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优奕

[摘要]宗白华在他创作的早期便提出了“超世入世”的人生观，用于解决青年人的烦闷问题。这种人生观发展到后期，凝练为一种“超世入世”的艺术人生观。本文试图探析宗白华为什么会走一条用艺术来解决人生问题的道路，以及艺术是如何平衡于超世入世之间的。

[关键词]超世入世 人生观 艺术

一

人生观问题是宗白华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关键问题。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从谈论人生观开始，最后又落实到了人生观上。早期的创作中，如《说人生观》、《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青年烦恼的解救法》、《怎样使我们生活丰富？》、《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等文章，他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考。这些思想慢慢凝聚发展升华，体现在他后续的创作中，形成了具有宗白华风格的“人生艺术化”思想。

宗白华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发酵于他对人生观问题的思考。在《说人生观》一文中，他区分了乐观、悲观、超然观这三种人生态度，并详细分析了这些人生态度会衍发出的人生行为。其中，宗白华最倾心于超世入世之派，认为它是“为世界圣哲所共称也”。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超然观，他说过，能超世入世者才是真正的超然。现将原文引如下：

超世入世派，实超然行为观之正宗。超世而不入世者，非真能超然观者也。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为事败而丧志，大勇猛，大无畏，其思想之高尚，精神之坚强，宗旨之正大，行为之稳健，实可为今后世界少年，永以为人生行为之标准者也。

“超世入世”的人生观，简言之就是既能淡泊名利，无所为而为之，又能怀抱为社会谋福利的大志，而不急功近利，患得患失，是宗白华对中国传统孔孟思想和庄周超脱人生的一种有效结合。超世入世的人生观取出世、入世思想中的精华而促成一种不偏不倚的理念，企图通过走一条中间道路来避免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偏颇与烦愁。“超世入世”的人生观反映了青年宗白华思想中理想化的一面，其中推崇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更是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调。20世纪30年代以后，宗白华很少再有论及人生改造和社会问题的文章，转而研究艺术与审美，但这并不是说宗白华不再关注人生观问题，而是宗白华人生观的具体化与现实化。

二

冯友兰先生曾说：“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影响，儒家的入世情怀和道教的出世精神其实一直以一种独特的混合的方式作用于中国人的人生。近现代，很些学者就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给出过自己的见解，比如梁漱溟先生就提倡“以道德代宗教”来达成这个理想；朱光潜先生钟情于“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道德期许；而宗白华则以艺术与审美来消弭横亘在超世入世之间的障碍。

超世与入世究竟如何统一？这还得从晋人之美说起。宗白华从八个方面总结了晋人的美，其中涉及了晋人的哲学、文化、艺术、律法等。但归纳分析之，会发现，所谓晋人的美，最基本的还是体现于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晋人能够超脱礼乐法则直接欣赏个人人格之美，尊重个性的价值，肯定真切热枕的情感，是人对道德教条的摒弃和自我价值的发现及肯定。宗白华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但是却是精神上极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为什么政治混乱、社会苦痛的年代却能成为精神极度自由、解放的年代呢？这主要是因为有一大帮人的理想遇到了拷问，因为挫折，所以进发出了不同于之前的光芒，因为理想遇到挫折，所以他们祈求新的出路，而不是安于原来的路子，这就是晋人的“出走”。

我们知道，入世的精神，它的核心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道德感，希望每个人都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魄力与义气。但纵观历史、人生，我们会发现这种期许难在它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也许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段会很努力奋斗，保持高尚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但人之为人总有懈怠的时候，或者遇到挫折困顿而放弃保持这种责任感，或者对这种责任感产生怀疑而停顿不前……这时候，我们的解脱之道往往就是奔向入世的反面，即出世，希望能通过远离世俗而逍遥人生。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出世的思想在根本上是要取消意义，让世界的意义自明，人只有取消这种无意义的追寻，旷世于自然，才可达到无蔽的状态。这种思想自然有它保守的一面，它会导致人不再相信意义从而陷入一种无情的石头世界，这是追寻道家必然将面临的问题。当然，现实人生中已经没有人可以那么纯粹地追寻道家了，所以衍生出很多的“旷达无为派”和“消闲派”。宗白华在分析超然观时特别说明了一下“旷达无为派”和“消闲派”。他认为有一些人会假借超然之名，遁入世之志，这两派人一无所事事一玩物丧志，归结于一点就是缺乏为人的责任感。宗白华认为他们虽然“无大害于社会”，却是“负于社会”的。

