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甜

《朗读者》舞台上的董卿，与央视春晚舞台上的董卿不太一样。

她不再身穿华服，也不再把发髻高高束起；她所讲的那些话也不再是导演给她的主持稿，她开始讲她心里的话。

自2005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至今，董卿已连续主持了12届春晚。

2017年，隨着《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两档综艺节目的陆续热播，董卿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但这一次，除“央视一姐”的头衔之外，她又被赋予了“才女”“女神”和“央视网红主持人”等新的标签。“原来你是一个这样的董卿啊！”很多人感叹。

从事主持行业2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5年，站上央视春晚舞台12年之后，董卿开始被大众二次发现和认识。

“高而不冷”

采访地点在央视老台附近的一家茶楼。董卿穿着一件浅蓝色外套，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舒适的平底鞋。头发被她用墨镜拨到了脑后，没有化妆的她，看起来有些疲惫。

前一天晚上，她还在为接下来要参加节目录制的嘉宾人选发愁—还有5期节目要录，她和团队需要从几百个人中最终选出30人。

做了制作人后，董卿坦言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

她有一个习惯，手机从不带进卧室。她的卧室里没有电子产品，只有纸质书籍。可最近这个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她需要通过手机和很多人保持联系。独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这让她有点苦恼。

《朗读者》节目所有嘉宾的朗读文本都需要她一一过目。工作人员通常会把文稿打印出来拿给她看，因为她说自己看稿子没法看电子版的，“那样的话，一个字也记不住。”她必须得看到白纸黑字，在上面写写画画，才觉得踏实。

这是她20多年前刚开始做主持人时就养成的习惯，改不过来了。

“以我的价值观来说，这也许是你一生当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作家毕飞宇在《朗读者》播出后给董卿发来短信。这样的赞美，董卿最近收到了很多。而在节目策划阶段，对于《朗读者》，却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个东西太有文化了，太高冷了。”

“我们要对观众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董卿对很多人说过这话。

“当《我是歌手》里出现一个李健，一个赵雷，大家都疯了一样地喜欢。正常的文化形态一定是多元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只有一类肯定是不正常的。”《朗读者》的导演之一刘欣说，“《朗读者》其实就是为观众提供一小块拼图，让观众在里面得到情感的释放。”

节目播出后引发的热度超出了董卿的预料。《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的两天内，自媒体上与之相关的超十万阅读量的文章多得数不过来。她预期的受众群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但没想到，90后和00后却成了《朗读者》的主力观众。

在央视综艺频道总监郎昆看来，董卿是敏锐的，她及时抓住了朗读复苏的潮头。

“我来了”

董卿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

《朗读者》从策划开始到现在，累积了几百篇的读库，每一篇董卿都看过。晚上8点，大家继续排练，她一定准点从现场离开。当晚8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她需要用这段时间把第二天要录的节目再细细梳理一遍。“要么在台上主持，要么在台下为台上的主持做准备。”这是董卿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

而此前她唯一的身份是主持人，台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里完成，没有人知道她都做了哪些功课—每年央视春晚直播之前，她都是一个人待在书房，想象着全国观众就在她的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她说：“这些话在我嘴巴里滚了上百遍，上台才有那个底气。”

还记得，2004年底，距离2005年春晚不到1个月，董卿接到了时任央视春晚总导演郎昆的电话。她被告知，已被任命为当年央视春晚主持人。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她刚搬新家，正在扫地，灰头土脸，疲惫不堪。“谢谢郎导。”挂掉电话的那一瞬间，她开始拿着扫帚在屋里转圈，“已经累瘫了，但那一刻，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搬一次家。”

那一年，董卿搭档李咏，周涛搭档朱军，组成了央视春晚新的主持阵容。董卿一身红色礼服，第一个开口说话。她记得那年他们4个人站在升降台上，“哗地一下，升上来了；哗地一下，走到台前了。”

如今董卿回忆，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我来了。”

董卿是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的，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陪朋友考试，自己却意外被录取。带着新人的热情和新鲜感，她又做主持又做编导。她形容这是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

