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平

小时候，成天疯玩，不是上山摘野果，就是爬树掏鸟蛋，衣服常常被撕扯出一个个破洞。回到家里，自然免不了被娘揪着一顿训斥，外加一根3尺长的南竹尾伺候。当然娘也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打，但我却常常吓出一身冷汗。“打”完后，她把我脱得赤条条的，往被褥里一塞，便穿针引线，开始打补丁。要待她补好衣服，我才可钻出被子。

时有民谚：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衲衲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八九年。娘心灵手巧，善做鞋、刺绣、编织，打补丁更堪称一绝。家里娃娃多，她白天挣工分糊口，晚上在豆大的小油灯下缝缝补补。由于灯火暗淡，而头贴得太近，常常烧焦了头发、眉毛。

后来我去了30多里路外的镇上念初中，虽然也是穿的补丁衣服，但娘为了让我穿戴不太丢人，每次补衣，都是挖空心思。衣服上的小孔，如果只是筷子尖或指尖大小，娘便会在小孔上绣上一朵小花，或一颗小星星，让人看不出这里破了一个洞。

较大的洞口，常用的补法是剪一块稍大于洞口的布块，补于衣面上，像贴了块膏药，外观不雅。娘则把布块垫在洞口内侧，修剪、折叠洞口毛边、密针密线缝在布片上。补疤在衣里内，疤面较小，看着顺眼多了。

我每次回家，于娘是一场灾难。为使我第二天能及时赶回学校，娘常常是彻夜不眠，为我洗衣、焙衣、打补丁。夏夜，山中简陋的老土坯房蚊子特多，趋着灯火蜂拥而至。娘为了赶时间，只能任其叮咬，间或拍打几下。寒冬，破房四面透风，娘常常冻得直打哆嗦，手上一道道皲口子不时渗着血渍。

1979年我上高一，因家里实在困难只好辍学。没多久，时来运转，我被县水泥厂招收为职工。初进厂，领导刻意考验我，分配在厂里的搬运班。那时的搬运班只有原始工具：扁担、畚箕、绳索、竹竿。每天运送石料、煤块，装车、卸车，非挑即抬，都离不开肩膀。衣服双肩处磨损得特别厉害。而肩上的补丁最难补。补不好，扁担压在上面容易硌破皮，或磨出血泡，于是娘费尽心机，力求补得平整。

一个多月后，第一次拿上廠里发的工资，我高高兴兴回家，这个日子刻骨铭心：1979年7月19日，母亲时年58岁。正值夏收大忙，时称“双抢”，抢收、抢插，忙得不可开交。娘在地里累了一天，很晚才回家，看到我衣肩上到处是破洞，娘找块同色的整布把双肩都换下来，打补丁的行话叫端肩，很费功夫。熬至深夜，娘疲惫不堪，瞌睡难耐，结果一头砸在灯台上，摔在地下，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一辈子身骨子硬朗，很少生病，即使是伤风感冒也很少。以前虽然也有过几次把头砸在灯台上，额头被砸出了个口子，鲜血直流，她压根儿没当回事，抓把香灰，敷在伤口，用手帕把头一裹，该干嘛干嘛；而这一次却再没有起来，永远离我们而去。

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成衣店，琳琅满目。人们穿衣讲究品牌，穷追新潮。好些男女青年，买件衣服只穿几次，就随手一丢。扔在垃圾堆里半新不旧的衣服随处可见，几乎成了一种污染源。每每见此，我就想起母亲，不禁泪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