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国民大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日本明治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思想，将笔触伸向明治时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灵魂深处，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充满理想和追求又与残酷现实格格不入、迷茫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笔下的知识分子阶层，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近代婚恋伦理观，反对“遵从忠孝”、“父母包办”、“追求利益、门当户对”的封建婚恋伦理观，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近代嬗变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夏目漱石 知识分子 婚恋伦理观 近代性

★基金项目：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夏目漱石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项目编号：2016SJD750052）；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科研项目“二十世纪日本文艺批评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15YJA752001）；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科研基金青年项目“夏目漱石小说叙事时间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TPQN2016004）；2016年度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资助项目；2016年江苏省大学生科研立项“夏目漱石小说中的青年伦理指向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深邃哲学思辨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杰出作家。在日本，虽然夏目漱石逝世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但若问起近代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家，十人中必有九人会说出夏目漱石的名字。他在日本近代文坛中的杰出地位，颇似鲁迅之于我国。夏目漱石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他在39岁时以《我是猫》确立了自己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开始走上写作生涯。在短短十二年的作家生涯中，创作了两部文学论著、十五部小说以及大量随笔、汉诗、俳句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丰富精神世界和卓越艺术才华，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

作为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几乎是和“明治时代”同时成长起来的。他出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见证了“明治时代”的变革和辉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的夏目漱石，曾经留学英国，见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回到日本后，他在高校开始任教，并为杂志创作俳句。1905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我是猫》，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哥儿》《旅宿》《风暴》等。1907年开始在《朝日新闻》上任专职记者，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创作了小说《虞美人草》《矿工》《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行人》《心》《过了春分时节》《道草》和《明暗》等等。这些作品都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揭露社会的疾患弊病，反省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失，生动地刻画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上的种种变迁。

二、夏目漱石文学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用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日本明治时代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学识有教养的人。日本的近代小说，主人公往往以塑造知识分子形象为主，从而反映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社会背景。

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自此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了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日本的近代文学也应运而生。作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开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成功地塑造了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内海文三的形象。此后，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题材的日本近代小说，基本上都描写了日本近代国家确立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面对种种压迫开始觉醒、自我成长的过程。森鸥外的《舞姬》、岛崎藤村的《破戒》等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不难发现，比起关注现实社会，日本近代小说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往往更多地沉浸于自己的趣味世界。

夏目漱石作为当时日本知识阶层中最富有影响的小说家，他所創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描写了这种“教养型”的知识分子。《我是猫》中的中学教师“苦沙弥”、《哥儿》中的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教师“我”、《三四郎》中的东大学生“小川三四郎”、《从此以后》中的高等游民“长井代助”、《门》中的公务员“野中宗助”、《草枕》中的青年画家“我”、《过了春分时节》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须永”、《使者》中博学敏感的学者“一郎”、《心》中的“先生”等等，他们或清醇、明净，或深厚、蕴藉，或沉潜、凝重，或孤寂、怅然，都栩栩如生，深动地反映了明治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三、婚恋伦理观的近代嬗变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因子，而恋爱、婚姻是家庭组成的前提，亦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恋伦理观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日本传统社会的婚姻关系，从择偶开始，到婚姻缔结，再到婚后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都深受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由于明治维新，西方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思传入，给传统的婚恋伦理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要实现近代化，必然要先实现人类的觉醒。而处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更是往往集中反映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通过追求恋爱和婚姻的形式而体现。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最先扬起开化旗帜的，大多都是站在时代前端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当人类近代化觉醒的种子在他们身上萌发时，对以往封建思想伦理的挑战，对个人恋爱和婚姻的猛烈追求，就显得格外耀眼[1]。夏目漱石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知识分子，围绕着知识分子的生活，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知识分子文学的开拓者”[2]。夏目漱石在其文学作品中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对他们在婚恋伦理观上的近代嬗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恋爱伦理观的近代嬗变

恋爱伦理观是指一个人对于爱情的认识与了解，对于恋爱的态度、看法及行为倾向。 恋爱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走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阶层率先打破了代表封建思想的、遵从忠孝伦理的传统恋爱伦理观，在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追求“恋爱自由”。随着与谢野晶子、樋口一叶、平冢雷鸟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恋爱自由、追求女性解放的女作家们异军突起，夏目漱石也对婚恋伦理观表现出热烈地关注，并在文学作品中给予反映。

