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所见“人日”管窥<br/>——兼论对“人日”的创世纪误解

白鹤梁题刻所见“人日”管窥
——兼论对“人日”的创世纪误解

2017-06-19王晓晖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3期

关键词：题刻龙脊习俗

王晓晖

(长江师范学院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白鹤梁题刻所见“人日”管窥
——兼论对“人日”的创世纪误解

王晓晖

(长江师范学院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8100)

白鹤梁题刻中，有不少“人日”观水留题的记载。巴蜀地区其他水事题刻中也有不少关于人日的记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正月初七为“人日”，史籍对其含义的记载虽然笼统，但在宋代以前的典籍中，基本含义都是占卜之意。今人却以《太平御览》的一条孤证为据，将其加以发挥，理解为中国创世纪神话。结合石刻史料和传统典籍分析，“人日”是真实的占卜习俗，所谓创世神话只是对其产生的误解。

白鹤梁；人日；占卜；创世说

川江流域保留下唐宋以来不少洪水枯水题刻，其中在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等枯水题刻中都有多篇提到“人日”，这一天，地方官员往往率领僚属亲友，登临江中石梁，观水留题，占卜年丰。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以正月初七为“人日”的习俗。对此问题，史籍当中不乏记载，但由于记载笼统，因而在相关研究中多产生歧义，今人对其主要看法有两种，一是认可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认为人日是与占卜有关的习俗，是古代一种物候占卜方式[1]；二是认为与创世有关，是中国的远古创世神话①。纵览古代典籍中关于人日的记载，主要观点还是与占卜相关。而宋代《太平御览》卷三十对《谈薮》作注解时有了“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的提法[2]，于是有后人将其附会为中国创世神话。除了传世文献记载外，两宋时期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的水事题刻，作为一种重要的史料明确记载和反映出人日习俗的占卜之本意。因而，在古代，人日习俗的真实含义是占卜，将其认为与创世有关的提法只是一种误解。今就此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巴蜀地区题刻中的“人日”记载

唐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社会习俗异彩纷呈，“人日”习俗流行，在“人日”进行鸡卜、登高、赋诗、临清流、戴人胜，不一而足。尤其是在巴蜀地区白鹤梁题刻和龙脊石题刻中，频繁出现人日记载，反映出人日习俗在当地流行的状况，也使巴蜀地区的人日习俗成为中古时期这一习俗流传演变的典型代表。

表1 巴蜀地区宋代水事题刻中关于人日内容简况

(续表1)

资料来源：涪陵白鹤梁题刻参校各本，主要有：(清)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一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王晓晖《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云阳龙脊石题刻参校：(清)钱保塘《龙脊石题刻》，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一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

唐宋时期的巴蜀地区，知州往往于人日率官署同僚观水题记，社会贤达及地方士人亦趋之若鹜，而民间百姓则以人日进行占卜、贸易。

在民间，鸡卜之法是人日习俗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就明确记录了南方地区的此种占卜方式：“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浄，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於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侬，侬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变。”[3]可见鸡卜之法有鸡骨卜、鸡子(卵)卜，统为鸡卜之法。作者未将其列入《蛮俗门》而列入《志异门》，想来也是因为鸡卜之法不仅仅流行于广西一地，西南一带甚至长江以南诸地方都会有此占卜方式。

《月令粹编》载：“蜀中乡市，士女以人日击小鼓，唱竹枝，作鸡子卜。”②“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4]

云阳龙脊石元祐三年(1088)《唐言题记》载：“二月亲游此龙脊，集古贤流传，以鸡子一枚卜一兆，可为得喜庆团圆之卦。”[5]宣和七年(1126)人日《陈似题诗》中有“拂石四题鸡子卜，檥舟三听竹枝音”[6]；绍兴二年(1132)《黄藻题记》载：“郡侯人日游龙脊，与民同乐，以鸡子卜年庆，邦人未尝有可免者。”[5]可见宋代巴蜀地区鸡卜之法更流行用鸡子占卜，至于如何进行，巴蜀一带的资料没有记录，参照上述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录，应该是焚香祷祝，然后于鸡子之上墨书，记其四维而煮之。将鸡子煮熟后横切之，视当墨之处，辨别蛋清之白色之厚薄，而定侬(指自己)、人(所占之事)之吉凶。巴渝之民以鸡子卜卦，既可卜年成丰歉，也可卜人事吉凶。

