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

摘要：中华民国的成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也意味着传统封建制度被推翻，被新文化取代，但实际上，关于女性的地位，仍是没有提高，仍旧被禁锢在父权体制的压迫下，在父权社会下苟且生存。纵观张爱玲作品《半生缘》中的顾家姐妹的命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虽然曼桢、曼璐思想上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思想，然而她们的命运却都是以悲惨结尾，根本就在于女性在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这个体系下，在男权和金钱的压迫下，酿成了顾家姐妹悲惨的人生。

关键词：男权；父权；女性压抑；女性主体意识

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父权社会，女性作家和女性角色个性的出现和显现都是艰难的。在五四时期以来，在女性文学形象中出现了不少革命型的女性人物，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补偿心理的表现，更是一种匮乏自我的膨胀现象，用反证的模式，呈现出女性在现实中一种边缘化的处境和地位。

而张爱玲却正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书写中放弃了所谓革命型女性的书写形象，也摒弃了除宗法礼教的空洞口号，而是用一种事实胜于雄辩的处变不惊的态度来描写女性在现实社会中被压迫至悲惨结局和命运，这也是为了防止女性形象再度被边缘化，从而选择了一种揭示真相的女性写作方式。

《半生缘》中的顾家两姐妹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却由于父亲的死亡家里的小孩不得不辍学谋生。曼璐一出场就已经可以预见她之后的人生轨迹，娼妓制度下的牺牲品。在当时的社会下，娼妓制度在使有钱男性对女性实施金钱奴役的行为合法化并且制度化的同时，也造就了平民女性特别是寒门女性出卖灵魂与肉体的堕落之道。

曼璐无疑是不幸的。没有妻子名分的曼璐受尽了男权的奴役，在祝鸿才发了大财之后，这奴役更成为了金钱对人格和灵魂的奴役，使曼璐便陷进了两难的抉择，而最终曼璐终是被男权压力所迫，直接参与了这场强暴案的行动中。

实质上只是曼璐牺牲的开始：亲情；爱情；因打胎多次，更是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如果说之前的革命型女性角色是“阳性书写”，而张爱玲便是对此进行了“阴性书写”。“我们看到张爱玲并无意图膨胀匮乏的自我。从今日的理论视角而言，她事实上是采取一种具有中西特质的‘阴性书写方式，去呈现女性自我的匮乏真相及其女性主体意识。”从曼璐的遭际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对金钱的匮乏，对地位的匮乏，对情感的匮乏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缺乏。这一点自然而然地从张爱玲的作品中透露了出来，透过这样细腻的“阴性书写”，特殊的写作角度把真实社会中女性被迫害的悲惨命运展现在人们眼前。

反观曼桢。曼桢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而性格坚忍倔强的平民知识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冰心时代知识女性的理想主义，又有丁玲时代知识女性在艰难环境中抗争的精神。”相比曼璐，曼桢因为目睹了曼璐的悲剧，曼桢接受了教育，更是得到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走自强自立自尊之路。但是，也正是曼桢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女性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的人格体现和男权父权与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曼桢人格实践道路因反映时代内涵而具有典型性和反思意义。

首先曼桢一开始便背负着两个沉重的包袱。第一来自于家庭的经济重担，第二便是来源于曼璐特殊职业所带来的歧视。对于曼桢自己，她的规划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立足于社会，改变家中的现状。曼璐结婚后，虽然曼桢的经济负担变重了，但至少只是仅限于物质上的缺乏，这时情感上的诉求便开始浮现。然而感情发展的同时问题也随即产生，这也刚好显现出一个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女性先立业后成家与男性社会法权的矛盾。同时家庭对曼桢的偏见以及世俗观念影响着世钧，曼桢所恪守的独立人格的爱情和自尊自立的追求在实践上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相违背的，而世钧最后也是选择了辞职的方式彻底站到了曼桢的对立面。最后在病房里曼桢毅然选择“出走”，在逃出后，不幸仍是伴着曼桢，如果说在被囚禁的时候对曼桢而言感情是有依托的，那么这两件事却是给了曼桢精神上无形的压力。第一件事就是世钧已婚的事实，第二件事便是曼璐的死，加上当时曼桢正陷于精神迷惘，這双重的压力，使曼桢作出了改变人生方向的决定：嫁给祝鸿才。然而迷惘只是暂时的，曼桢在之后见到世钧时也能冷静看待两人的情感，用苍凉的心境进行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

这让我想到郭沫若在《漂流三部曲》中曾说：应该欢聚的生活却不能不为生活分离，应该乐享的爱情却不能不为爱情受苦。这也正是对当时一般平民和知识分子们的爱情最终悲惨遭遇的概括，即使像曼桢这样受过教育，有知识涵养的进步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压力下，女性主体意识终究还是丧失了。

在出走事件发生后，由于“张爱玲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了丰富的压抑经验，导致她在书写中采取杀父与阉割的模拟手段。在此杀父书写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俨然处在一个无父的象征世界中。”也正是因为无父的文本，使从属的女性得到了一定的伸展主体意识的空间，作用也被强化，这时这些从属的女性就展示出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叙述宗法父权的性别压抑，二是又能表达反抗父权的压制。张爱玲笔下这类女性的双重意义也是作家自身的写照，同时内心也是存在分裂性，这也正是女性文本写作的意义，以及起到揭示女性真正悲剧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