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令保守党丧失优势的不是一两项具体政策，而是对大城市基本盘的高估和对政治极化趋势的忽视。质疑四起之下，勉强组成少数派内阁的特蕾莎·梅或许不得不放弃踌躇满志的“硬脱欧”。

7个星期前，特蕾莎·梅曾以为新的大选只不过是走过场；很遗憾，这一回她押错了宝。

距離与欧盟的“分手”谈判正式开始仅剩10天，6月9日，英国下议院选举重演了7年前的“悬空议会”（Hung Parliament）局面。执政党保守党丢失了14个席位，最终在650个议席中仅拿下317席，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326席简单多数，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10席）组建联合政府。自2010年以来一直陷于衰退和内讧之中的主要反对党工党强势反弹，斩获262席，素来以“非主流”形象现身的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人气也一路飙升。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属于他和特蕾莎·梅的个人对决：工党未能实现执政权的转移，但科尔宾成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女首相主推的“硬脱欧”方案却有遭遇腰斩的风险。

是的，保守党并不需要一场在2017年提前到来的大选，但特蕾莎·梅需要。自从英国内阁在3月29日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包含的退出机制、准备开启为期两年的对欧剥离谈判以来，这位女首相和她的亲信顾问团队就打定主意要上演一场“硬脱欧”——同时退出欧盟、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过去9个月里经济形势的波动，特别是伦敦金融城的反应显示：Brexit（脱欧）这个字眼在潜意识里已经获得了大部分本土工商业主的接受，并不至于构成新的“黑天鹅”。但来自本党内部和下院的异议却有可能制造麻烦：前首相卡梅伦留下的部分内阁班底一直在鼓吹保留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软脱欧”，工党与苏格兰国民党的同盟在议席总数上与保守党的差距也不够明显。因此，提前举行大选就成为解决内忧外患的最便利手段：对外可以扩大对工党的议席数量优势，对内则可证明自己的支持率，压服具有离心倾向的保守党其他派系。一旦重新组成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新内阁，她将可以继续执政至2022年，从而能够一往无前地推进脱欧谈判。

提前大选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来自民调结果的领先。4月19日，即下院通过提前选举的决议当天，ICM和《卫报》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保守党相对工党的领先优势高达21%；出身左翼激进派系、即使在工党内部也饱受质疑的科尔宾似乎并不能被视为对等的竞争者。因此，特蕾莎·梅的竞选政纲并未提出太新的口号，而是延续了保守党重视城市精英群体、同时有限度地扶持本土产业的一贯路径。保守党方面宣布：一旦得以继续执政，将在2020年之前新建100万套住房，随后两年内进一步新建50万套。免税收入上限将被提高到1.25万英镑，公司税率降至17%。6月7日，梅还承诺将用节省下来的、原定要交给欧盟的预算，打造一项23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计划，以高速互联网建设和公路铁路服务的改善拉动就业，为本土蓝领提供工作机会。

然而，或许是对自己的领先优势信心过于充分，5月18日，梅内阁出人意料地公布了一项旨在削减国民健保制度（NHS）支出的改革法案，宣布将对高龄人士征收额度更高的健康护理费用。根据该计划，一旦政府核定一名老人的各项资产估值超过10万英镑（包括房产），则其必须按照市场价格全额支付看护费用；待其身故之后，政府仍有权利出售其房屋以偿付未结算的尾款。这对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且3/4以上的高龄人士拥有自住房产的英国社会无疑是巨大的冲击。诸多慈善机构立即对其进行攻讦，指责这等同于剥夺失智老人对其遗产的合法处置权，是一种“痴呆税”（Dementia Tax）。尽管不堪重负的梅在短短4天后就宣布终止这项新政，但历来构成保守党基本盘的城市中老年群体还是因此发生了动摇，政府的领先优势迅速缩水。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痴呆税”夭折之后11个小时，支持“伊斯兰国”的利比亚移民之子萨勒曼·阿贝迪在曼彻斯特体育场引爆了一枚自制炸弹，造成22人丧生、59人受伤。这是英国本土近12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科尔宾立即把矛头指向政府，宣称正是自2010年以来长期担任内政大臣的梅做出的削减2万名警力的决定导致了国内反恐力量的薄弱——“如果一个政府只顾省钱，那它将无法保护民众。”

与专断傲慢、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伦敦周边的梅及其心腹不同，科尔宾的游说对象，恰恰是那些深感自己已被抛弃的低学历、低收入人群。从一开始起，这位“非主流”工党党魁就认清了一项现实：“脱欧”的本质乃是经济问题，大势已经难于逆转。重要的是使选民相信，在脱欧谈判和刺激就业这两件大事上，保守党，尤其是其领袖特蕾莎·梅提供不了最佳方案。因此，工党的竞选纲领明确承诺接受去年公投的结果，只是反对“硬脱欧”。税收方面，工党承诺将进一步提高对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的征税力度，保障低收入人群和退休职工的权益，并在未来5年内向国民健保制度增加370亿英镑的投入，包括投资100亿美元到新建住房和IT产业建设上。换言之，工党早已不再像传统第三党自由民主党（最终获得12席）一样，依然沉醉在“脱欧”决议可能被推翻的幻想中，继续用老生常谈的说辞瞄准中间派选民；科尔宾所设定的，恰恰是一种“极化”目标——既然蓝领工人和失业青年愿意投票“脱欧”，则他们同样会乐见出现一个更重视内向目标的新政府。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英国版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特蕾莎·梅更傲慢、更精英化，对自己的既有优势估计过高；科尔宾更草根、更民粹主义，也更善于利用公众舆论和群众的过激情绪。尽管后者最终未能逆转托尼·布莱尔卸任以来工党长期在野的大势，但终究取得了一场2010年以来罕见的鼓舞人心的小胜。重要的是，勉强稳住执政地位的特蕾莎·梅，在6月19日开始的谈判中已经很难按照原定计划强推“硬脱欧”。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内部市场与服务专员米歇尔·巴尼耶已经提出了高达600亿欧元的“分手费”要求，保守党政府势必无法接受；而反对特蕾莎·梅的保守党议员，也在筹划相对和缓的“软脱欧”方案。按照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惯例，建立在“悬空议会”基础上的少数派联合政府通常很难撑过半年寿命，并且在任期内往往无法做出任何重大决策。鉴于保守党在清洗政绩不佳的领导人方面历来冷酷无情，或许在几个月之内，英国就将迎来2016年6月之后的第三位首相。

6月6日，英格兰中部伯明翰市的工党支持者欢迎该党领袖科尔宾前来发表演讲。在两天后的大选中，工党赢得了2010年之后势头最强劲的一次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