除了上列宋代题刻中所见的人日占卜习俗外，及至明代，虽然在人日这一天进行观水留题的内容十分稀少，但从白鹤梁的部分题刻中还是可以看到其进行物候占卜的本意，如《刘冲霄诗并序》载：“大明洪武十有七年(1384)，岁在甲子正月人日，奉训大夫、涪州知州刘冲宵，承务郎、涪州同知李希尹，从仕郎、涪州判官范庄，吏目颜亮，学正黄思诚，训导张敬先，驿丞王青，因水落石鱼呈瑞，游观，遂书于石，以记一时之盛事云。诗曰：‘石鱼见处便丰年，自我居官亦有缘。愿得从今常献瑞，四民乐业永安然。’”[7]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日习俗中还有“歌竹枝”，“竹枝”即“竹枝词”。在云阳龙脊石题刻中，淳熙三年(1176)人日《宋南等题诗》中有“曲米杯浓真旧味，竹枝歌好更新音”之句；《唐酉等题记》写道：“开禧元年(1205)乙丑人日，云安长吏率僚佐游龙脊滩，览石刻、决鸡卜、歌竹枝，皆故事也。”[5]

《竹枝词》原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本是乐府曲名，最早为巴人口头传唱的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巴人常常以此进行赛歌，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楚国荆湘一带就有“下里巴人”，“下里”即下曲，是楚歌，“巴人”即巴国人，是巴歌，但是巴蜀与荆楚文化的交流融合，使楚歌带有巴风，巴歌带有楚风，二者相互渗透，互相融合。“下里巴人”在巴楚一带流行较广，很受欢迎。《文选》载：“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8]

人日歌竹枝，在唐宋时期诗人的创作中多有表现，刘禹锡所撰《竹枝词》最为有名，穆宗长庆二年(822)，刘禹锡任夔州刺史，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不仅有《竹枝词二首》，他还学习屈原作《九歌》的形式，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九首》，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如：“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浓愁。”“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刘禹锡还写下了创作背景，“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9]很明显，歌竹枝就是当地人民在正月进行的歌舞活动。

关于“人日故事”，即指修禊。修禊，是古代汉族的一种民间习俗，季春三月上旬巳日，官吏和百姓到水边嬉戏、游乐，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消灾祈福仪式。历史上最著名的当属王羲之会稽山阴兰亭修禊。及至唐宋，这一活动逐渐发展演变，成为文人或官吏进行雅集或者官民同乐的一种经典活动，时间也不仅只在三月上巳日，而在人日的也比较普遍了。云阳龙脊石题刻有宋政和丁酉(1117)《王霭题记》载：“郡守每岁人日率同僚游龙脊滩，与同民乐，乃行春之故事，尽兴抵暮而返。”开禧元年(1205)《幸樵题记》载：“……太守讲人日故事，访问叹息，抵晚而归。”[5]在长江之畔的丰都县名山镇一带，长江江心原有蚕背梁，石梁外侧为长江险滩，滔滔江水、汹涌澎湃。而在石梁内侧却是另一番景象，每当初春时节，江岸桃李争艳，碧水荡漾、清澈见底，飞鸟栖息，鱼游浅底，观景者络绎不绝，为丰都胜景——渌水池。此处也是人们修禊的场所，池边明人王邦的一首诗刻也提到了“故事”：“莺花二月天，萧鼓木兰船。鸿迹依云石，龙光映碧川。暮游乾道记，故事永和年。觞咏临流水，高风愧昔贤。”[10]

