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健

摘 要：刘易斯是20世纪初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果戈里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二人虽时代不同，但是都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有诸多建树。二人都曾以“大街”为主题创作出了经典的作品，然而虽是相同的主题，但是所观照的内涵以及传达的思想动态却大为不同。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比较以“乡村”为切入点的《大街》与以“城市”为切入点的《涅瓦大街》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大街 乡村 城市 差异

一

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不断上升的时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与机械文明的发展，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一跃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消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美国人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地升腾，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同样滋生了美国上流社会人物以金钱和利益为本的狭隘心理，同时保守、故步自封的心态也逐渐蔓延整个美国。刘易斯便选择了美国中西部大草原的一个小镇为切入点，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向读者描绘小镇中上流社会人物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保守、偏见与褊狭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潮流。果戈理的《涅瓦大街》则成名已久，其主要描写19世纪旧俄时代的帝都彼得堡的一条著名的大街，通过全景式的描绘，表现涅瓦大街的繁华背后却隐含令人感到恐惧与毛骨悚然的东西，着重表现的是小人物无法脱离欲望的掌控而陨落。刘易斯所呈现的是带有乡村景观特色的小镇大街，而果戈理给予读者的则是带有城市景观的涅瓦大街，乡村与城市，本就在不同的文化层面，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底蕴，旧俄时代的彼得堡与繁荣时代的美国乡村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对于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主题的比较则凸显出意义。

在众多文化传统中都不约而同的将“乡村”视为保守、安于现状的代名词，而将“城市”等同于繁荣与开放，是供人们抒发欲望和寻找乐趣的地方，而在刘易斯与果戈理的作品中则分别迎合了这两种传统。刘易斯的《大街》地点设定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的一个名叫戈弗的小镇，“这是一个坐落在盛产麦黍的原野上、掩映在牛奶房和小树丛中、拥有几千口人的小镇——这就是美国，我们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名叫‘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但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延长。”作者便是以这样的一个小镇上的一条大街，来体现美国中西部乡村中所普遍存在一种精神特质，刘易斯称其为“乡村病毒”。顾名思义，“乡村病毒”是带有美国乡镇独有的精神气质的“传染病”，其主要表现为小镇人民的墨守成规、单调乏味，同时兼具膨胀的心态所滋生的小镇中心主义，这些居民自命不凡、目光短浅，既对新鲜事物采取抵制与打压的态度，同时对现状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小镇上的大街从建筑风格等方面一成不变，从未改观，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却是这些自诩“戈镇是全美国最美地方”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沉闷乏味的生活必然导致这种病毒的滋生与繁衍，更可怕的便在于其非凡的同化能力，《大街》中以盖伊·波洛克和卡萝尔的遭遇具有代表性。波洛克曾也是一位有着诸多想法的改革者，但是在小镇定居后，逐渐染上病毒，不得不屈从，而主人公卡萝尔更是作为锐意改革的新时代女性，想要改变现状，但无奈最终失败。由此可见，“乡村病毒”的根深蒂固，以及人们对于新生力量的极度排斥，导致小镇死气沉沉，单调乏味。“事实上，它只是一群散落于一条丑陋无比的大街周围的房屋，大街两旁则布满了单调得令人无法想象的商店。它实在狭小，只要用32分钟就可以绕镇一周。除了它的狭小外，小镇的丑陋不堪和单调乏味也使卡萝尔感到吃惊。建筑物千篇一律，所有房屋都是两层建筑，设计根本无美感可言。”这便是刘易斯所深恶痛绝的美国小镇文明。

相比于美国小镇的保守与狭隘，果戈理笔下的旧俄时代帝都彼得堡的“帝国之花”涅瓦大街则显得开放与繁华。“任何一条大街都没有涅瓦大街这么漂亮，这么繁华，彼得堡拥有了涅瓦大街，就拥有了一切。”果戈理在描写涅瓦大街时，从不吝惜对它的赞美之词，在其笔下，涅瓦大街是可以代表帝都彼得堡的形象，而在这条街上，从未有过沉闷与乏味，因为每天都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仅仅一个白天，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形形色色的景象，就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迅速闪过。如果再加上夜晚，那景象就更加丰富多彩。”果戈理善于通过形形色色的“边缘性”人物来展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在他的笔下，可以同时出现成百上千的人物，在涅瓦大街上也不例外，果戈理将每个时间段出现的代表不同阶层的人物都跃然纸上，在短短的故事中给人一种宏观的感受，使人陷入涅瓦大街的繁华背景之中，这与刘易斯笔下戈镇大街仅仅描绘主要人物来显示大街沉闷乏味有着本质差别。在这样的安排下，果戈理的涅瓦大街更增添了一种神秘感，表面上华丽热闹的涅瓦大街，在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奇怪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涅瓦大街的运转，在大街上出现的人物命运就如同提线木偶一般被掌控，这也是果戈理对于彼得堡这座帝都所带有的“梦魇性”的展示。这股可怕的力量，也是后来诸多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刘易斯与果戈理对于大街景观的不同书写，其差异性主要便在于“乡村病毒”与“城市梦魇”的对立，但是这两股力量却在精神层面上毁灭人性，造成人物的悲剧。

