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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史新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

2017-06-19

人文杂志 2017年5期
关键词:学术界经学学说

主持人语:从春秋时期孔孟所形成的儒学,到汉代之后两千年间形成的儒教传统,其间经历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始儒家的积极进取面不断被削弱,而“尊尊亲亲”维护秩序的观念则大为弘扬。近代,儒学受到批判,孔家店更在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成为被砸烂的对象,虽然其中掺杂着那一时代过激的社会情绪,但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之一,儒学自然有其应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抖去两千多年间覆盖于其上厚厚的尘埃之后,儒学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可以成为今日重构中华文化的有益成分。因此,方勇先生在其《“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恢复儒学在先秦时期的子学地位,然后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许多人在讨论中华文化建构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常常忘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所写的《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一文不长,却对先秦时期的几个主要学术流派的“治世之学”作了一番简明而深刻的评述,文中分别概述各家学说要点,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他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学说,各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存在理由,因为诸家学说均是“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即各家均是探求治世的学说,只是提出的主张途径不同)。应当说,司马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最为赞赏的是道家学说,但他也认为应当汲取先秦诸子众家之长。而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两汉经学成为这一时代的统治思想,也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传承与弘扬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中。传承“经学”“新儒学”“新子学”“新仁学”等主张,也相继被提出。书院、国学院等教学机构或由民间创办,或由高校、研究机构设立,展现出一派生机。虽然在当前的讨论中,传承经学,复兴儒学的主张高于“新子学”,但我仍然认为,以“新子学”所提出的“子学精神”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重构今日的中华文化意义更大,更具说服力。

本刊本期刊载了有关“新子学”研究的一组文章。“新子学”是2012年方勇先生在主持“子藏”工程的同时,提出的理论构想,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使这一构想更加系统和深化。近年來这一理论思考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韩国等文化圈和学术界也受到重视,并相继召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和当前呼声甚高的儒学、经学、国学等比较起来,“新子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扩大。

主持人:汤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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