石刻文献具有与传世文献不同的独特功能和巨大价值，白鹤梁题刻及龙脊石题刻等虽然以水事内容为主体，但是相关的节俗、灾祥、制度、人物、宗教等无所不载；对于考察唐宋巴蜀地区节庆风俗、山川城池、嘉言懿行、典章制度、政教德化等有特殊意义。其所反映的唐宋及以后巴蜀地区社会习俗的流变，尤其是正月七日“人日”这一天进行鸡卜、观水留题、歌竹枝、修禊等活动，为我们明确“人日”的本意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特殊资料。

二、占卜为人日习俗的典型特征

在传世文献典籍中，不乏对人日习俗的记载，或详或略，但较为明确的表现出来的都是占卜为“人日”节俗的本意。

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撰《荆楚岁时记》，其中对于“人日”节俗的记载十分详细，也是历来史家引用最多的材料：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翦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按董勋《问礼俗》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今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羊，四日不杀猪，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行刑，亦此义也。古乃磔鸡令畏鬼，今则不杀，未知孰是。荆人于此日向辰，门前呼牛羊鸡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未知所出。[11]

《魏书》的作者魏收在自序中写到：“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阴晴占丰耗。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③《魏书》中这条对董勋的记载可以看到，董勋曾仕曹魏，西晋建立后，为议郎。可见，人日习俗至少在西晋之前即有。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载：

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其日晴阴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之徵。故杜子美诗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伤时之言也。推此，当有汉世始有其意。[12]

东方朔为汉武帝时期的人，那么，人日占卜的习俗可以上溯到汉代，并明确提出是占卜而非创世。

同是宋代的祝穆，在其《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中，引《西清诗话》称：

人日多阴。都人刘克穷该典籍，常与客论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四百年惟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取书示客曰:此东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为鸡，二日为犬，三日为豕，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阴则灾。少陵意谓天宝乱离，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岂春秋书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13]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初七日谓之人日。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并且引用东方朔占书加以说明[14]。

由以上各种典型的记载可以看到，“鸡、狗、羊、猪、牛、马”——六畜和传统农业社会主要劳动力——人、主要生活资料——谷等八者，是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因素，以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八的天气状况来占卜这八者，从而判断和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国泰民安，是十分符合早期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所以，汉代东方朔《占书》明确指出初一到初八：“其日晴阴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之徵。”及至南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又对于此相关的一些习俗进一步做了说明，并点明以“阴晴占丰耗”。此后经宋代高承、祝穆等人的记载，直到清代，关于人日，占卜习俗之说一直是主流。

在人日登高赋诗抒怀，一直是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习俗。唐中宗就曾于“景龙三年(709)人日，(于)清晖阁登高遇雪”。[15]在唐宋时期的诗词中，就有不少关于人日的，《全唐诗》《全宋词》中，有大量关于人日的诗词④。

不论是《全唐诗》还是《全宋词》中，我们无法看到与人日相关的一首诗词中有关于“创世”的痕迹。一般来说，民俗习惯具有普遍的、群体性的象征意义，往往带有大量的符号象征的意味，民俗习惯与文学、文化的联系极为紧密，历朝历代的诗人生活在受到道德的、伦理的等诸多习俗和范式浸润的社会族群和民俗文化圈中，诗人创作的心态、诗歌的表征、思考的定势、寓意的具象都与民俗习惯有紧密的联系，透过文学作品，往往能还原生活习俗的真实画卷。因此，若人日习俗与“创世”相关，为何在异彩纷呈的唐诗宋词中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这些诗词中，我们能看到的都是占卜、预测、颂圣、离愁等含义。还有就是对镂金人胜的批判态度，对梅花妆、七菜羹等节俗比较深入的阐释，以及微观地解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涵义。这些表现也都印证了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相关记载。

三、被误解的创世之说

将“人日”解释为创世神话，并且进行相关论证，试图架构出一个中国“创世纪”之说的，以现代学者为主。他们对“人日”与“创世纪”关系的探讨，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创世之说，完全是对人日习俗的误解。

