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我無心地问了一句：“这是灾后重建新修的房子吧？真不错”。那位阿姨说：“房子再好有什么用？人不在了。”她的儿子、儿媳、孙子，都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今天，没有人提醒的话，相当多的人可能已经不会想起9年前的地震。过更好的生活，甚至忘记地震曾经发生过，这也许是最好的纪念地震的方式。但是，下午2点28分准时响起的警报会提醒人们那个时刻的存在。

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2点28分，我正赤裸上身，和朋友们在QQ群里争吵。房子突然抖动起来，我还以为是邻居装修动作过大，想跑到阳台上去吆喝几声。我走到客厅，意识到可能是地震，就穿着拖鞋夺路而逃了。接下来的日子，我是作为一位编辑而存在，每天看着记者从前线拍回来的照片和他们写下的文字，有时候还焦躁地怪罪他们写得不够好，却很少考虑到他们身在危险之中。

余震不断，但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困扰，除了第一个晚上很怂地穿着运动鞋睡觉外，我一切作息正常。事实上，我第一次认识到地震影响到我，是在5月19日。那天是地震后的“头七”，我在街上闲逛，和往常一样，成都人仍然悠闲地走在街道上。下午2点28分，警报响起，车流在一瞬间自动停止了，所有的司机都鸣起了喇叭，路上的行人很多也都停了下来。

那个时候，很多同事在报社，看着电视的画面，流下了眼泪。在大街上的我，突然感受到时间这一神秘体的存在。警报和喇叭声刺穿了时间，并把它凝固下来。我的泪水也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并且相信，自己属于这个城市的一员，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都不会离开。在那个时刻，你能感受到一个共同体的存在，那些鸣笛的司机，和突然停下来的路人，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能感知到彼此的存在。

这是我在地震期间印象最深的时刻。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虽然我也连续上了二十多天夜班，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抗震前线。甚至在整个地震的报道结束后，我也没有去灾区现场看看的念头。我看过很多照片，读过记者写下的大量文字，在处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很少诉诸情感。

我的情感，在5月19日的大街上已经完成了升华。同事们和我一样，也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瞬间深刻理解了地震。到7月份的时候，一次开会讨论奥运会报道方案，发生了7级余震，大家都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地震好几年后，我才去了都江堰、映秀、汶川，这些在报纸上曾经用大号字体标示出来的地名。我是抱着旅游的心态而不是抱着凭吊遗迹的想法去的。有一次去汶川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找厕所，路边一户人家女主人热情帮助我们，她引导我们进入她家的二层楼房。我无心地问了一句：“这是灾后重建新修的房子吧？真不错”。那位阿姨说：“房子再好有什么用？人不在了。”她的儿子、儿媳、孙子，都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我们这些人与这位阿姨有着很深的隔阂。我们对地震的观察和感受，都是肤浅的，我们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她的苦难。在成都的人，与那些真正灾区的人相比，是多么幸运，我们流下的眼泪，甚至都有点伪善。我们并不能真正为灾区做什么。我曾经认为，捐钱捐物，努力干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就算是对灾区的贡献了。但是，当你面对这些真正痛苦的灵魂时，你才知道有多无能为力。

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到汶川，现在已经是全程高速，都江堰、汶川县城都很难再发现地震造成的破坏，一切都很新、很现代，但是只有当地那些真正受过地震伤害的人，才知道内心的重建，是灾后重建中最难的。

央视《见证》节目最近在播一个纪录片，叫《汶川的孩子》。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一个汶川萝卜寨家庭，记录了两个孩子的成长，他们在地震时只有八九岁，现在已经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很多汶川的孩子，在震后被接到了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读过几个月的时光，等汶川的学校建成，他们又从大城市回到家乡。从这些孩子身上，你能感受到的更多是短暂的大都市生活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向往外部世界，但是学习成绩糟糕，最终仍然只能向别处的农村青年一样，到外地打工。或许是剪辑的缘故，整个纪录片中，除了画外音，你听不到“地震”这个词儿。这些“汶川的孩子”，他们有些小伙伴永远离开了他们，但是能活下来的他们，只能孤独地长大。他们很少提到“地震”，反而让人感到地震对他们的影响。

我去过萝卜寨。那里的樱桃好吃，是成都人在5月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萝卜寨的老寨，被作为一个“地震景点”而保存下来，游客在那里慢慢散步，感受不到悲伤。政府为当地居民另外开辟一片平地，新修了住宅。现在的萝卜寨很好，肯定比地震前还要好，活着的人也很开心，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只是有些时候，人们会想起地震中失去的亲人、朋友。

地震把世界一分为二，有些人就再也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中了。地震也把时间一分为二，地震前和地震后。有一位很多年没见的朋友，前两天终于约到一起喝咖啡。我们为是10年没见还是9年没见争论起来，我断定是九年多了。“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地震前。”对我们来说，地震的意义也许就仅在于此了：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分水岭。它是时间留下的一道深刻的伤口，它可能会愈合，但疤痕永远都不会消失。

每年的今天，我们都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地震时你在干什么？在网上，我看到很多人的回答。那些外地朋友的回答尤其让人感动，他们可能没有感受到大地的晃动，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记得那一刻，那一刻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

每当我看到灾区人们的笑容，就会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我们再也不必猜测他们的故事，也不必尝试去理解他们曾有过的悲伤，我们就为他们高兴好了。就像纪录片中的汶川孩子一样，他们开开心心，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我们在今天纪念5·12地震，也就不必悲伤。我们只需要记住那个时间，记住在那一刻你正在干什么，也许就够了。这足以证明，我在2008年5月19日感受到的那个“共同体”，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