三

那么当人们受困于“入世”，却又做不到真正的“出世”时，该怎么办呢？为避免从极端走向极端，晋人选择用艺术之心安抚尘世之眼。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讲到，晋人之美，在于敢于突破陈规旧条，张扬个性情感。当他们原本恪守的理念遭受打击与挫折时，选择寄情于艺术审美的人我不敢说多于选择其他出路的人，但选择这条路的人为后世铭记与称道的更多，这从侧面反映了艺术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晋人用艺术与审美来标记自己的个性思想情感，通过艺术作品来分享自己的生存经验，从而使得艺术不再是止于个人的创作；同时，好的作品能够流芳百世，使得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再限于此生，而能为后人所记。在时间的积累中，艺术的价值越发彰显，艺术的效用也越发普遍。虽然政治上失意，但还有艺术能够抒情明志，还有广袤的自然天地能够适情徜徉，那么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并且寻找新的意义的。既然明白艺术是现实世界中的一条出路，那么为何我们不在现实世界中就将艺术纳入到人生的创造中？因为艺术陶冶我们的情感，拓展我们的思维，触发我们的感官，锻炼我们的智慧，对于塑造我们的人格实有很大的裨益；同时，艺术又能抚慰受伤的心灵，使人们于世俗场之外获得一种平和的力量从而重获信心。这是从艺术的效用角度来说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艺术是我们个体人格自满自足的表现。而超世观与入世观能够结合的前提也正在于，儒道两家对个体人格自满自足的肯定。个体人格的自满自足体现在儒道哲学对原初生命的肯定，所以儒道两家在学说上都有“歸复”的倾向。当个体人格的生存理想受阻时，我们必然走向一片适性而乐的世外桃源，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理由，所以当人在社会上奋斗的对象失却时，我们不至于走向神或者死亡，因为还有一片能够解放自我人格的艺术天地在。宗白华说过：“艺术底源泉是一种极强烈深浓的，不可遏制的情绪，挟着超越寻常的想象能力。”“这种由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组成了艺术创作的基础，而艺术，在宗白华看来，本身就是“一段自然底实现”。就是说，艺术是源于人从自然中获得的生命感受，而艺术的展开就是人再次进入到与自然（或者说是某种原初的生命经验）亲密接触的状态。艺术在宗白华眼里，是天然地能够与宇宙大化同构的，即通过艺术，人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世俗人生的快慰，还有一种对自然规律对宇宙苍生的亲近感。中国人从艺术中获得的超越，不是趋向于某种本体或者上帝之爱，而是积淀于这个世界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生活——是从远古神话开始，经历了万朝万代，跨越了生死迷茫，回忆着祖先事迹，畅想着子孙满堂。我们踏踏实实地生存于这片世俗世界，用艺术填补、解决“事功”世界的空虚与烦愁，用艺术的唯美之眼感悟宇宙大化的流行……所以即使讲超越，我们也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超越，并不向往另外一个世界。因为艺术承担了这个角色，它在培养我们的感情的同时，孕化了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理性法则，这个法则即是“变则通，通则久”。一种理想破灭了，我们还可以于艺术中休养生息，派遣挫败感与失落感，通过艺术我们更加靠近我们的生活，通过艺术我们增续了积极人生的力量。艺术沟通了理性和感性，既承载了儒家式的道德本性，也蕴涵着道家式的自然性命。在超世入世之间，艺术成就了生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