叶舒宪在其《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及《中国神话哲学》中则把“人日”习俗称为“鸡人创世神话”，并做了研究。他运用“当代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和原始模型构拟方法，”复原出了“人日创世神话”的全貌，即“第一天造鸡，第二天造狗，第三天造羊，第四天造猪，第五天造牛，第六天造马，第七天造人”。并且进一步与混沌开七窍、圣数字七、七方等联系起来做了阐释[16]。旁征博引，论述良多。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指出，“人日习俗与天地开辟的神话有关”[17]。他的依据就是《太平御览》卷三十中对《谈薮》作注解时的“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2]而得出的。

饶宗颐据云梦秦简中《日书》的记载如：“人良日、马良日、牛良日、羊良日、猪良日、市良日、犬良日……”，认为此即为文献所记载的“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七日为人”习俗的最早记载，认为人日之俗，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并且在其文中还引用清人洪亮吉《释岁》中的记载，认为“此则类似以色列上帝七日造人之说”[18]。那么，洪亮吉的记载是怎样的呢？在《卷施阁文甲集》卷二《释岁》中，洪亮吉引用《荆楚岁时记》、《问礼俗》等记载后，又提到：“又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19]可见，洪亮吉对这种所谓“创世”的提法也不是很肯定。想必这个“一说”也是来自于《太平御览》。

董楚平综合上述各家的观点，进一步重申：“中国的‘人日’礼俗是上古创世神话的民间遗存。”并从不少先秦著作中列举佐证[20]。

对于以上叶、袁、饶、董四家关于人日之说为创世纪的代表性观点，仔细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其误解的地方其实很多。

第一，饶宗颐所引用的云梦秦简日书中的记载，其实是关于某物的宜忌之日，在文书中不仅有“×良日”，还有“×忌日”，基本上都是对应出现，如：

祠父母良日；祠行良日；人良日，人忌日；马良日，马忌日；牛良日，牛忌日；羊良日，羊忌日；猪良日，猪忌日。市良日：犬良日，犬忌日，鸡良日，鸡忌日。金钱良日，金钱忌日；蚕良日。

人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其忌：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不利出入人[21]。

可见云梦秦简日书中的内容，还是与占卜有关而与创世毫无关系。除饶氏一书外，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其他著作，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等，基本上都阐明睡虎地日书的内容就是以选择时日吉凶的条文为主。可见，饶氏一书中将相关占卜、择日的文献与传统人日习俗相统一，并理解为创世的看法，都是对《太平御览》引用《谈薮》的内容时所写的“一说”以及清人洪亮吉“再一说”产生的误解而形成的。

在《谈薮》一书中，没有“一日作鸡……七日作人”的记载，《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其所引用的《谈薮》就是北齐阳松玠所撰的志人小说，今有程毅中、程有庆采摭于类书而成的辑校本⑤。此书大约在南宋以后散佚不见。《太平御览》中的“一日作鸡……七日作人”的说法实际上是编纂者自己的猜测，与《谈薮》没有关系。那么，主张人日习俗为“创世说”的洪亮吉及今人饶宗颐、袁珂、叶舒宪诸位则是误解了《太平御览》的猜测而已。

第二，在董楚平的文章中，分别考察了鸡、狗、羊、猪、牛、马、人这样一个排列顺序。认为“人日”节俗中，之所以将初一至初四分别为“鸡、狗、羊、猪”日，并排列于人之前，是因为其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并以《墨子》卷十五《迎敌祠》记载的祭祀仪式为证：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主祭青旗。青神……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主祭赤旗。赤神……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主祭白旗。素神……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主祭黑旗。黑神……将服必黑，其牲以猪[22]。

对牛、马排在人之前，则以《易·说卦》的记载来说明，“乾为天，为父、为良马，为老马；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

《易·说卦》为易传十翼之一，其解说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经卦所象征的各类事物，并阐述六十四卦卦序排列原理和各卦的属性意义，以辅助占断吉凶，故名“说卦”。董氏所引用的材料并不完整，故而结论未必正确，为了较好地说明问题，此将《易·说卦》第十一章完整的材料列出：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敷、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苽、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刚卤。为妾、为羊[23]。