《虞美人草》是夏目漱石成为专职作家后的第一部小说，于1907年6月23日至10月29日一共127回连载在东京和大阪的《朝日新闻》上，可以说是一部新闻小说[3]。它讲述了外交官的女儿藤尾，自小便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学识出众、谈吐优雅。父亲死后，为了从藤尾同父异母的哥哥手中夺取遗产，母亲催她成婚。然而，藤尾对父亲生前所定的婚姻并不满意，与举止粗鲁的未婚夫相比，她更愿与一个虽然贫困却拥有极高荣誉的诗人交往。她放任自己去幻想与诗人的未来，享受与学识渊博的诗人之间高雅的交往，沉迷在诗人为自己而倾倒的虚荣感之中。但是她并未料到这一切都是假象，诗人看中的其实只是她的财产和美貌，甚至他早就有了未婚妻。得知真相的藤尾内心如烈火焚烧一般，虚荣与骄傲形同毒药让她无法回头，最终自杀了。该作品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藤尾作为一个新知识女性，已经不再是温柔体贴、高尚典雅的理想传统日本女性的代表，她的出现，颇具西方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特点。藤尾不喜欢原来父亲生前指定的未婚夫，她喜欢有着博学多识高雅的诗人小野，所以她追求着自己理想中的自由恋爱，并且把这种爱情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在当时的时代，对于传统的封建恋爱伦理观极具挑战性。

另一个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恋爱婚姻中自由做主的新知识女性代表性人物是《三四郎》中的美弥子。青年三四郎离开家乡到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读大学，从落后闭塞的环境一跃而进入明治时代各种思潮激烈冲突的日本中心。面对东京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人群，三四郎感到了极度的困惑、迷茫。在这个过程中，三四郎遇到了美丽聪明的优秀女青年美弥子。三四郎对美弥子心生爱恋，美弥子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怨，无不牵动着三四郎的心。美弥子对其他男子的亲密举动会让他感到嫉妒和烦恼，但他又无法表现出来。而聪明的美弥子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却既不拒绝又不接受，只是保持着暧昧。既会凑到他的耳旁亲密地说话，又会在与他独处时冷冰冰地不发一语。三四郎不愿放弃美弥子，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又让他无法勇敢地迈出那关键性的一步。美弥子对三四郎也有一些好感，但她最终选择了嫁给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有钱人作为整个故事的结局。虽然在以往的文学评论中，对美弥子的批评成为主要基调，但是在笔者看来，美弥子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近代性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知识女性。美弥子冰雪聪明，她在物质条件、家庭条件、人生阅历和思想见识上都远远地高于三四郎，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想法和追求。她对三四郎并非全无感觉，她一眼就能看透三四郎，觉得他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见识和性格。面对一直默默陪伴自己、爱慕自己的三四郎，她甚至可能还尝试过去接受他。在这场感情中，聪明优秀的美弥子享有着绝对的主动权，两人的交往往往取决于美弥子的心情。最后，她没有选择内心深处自卑、行动上又缺乏勇气的三四郎，认为三四郎并不是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伴侣，而是做出了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罪”的选择，嫁给一个毫無感情基础的有钱人。这样的美弥子可以说是颇具现代思想的“女权主义”者，她有着自己明确的恋爱伦理观，有着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追求。虽然说她的最终选择只看重物质基础，是一种近乎金钱主义的婚恋伦理观，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女性附庸于男性地位低下，美弥子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追求和意志，自主地进行恋爱、婚姻选择，非但实现了“男女平等”，还可以主宰自己，是现代“女权主义”者的雏形。

夏目漱石文学作品中的这些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他们的恋爱伦理观体现出来的近代性甚至是现代性，在当时的尾崎红叶等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是难以看到的。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说：“文学是时势的反映，同时它也会走在时代的前面，给时代指出意志和方向。虽然当时这样的女性（《三四郎》和《虞美人草》的女主人公）实际上并不多，但在当时的社会确实希望而且梦想早晚会出现这种所谓觉醒的女性。”[4]

