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刘怡

在钱宁的名片上，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义只有简单两个字“作家”。1996年他留学归来撰写的《留学美国》，因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留学生的酸甜苦辣而风靡一时。后来他又写出《秦相李斯》《圣人》《新论语》等作品，钱宁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在传统中发现一些新的智慧”。

尽管外形酷似，但很少人会把作家“钱宁”和“钱其琛的儿子”联系在一起。家风低调的钱宁也从来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提及自己的父亲。“这是我第一次以儿子的身份接受采访谈父亲”，钱宁不疾不缓、从容淡定的神情和语气也与父亲钱其琛与外界的印象一致。“不负中央嘱托，不辱国家使命，我认为父亲做到了这一点。”

“轻声说重话”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外交十记》，钱老留下的著述并不多，他生前也很少谈及自己。你可以先谈谈钱家的家世吗？

钱宁：坦率地说，我还从来没有以儿子的身份接受过采访，不过，这次我还是很愿意以儿子的身份来谈一下父亲。

我们家祖籍在嘉定，被视为钱大昕的后人——钱大昕和他的弟弟钱大昭是清代两位著名的训诂学家。再往上回溯，吴越钱氏都被视为临安钱镠王的后代。虽然我爷爷那一辈，已经离开老家去了天津，但我们仍将嘉定视为老家，也将临安视为故乡。

父亲14岁读中学时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这个年龄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与他的入党介绍人以及他后来发展的党员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与地下党的同事也一直保持着联系。那是1942年，正是最艰苦的时候。一些外交部的同事回忆起我父亲，都说他的特点是遇事非常沉着、冷静，我想这与他早期的革命经历不无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回顾钱老的一生经历会发现，他的变化轨迹是很大的：他早年是按照苏联“培养党的外交人才”的模式，开始从事对外工作；“文革”后期，因为政策环境的变化，他又从事对非洲的外交。在80年代之后，他的工作重点又转到了对欧美的外交。不知是否可以这样形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完成了从“革命外交家”到“职业外交家”的转变？

钱宁：外交工作是一个连贯性的工作。1954年，父亲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毕业后留在驻苏联使馆，负责留学生工作，开始做调研工作。外交工作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调研和判断。只有把对方了解清楚，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才有政策的建议。

70年代初，父亲再次到驻苏使馆工作，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所以他去苏联的时候是有到“反修”前线的意味。我父母后来回忆说，当时一趟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完全是空的，整列火车上只有列车员和我父母两个乘客。

可以说，从这种时候起，父亲就养成了自己沉着冷静的风格。他注重调研，也注重听大家的意见。一位和父亲共事过的外交部的翻译回忆说过，每次和外宾会谈结束，他都会把大家留下来一起交流，会问：“刚才的这个会谈你们有什么看法？”大家说完自己的印象后，他也会讲他的观察，他的观察往往能看到别人可能没注意到的方面。当年中苏政治磋商，谈了12轮，父亲后来回忆说，大部分时间像“聋子对话，各说各的”。外交有时就是要说点废话，重要的就是一两句话。不过，这几句重要的话，也可以轻声说，就是“轻声说重话”。

父亲后来又被派到非洲工作，在几内亚当过大使。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父亲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中国外交的重新突破要从非洲开始，也与他在非洲的经历有关。后来，外交部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就是每年年初，外长都到非洲去访问。

父亲外交工作上的另一个特点，应该是温和而坚定。后来他开展对欧美国家的外交，港澳回归谈判，都能坚持立场，又很好地表达观点，让对方信服。父亲去世后，海外有报纸，援引一些人对他的评价，其中有人说他“政策立场明确且强硬，但不至于让人感到冒犯”。我想，这倒像他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钱其琛先生在国际外交舞台活跃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形势比较险恶，所以他的言行好像更令人印象深刻。

钱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和环境，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認为我父母那一代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一样了，但是，外交工作总是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

钱氏家训中有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父亲生前倒没有和我讨论过这个家训，但他做外交工作真的是以国家为重，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长风格各异。钱老的外交风格有没有按照某种模式来要求自己，还是自创了一种风格？

钱宁：在外交领域，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最基本的风格，而周总理的外交风格中充满了中国式智慧。每一个时代可能需要不同的外交家，从我父亲个人来讲，他一直恪守总理的风格，而他的个性也是内敛、明快、从容。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公共媒体那里看到的钱老永远是淡定、从容不迫的风格，私下里他的性格呢？会对你们发火吗？

钱宁：我真的没有见他发过火。生活里，也是那么温和、沉静，甚至没有严厉说话的时候。我想这里面有先天的性格因素，也是后天修炼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给人感觉，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格。

钱宁：平时，他非常非常忙，很难有时间发展太多的个人友谊，但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融洽，他不会对别人猜忌、苛求，即使批评人的时候，也很温和，点到为止。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辈的外交家好像比较愿意发展和国外元首包括政治人物的私人关系。在你父亲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和哪一些国外政要形成比较长久的个人友谊？

钱宁：大部分都是工作关系，但是工作关系会因为互相交往而有一种互相信任——因为外交最终会落实到人与人。双方彼此是否有一个互信，说出的话是否能让对方理解，这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斗争和合作的过程。他在国际外交场合有许多相互信任的朋友，但我不认为他与国外政要有多少的个人关系。