《易·说卦》是先秦时期和《周易》并行的，并且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一本筮法书。唐代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中也说到：“《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23]此书既为卜筮之书，则以上内容的含义就十分明确了，如以文中多次提到的马来看，简单的说，如果得乾卦，可表示良马、瘠马(瘦马)、驳马(杂色的马)；得震卦，表示马为善鸣、或者馵足(后左足为白色)，或者的颡(白额)；得坎卦，表示马为美脊、或者亟心、或者下首、或者薄蹄、或者曳。当然还要配合其他卦象来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学者认为这种琐碎的记载“无助于解经，似亦无助于占事”[24]。但是实际上这种用琐碎的形式来占卜人、物、事，在古代是常用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就有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来推测盗贼的相貌性格特征、乃至姓名的方式，可谓同理。而纵览《易经》的各家解说，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经卦所象征的各类事物中，涉及的动物包括了马、牛、羊、龙、豕、麋鹿、蛇、鱼、鸟、鹤、鸿、豹、狼、狐等等。因而，董氏以乾、坤来解释马、牛，并认为按照创世的顺序应列在人前的说法，十分牵强。

关于鸡、狗、羊、猪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中国古代，四方与四时(春、夏、秋、冬)、四色(青、赤、白、黑)是重叠相配的。可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把鸡、狗、羊、猪四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家畜家禽运用到占卜之中，并非创世纪。

第三，东方朔《占书》中，初一到初八这八日，包括了六畜(鸡狗羊猪马牛)、人、谷，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以天气阴晴来占卜物候，也最符合中国古代哲学。

将“一日作鸡……七日作人”解释为中国“创世说”，以七天为序先后创造鸡、狗、羊、猪、马、牛、人的说法，从简单的类比来说也无法解释，既然是创世，天地、江河及其他万物为何不见？如果按照董、叶之说，以鸡、狗、羊、猪代指四方，以马、牛代指天地，认为前六天是创造四方天地，那么，这六种动物又从哪里来的？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而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新旧约全书》中神用五天造了天地、空气、地海植物、星辰日月、动物，第六日造人⑥。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宋代之前，人日没有关于创世的相关提法，宋代以来，在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创世的成分，但这种说法依然是一种猜测或联想，看不到对相关典籍记载的具体分析，因此也就不能将其很肯定地来说明。可以说，唐代基督教入华，关于基督创世的内容传入中国，到了宋代，一些文人学者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创世内容进行创造性发挥，使人日习俗在内涵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关于“人日”为创世之说，基本来自于《太平御览》中引用《谈薮》时所做的一条注解的“一说”，到清代洪亮吉进一步引用，而到现代部分学者的误解。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日”习俗在中国的出现与流传，其实是与占卜密切相关，并非中国古代关于创世的描述。宋代及其以后以白鹤梁为代表的石刻文献的记载，不论从时限还是内容，都远远超过《太平御览》的一条记载，从而充分说明了“人日”真实的占卜之意。

注释：

① 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饶宗颐、曾宪通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9页；叶舒宪《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中国文化》创刊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神话哲学》第7章第3、4、5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② (清)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引《玉烛宝典》，嘉庆壬申年(1812)琳琅仙馆刻本。

③ 《北史·魏收传》也有相同的记载。

④ (清)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2011年版。据笔者翻检，还有不少于题名未见“人日”，但诗文中却提及“人日”的，细读之，均无任何“创世”之含义存在。

⑤ 关于《谈薮》，有阳松玠撰，程毅中、程有庆辑校本，中华书局，1996年。另有何旭著《<谈薮>研究》(东京不二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谈薮》撰者是阳松玠，成书年代在隋开皇(581～600)年间，散逸年代应在南宋景定二年(1262)以后。

⑥ 《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印行。

[1] 胡文辉．“人日”考辨[J]．中国文化，1992(9)．

[2] 李昉．太平御览卷30时序部十五·人日[M]．夏剑钦，王巽斋，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6．

[3] 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10·志异门)[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442．

[4] 史记·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479．

[5] 钱保塘．龙脊石题刻[M]//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

[6]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 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M]//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