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了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央视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郎昆和董卿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那个时候。郎昆曾坦言，当年选董卿，是有一点冒险，但又充满期待，“就觉得董卿行。”

也是那个时候，董卿找到了主持人的职业满足感。“我特别清晰地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还可以拓宽我的边界。”

“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朗读者》之前，所有人都以为董卿也就那样了。

“万年晚会专业户”，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春晚腔”。人们习惯了她，但也有些“相看两厌”的审美疲劳。她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卿姐，我们有台晚会，你来主持一下。”提到晚会，大家顺理成章就想到了董卿。可突然有一天，董卿发现自己没那么期待舞台了。

她形容自己以前上台跟打鸡血一样，无论台下发生了什么，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只要让她拿起麦克风，对着镜头，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她就会兴奋到忘记所有事情。

从2012年开始，她很难再有那样的兴奋感了，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

2013年，她主持谈话节目《我上春晚了》，录到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她和嘉宾都感到了疲惫，感觉到节目状态不理想。回到家已是晚上12点了，她坐在沙发旁的地毯上，把刚刚的节目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我要是换种问法，会不会好一些呢？”她一坐就是3个小时。

困惑还在持续。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工作，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回来的时候，她开始了《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父母。

父母的出发点很单纯，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女儿没必要在40多岁的年龄再去做一件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

往前推20年，这是从小循规蹈矩的董卿不敢尝试的冒险。台前的优雅背后，谁也无法想象董卿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和困惑的童年。

董卿的父亲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后来成为父亲后，对董卿要求非常嚴格，很注重培养董卿吃苦耐劳的精神。

从识字起，董卿就被要求每天抄成语、抄古诗，还要大声朗读并背诵下来；从初中起，董卿就可以三五天看完一本书；她还要每天坚持跑步，因为父亲会风雨无阻地拉她起床去跑步，每天1 000米；寒暑假的时候，父亲会让她去干各种零工，董卿什么兼职都做过，宾馆清洁工、商场售货员、广播站广播员等等。

让幼年董卿最难以接受的是，父亲不允许她多照镜子。“我爸爸有一句名言，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说，你每天花在照镜子上的时间不如多看书。”此外，父亲还不让母亲给董卿做新衣服，认为女孩子不能把过多的心思放在打扮上。

董卿回忆说，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和老爸待在一起，因为老爸会要求她做这做那，还经常问她这做好了没，那做好了没。她最开心的，就是老爸去出差。

严苛的家教成就了董卿，却也一度局限了她的世界。

“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这样告诉周围的人，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

“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

董卿泪点很低。

有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于是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4点睡觉，第二天录制，9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

“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戳中观众泪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她审片的时候这样跟大家说。在《朗读者》的舞台上，徐静蕾读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徐静蕾在台上哭了，董卿在台下也听哭了。

这是一个反感煽情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人们似乎对于这些动情的段落很认同。“眼泪是很宝贵的，但眼泪不是唯一的。我们不能说，哎呦，哭了，节目就成了。”

董卿很清楚，在感性之外，她是电视制作人，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她需要从参与者的角色切换到局外人的角色。

演员赵文瑄录制《朗读者》之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哽咽了。”

他回忆道，“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勾引我谈及伤感话题，我从来没有就范过啊。”他说自己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但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自愿打开了情感阀门。

据《朗读者》的总导演之一田梅爆料，大家私底下开玩笑说，董卿对面的那把椅子有神奇的魔力，坐在上面的人，总会敞开心扉去讲述。在郎昆看来，嘉宾之所以愿意对董卿打开心扉，缘于董卿对他们的尊重。“她把对事业的尊重平移到了对嘉宾的尊重。”郎昆说，“董卿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做不到的，现在为什么能，年代感已经到了。”

跟嘉宾聊天时，董卿总是习惯性地将身子往前倾。为了让她的脸看起来更好看一些，通常这个时候，灯光老师就会举起大纸板，上面写着“坐回去”。“有时候说得好不好听，比脸好不好看更重要。”董卿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