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力

1918年10月，毛泽东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北大图书管理员。虽然当时的薪金不过每月8元钱，但他仍觉得，能有书读，能有课听，还有钱挣，得到这么好的机会，知足了。

应该说，刚工作的那段日子，毛泽东的心情是欢快的、愉悦的。首先，让他甚感欣慰的是大钊先生的器重。虽说自己职位卑微，而人家是享誉学界的教授，可每次李馆长见他，总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不仅如此，生活和学习上，李大钊也对他处处关心，尽力帮忙。比如，为其旁听之事，就曾帮他联络老师，安排课程。为了让毛泽东提升自我，李大钊还专门介绍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

进北大后，除了向名师讨教，毛泽东还和几位学生成了挚友。比如，北大学生朱谦之就对毛泽东影响不小。毛泽东也回忆说：“当我还在彷徨找出路时，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为此很受影响。那时，一个叫朱谦之的北大学生常来看我，并和我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3页]

另外，毛泽东在北大，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据说，毛泽东和杨开慧相爱后，开慧不仅常来看他，与其谈天说地，生活上也对他照顾不少。比如，脏衣服拿去浆洗，带些好吃的，为其改善伙食等等。閑暇之余，两人还常在一起，到各大公园散心漫步，欣赏美景。

终上所述，工作上有上司体恤，学习上有名师指教，交往上有好友相助，如今又有了爱情的滋润，在大家的想象中，此时的毛泽东一定会春风得意，十分满足。然而，就在朋友们为他的成功着陆，纷纷庆贺之时，他却毅然决定不在北大干了。听说此事，同伴们都惊呆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开始要留北大时，新民学会曾交给他一项任务，那就是在北京学生中多发展一些新会员。为这件事，毛泽东曾主动地搭讪过罗家伦、傅斯年这些北大学生领袖，想通过与其攀谈，交上朋友，从而获得他们的帮助。在回忆中，毛泽东也承认，“在那些阅览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对他们有了强烈的兴趣，并试图与之交谈，共同探讨政治和文化上的问题”。[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谁曾想，这些人不但没理他的茬，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为此，毛泽东委屈地说：“当时，他们都显得很忙，推说没时间，实际上，是不愿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主动上前搭腔，人家不理也就算了，最让毛泽东受不了的，是那些学生在平时的借书还书过程中，对毛泽东也是一副轻蔑的样子。为此，毛泽东愤愤地说：“因为我的职位低微，他们多数时候都对我带搭不理。比如，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这些学生来说，我这个人仿佛就是不存在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2页]

大家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特好面子，一生都对自尊极为珍视。小的时候，就因爸爸当众骂了他，他就不惜与之大吵，甚至以跳池塘相威胁。试想，为了尊严，他连父亲都不惧，如今面对这些同龄人的轻慢，他又怎能咽下这口气呢？

还有，毛泽东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公平和正义。日常生活中，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有些人一旦拥有了某种优势，就变得趾高气扬，高高在上，开始轻视普通人。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即使你再聪明，再努力，哪怕考上了名校，成为天之骄子，你仍没权利傲慢无礼，瞧不起别人，不尊重别人。正因学子们的做派，挑战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所以，他才想撂下挑子，一走了之。

大家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意志很坚强，他并不怕打击，也敢直面挫折，然而，在约定俗成的偏见中，当他觉得，即使自己再积极，再抗争，也无法改变这种格局时，他一定会想，与其再这样消磨下去，还不如换个环境为好。也正因如此，哪怕面对恋人的苦苦相求，面对恩师的真情挽留，他还是下了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南下之旅。

尽管在北大期间，毛泽东过得并不是很愉快，但平心而论，这段经历对毛泽东后来的崛起，还是贡献不小。试想一下，如不是在北大遇到了李大钊，受李大钊指点，他又怎会信仰上马列主义？如不是在此期间结识了陈独秀，就凭他一个小小中专生，又怎会成为一大的代表？还有，如没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恩师的赏识，他又怎会在三大之后，担任中央局秘书，进入中共领导层？所以，从内心而言，毛泽东对北大还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因此解放后，当北大校长请他题写校名时，他还是欣然地写下了“北京大学”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节选自《解读青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