大量涌现。就连大型周刊都定期发布和大哲学家们有关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成了夏日里的明星。“人们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几乎一切的一切，不费力气地进入复杂深奥的领域，以及更多的乐趣。在轻文明里，对知识的好奇仍然存在，前提是，它可以迅速被满足，而且不叫人头疼。我们与高级文化的关系也被改造成了轻的模式。”

在轻时代，经典的学校制度并没有就此入土。恰恰相反，我们比过去更需要教师来教授基础知识，教年轻人学会读、写、算、说，以及学会用推理、论据、恰当的表达、精准的概念来进行严谨的思考。开放的信息量越是巨大，如何对它们进行阐释、挑选、组织、排序就更是关键。因为未经加工的信息并不是真正的知识。信息技术的世界能够填满人们的头脑，但它本身并没有能力创造出聪明人：技术的进步不等于认知功能的进步，会上网不一定会思考。所以，必须学习基础原理、基本标准、方法的规则。我们依然需要系统化的学习方法。精神自由并没有造成变动，它反而使某些沉重的传统方式——重复、背诵、基本规则的传播、线性化的学习、各种各样的硬性规定得以延续下去。

学校的教育方式基于努力和守纪的价值观、缓慢的周期、受控的學习进度、重复的训练和为系统化知识结构而制定的教学方案。屏幕的交互文化恰恰与之相反，它的特点是娱乐性、快速性、随机性、片段化、约束和线性进度的缺席。

如今，知识分子的那种预言的、批评的、介入的形象已经失去了它从18、19世纪就一直占据的象征性的核心地位。现在，“电视主持人的知名度比知识分子更高。知识分子依然可以在世界重要事务上表态，并依然受到认可，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知识分子曾经举重若轻，现在却是死脑筋的代名词。消费主义媒体时代的轻使人们越来越不需要意识领导者和伟大的开路人来为思想指路、教育无产阶级、抗议世界的不公”。

利波维茨基指出，轻拥有它的社会积极性：轻的大众工业化有利于巩固民主自由的领域，有助于组织一改更和平、更开放、更个性化的世界。轻的革命创造了一个以物质舒适、选择和自我管理为主的世界。但轻不能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最高原则。“轻的过度膨胀会扼杀生活中其他重要的维度：思考、创造、伦理责任或政治责任。”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在沉湎于轻佻的快感时，而是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变得轻。轻依赖于自由的精神。”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与他的著作《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