二

两部经典的作品都没有采用单一的叙述手法，而是全知与第一人称叙述相结合的策略，在作品中不仅有作为权威性的叙述者的声音，同时也给予书中人物以足够的话语权力，使得作品看上去富有张力。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大街》中，卡萝尔是这本书的主角，作者通过她在戈弗镇的遭遇来诉说“乡村病毒”的危害；而在《涅瓦大街》中则出现了两位无名氏女子，正是这两位女子牵动着文章中两位男主人公的命运，但果戈理并未给这两位女子姓名，可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对女性人物所给予的期望有所异同。

在《涅瓦大街》中，这两个女性形象作为文本结构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主人公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安排以及作品主题呈示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可以预见，主人公在涅瓦大街的所有遭遇与结局都与这两个女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悲剧的根源也在此，但果戈理仅以“黑发女郎”和“金发女郎”相称，并未交代她们的姓名，由此可以看出，女性形象在《涅瓦大街》中固然重要，但是她們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性的符号，由叙述者再现女性市民无意识地被作为商品的“物”所操控，继而沦为“物”的境遇。画家皮斯卡列夫在涅瓦大街偶遇黑发女郎，一见倾心，在中尉皮罗戈夫的怂恿，一路尾随到女子的住处，才发现这里是一所妓院，心中所暗恋的对象却是任人欺辱的行尸走肉的妓女，皮斯卡列夫难以接受心中“美”的化身沦落成这样，于是以鸦片度日，构建梦中的完美情景，最后死在家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果戈理所想要塑造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反照在女性身上的不公正地位与遭遇中既表达出对当时俄国女性的同情，同时也是对美的事物的反拨，女人一直被视为纯洁美好的化身，是天使，但是从皮斯卡列夫的眼中，美与纯洁却被玷污，变成肮脏丑陋之处，从画家的眼中书写出来，则更具代表性，艺术家一生所要追求的便是美之物，而在涅瓦大街中，美的事物却是残缺的，这种现实的落差最后导致悲剧的产生。是什么力量在牵动这些的发生，就是涅瓦大街背后的“梦魇”，它是欲望的结合体，欲望使得人性的沦落与丧失，在皮斯卡列夫做最后的挣扎，企图让黑发女郎改邪归正时，她却鄙夷地说道：这怎么行呢？我又不是洗衣妇，又不是裁缝，怎么能去干活呢？可见这种欲望地毒害，涅瓦大街便是掌控人们灵魂、使他们向魔鬼俯首的地狱。

相反地是，在刘易斯的《大街》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卡萝尔这个形象则没有这样的境遇。卡萝尔是作为进步的新型女青年形象，其思想先进，富有创造力与行动力，是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体，代表了新时代的女性青年锐意进取，积极改革的形象。在人物设定上，作者给予卡萝尔良好的出身，得天独厚的教育环境，使得这位主人公刚出现在戈弗镇时就一眼看出“乡村病毒”的根源所在。卡萝尔在改革失败后，毅然决然选择离开戈镇，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巨大提升。不同于《涅瓦大街》中這些不受自身控制的行尸走肉，卡萝尔是自由的，其悲剧性也较轻，仅仅是对戈镇这种“病毒”的暂时妥协，正如她所说：“我要一直干下去。现在我觉得很快乐。但从全镇人人参加的盛大节日这一个例子中，充分说明我失败得该有多惨呀！”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并未被“乡村病毒”所同化，她还是一个敢于迎接挑战，不屈服的美的化身。

三

在这里，两部作品还有一种差异，便是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对立。在《涅瓦大街》的最后，作者写道：“最不可思议的是涅瓦大街上发生的那些事，可别相信涅瓦大街！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装模作样......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披上伪装的时候，涅瓦大街时刻都在撒谎，都在骗人。”果戈里通过涅瓦大街上发生的画家之死，来彰示这朵“帝国之花”所带有的毒刺，它是“城市梦魇”的化身，如果你相信它的一切，就像画家相信有纯美之物一般，最后不得不死于梦境所化的欲望之中，涅瓦大街是被魔鬼所操控的欲望之街，它以虚幻中的真实来欺骗众人，造成他们的悲剧。

而《大街》中对戈弗镇大街的描绘则是真实性的体现，刘易斯曾说过：实际上，《大街》里所有一切的人物和场景，是我在美国各地许许多多城镇中所注意到的事件和人物的综合。因此，《大街》中所描绘出的场景的真实性以及蔓延在20世纪初期美国中西部地区浓厚的“乡村病毒”是有其存在的依据。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对立，也是两部作品截然不同之处。

四

果戈理和刘易斯是不同时期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虽为现实主义，但善写虚幻，刘易斯则借助现实的描摹书写出独特的韵味，在面对同样的主题，二者所表现得差异之处值得寻味。“乡村病毒”与“城市梦魇”，这个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景观意蕴，通过两位作家艺术手法的改造，具有了不同的生命力，在对比中则更突显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的差异与联系。

参考文献

[1] 果戈理，著，乔振绪，译.彼得堡的故事[M].漓江出版社，2016.

[2] 辛克莱·刘易斯，著.潘庆舲，译.大街[M].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3] 杨海鸥，著.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文化叙事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