（二）婚姻伦理观的近代嬗变

婚姻伦理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伦理看法和态度。在日本，以父系家长专制为特征的封建家族制度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是传统婚姻伦理观的基石[5]。武士阶级封建的婚姻伦理观是以传宗接代和实现家族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因此，青年男女在适婚年龄选择结婚对象时，主要由父母包办，主要考虑的是对方的家庭背景、物质基础，不会考虑结婚双方的个人情感及喜好。婚姻在缔结时包含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比如血脉延续、增加利益、扩大家族势力等等，而不是考虑个人情感及意愿。随着明治时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传入日本，教育普及、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等因素，使这种“追求利益、门当户对”的婚姻伦理观成为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批判的对象。

夏目漱石在小说《从此以后》中也对这种“追求利益、门当户对”的婚姻伦理观给予强烈的抨击。《从此以后》写于1909年，同另外两部小说《三四郎》（1908年）、《门》（1910年）合称为反映爱情题材的前期三部曲。作者在这部作品里，细致地描述了明治4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同现实生活的矛盾及抗争，深刻挖掘了掩盖在近代文明下面的社会弊端，揭露了封建残余势力压抑个性和自由的罪恶。小说的主人公长井代助大学毕业后，成为靠着向父母或兄弟伸手要钱度日“高等游民”。年轻时他对一切态度消极，曾把相爱的三千代让给朋友平冈。可是三千代嫁给平冈后并不幸福。平冈在事业上失败后从大阪返回东京，三千代登门求情借钱。代助对三千代的爱并未消失。他决心挽回自己的过失，把落难的三千代娶为妻，将她从窘境中解救出来，开始新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代助的决定违背了父亲的意志，拒绝父兄安排的商业联姻的婚事，与家庭决裂了，生活费也没了着落.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意。当他把一切向平冈和盘托出时，平冈愤然提出绝交。尽管如此，代助和三千代热烈而真心地相爱着。不久，三千代病倒了。为了生活，代助头顶着骄阳四处奔走，寻找着工作。故事到这里噶然截止，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思考。夏目漱石在故事情节安排上，特意突出了从未踏上社会谋生的代助，宁可失去现在富足无忧的生活，冒着与家庭决裂、生活没有着落的结局，仍然拒绝了父兄安排的能够使家族企业利益壮大的商业联姻，顺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选择自己所爱的、病弱贫穷的三千代结为夫妻。这样的故事情节设置，无疑反映了夏目漱石以及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反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近代婚姻伦理观。

另外，在婚姻的基础上，明治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把“相互爱慕、追求爱情”看成婚姻的基础。夏目漱石在文学作品中刻画了一对对相知相爱的男女主人公，《从此以后》里的代助和三千代，《门》里的宗助和阿米，《心》里的先生和静子等等，都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在彼此了解、情投意合的基础上结为夫妻，两心交感，两性相容，为爱情而结婚，有的甚至不惜和家族、社会决裂。这些都体现了以“追求爱情”、“追求个体幸福”为核心的近代婚姻伦理观，是明治时代知识分子阶层，乃至整个社会在婚姻伦理观上的近代嬗变。

四、结语

家庭、恋爱、婚姻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不分民族、国家，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6]夏目漱石作为见证明治时代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快速“近代化”的一代文豪，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有着独到清醒的认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凭借着对生活和时代变动的细致的感知、把握和严肃的表现，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思想，将笔触伸向明治时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7]，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充满理想和追求又與残酷现实格格不入、迷茫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笔下的知识分子阶层，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近代婚恋伦理观，反对“遵从忠孝”、“父母包办”、“追求利益、门当户对”的封建婚恋伦理观，甚至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伦理道德观近代嬗变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 李娇，高鹏飞.解析《门》中的婚恋家庭观[J].作家，2013（14）：89-90.

[2] 何乃英.夏目漱石——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J].国外文学，1997（4）：75.

[3] 李娇.论夏目漱石《虞美人草》小说结构的戏剧化[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6-29.

[4] （日）谷崎润一郎，著.丘仕俊，译.阴翳礼赞——日本和西洋文化随笔[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0.

[5] 张萍.日本的婚姻与家庭[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58.

[6] 张彤.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家庭观、恋爱观、婚姻观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1.

[7] 李广贞.夏目漱石小说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