《外交十记》

三联生活周刊：他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怎样？

钱宁：2003年，他一退休，就开始着手写作《外交十记》这本书，三个月成稿，半年成书。我总感到，他是希望在自己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完成这本书。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外交十记》的初衷是什么？

钱宁：其实，我父亲本来没有准备写自己的回忆录，按照他的工作习惯，他从来不记日记，不留工作笔记，也没有做任何资料的储备。后来，他写《外交十记》，主要是想为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外交工作，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许多历史事件，不记录下来，将来就会出现各种版本。

在我看来，《外交十记》有几点挺有意思。第一，这是一段历史时期外交工作的真实记录。他是亲历者，帮他整理材料的那些年轻同事们，也都是亲历者，大家一起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有史料价值。第二，书中记录了许多外交谈判中的应对和说辞，其中藏有很多外交机锋和智慧，像中国古代典籍的《国语》，有文献价值。第三，这本书的“十记”也是十个外交案例，可供教学使用，有教科书的作用。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些外交官出书可能更偏重于个人经历，而在《外交十记》里，钱老有关个人的东西，写得十分简练……

钱宁：这本书将一个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直白地叙述出来，背后展示出的是怎么说、怎么做，其中有不少值得体会的地方，包括谈判语言。外交谈判有时也要讲技巧的。

在帮助整理此书时，我和父亲聊天，也说到外交的“软”和“硬”。父亲说，外交的主要职责是去传达信息和表述观点，解释自己的立场，并让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外交并不是去吵架和争论。当年，中国外交有过很多艰难的时刻，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尽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当时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回过头看，中国今天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近代历史上少有的平稳发展时期。作为对比，辛亥革命以来，几乎每过十年，都会经历一场革命或动荡。

有时，我和父亲开玩笑，说你和对方根本谈不拢的时候，你怎么去开展外交呢？父亲说，你和人家去交流，总是找共同点去谈，而不是从分歧开始，比如，说中美都是大国，大家总能取得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外交十记》中有不少细节，而我在看李肇星的文章说，钱老从来不留资料。

钱宁：是的，他从来不留。他在《外交十记》里也说：“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7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在他着手写作《外交十记》时，主要是靠自己的记忆，好在那时父亲刚退下来，记忆力非常好，细节都在脑子里，口述下来，再由同事们去核对。

父亲钱其琛

三联生活周刊：你小时候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多吗？感情上亲近吗？

钱宁：我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是时断是续的。我生下来3个月时。父母要去苏联工作，就把我留在了上海外婆家；我3岁时，他们从苏联回来，我才回到父母身边。我10岁的时候，赶上“文革”，他们下放安徽干校，我又离开他们去上海上小学。后来，我回北京读初中，他们还在苏联工作没有回来。我读高中时，他们在非洲工作。1976年，等到他们调回北京，回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我又去四川当兵了。后来，我考上大学，回到北京，这才算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后来，我又出国留学，等到1995年回国，一家人才又团聚。

虽然聚少离多，父母却一直很牵挂我和姐姐。在干校劳动时，他们会坐一夜火车，去锦州看在那里工作的姐姐，待上一天，再坐一夜火车，去上海看我。

三联生活周刊：父亲对你们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钱宁：当年，《辞海》刚出版，父亲就买了一套。“文革”时，我上初中，没有别的书可读，只能读着《辞海》，厚厚的上下两册，可以说，我是读着《辞海》长大的。

父母十分尊重孩子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怎么样。我留学归来，写过一本《留学美国》，书里的一些观点或感受，不见得多么“正确”，但父亲看到书后，十分包容，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受和使命，他显然能够接受不同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方面有没有咨询过父亲什么意見？

钱宁：父亲很少在具体事情上给我们子女提要求或建议，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一是我考研究生时曾经问过父亲意见。当时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文艺理论，另一个是古典文学。我问父亲我应该报哪个专业——我个人的倾向是文艺理论，因为那时文艺理论很时髦，但父亲建议说“还是选古典文学更好”。也许就因为父亲这个建议，我今天还能读懂《论语》，并能重编《新论语》；第二件事是，1995年，我回国时，他很高兴，说了句：“还是回国工作，更有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感觉你们一直很低调，是父亲对你们要求的吗？

钱宁：我们家风一直是比较低调的。我父亲在这方面倒没有刻意要求我们什么。我因为写作，有时还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其实，当年《留学美国》开始畅销时，读者很少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几年前，三联书店出版我重编的《新论语》时，我也没有提到父亲。这次以“钱其琛的儿子”身份来接受采访，真还是第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钱老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下来，适应吗？

钱宁：他以前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很希望能有空闲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可惜，这段时间实在太短了，这也是我们家人想起来比较难过的地方。

父亲从14岁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在承受压力的状态下工作。外交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压力很大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对你父亲来说，这样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到了他那里就要承受下来。

钱宁：也许说“承受”不够准确。历史给了一个机会，让他在中国外交舞台上有一个发挥，他也赶上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挑战，他很好地应对了这些挑战。前不久，世知社组织了一个重读《外交十记》的追思会，我母亲说了两句话，说父亲不负中央嘱托，不辱国家使命。我感觉，父亲这一生，当得上这两句话。

钱宁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