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晋藩

军政干校时期

1939年冬，我一二O师三五八旅和山西新军与敌二、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并将其军政势力逐出晋西北。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又一抗日根据地诞生。根据地成立后，为解决干部问题，晋西区党委和行署于3月初决定在兴县成立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校部由延安派来的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工作过的杜若牧、杜心源、杨林等组成并任教。下设七个队：一、二队为行政队，三队为军事队，四队为工人队，五、六队为农民队，七队为妇女队。校部驻兴县城西关瓜沟。各队分驻在城关民院中。全校共有学员六七百人，设正副队长，组织、教育干事，由校部从学员中选拔任命。分队长、事务长、供给员、文书由队长从学员中指定（不脱离学习）。学员由各专署，山西牺牲救国共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各县选送，也有区党委、行署和军队介绍来的。有在职干部，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和农民。有根据地的，也有从敌占區来的，还有在斗争中俘获的阎锡山的军政人员，这些人大都编入第三队，人们把三队戏称作“顽固队”，岢岚县的旧政权县长乔向熏就在三队。学员的年龄从十五六岁到四五十岁，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员编队并不是按队的性质分配。一、二队不全是行政干部，四队大部分不是工人，五、六队也不全是农民。

根据地刚建立，生活供应非常困难。最困难的是吃饭问题。3月份基本上是小米稀粥。4月份以后黑豆就是主食了，小米、高粱米只能在黑豆汤里掺和一点。菜，开始能吃到豆芽豆腐，以后由于领不到菜金就什么也吃不到了。粮食和烧炭都得学员到几十里甚至百里之外去背。背回来还得自己拉着大石磨磨成黑豆面或糁子。大约两周背一次粮食和烧炭，加工一次面。学校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学员的衣被很少，有的一点铺盖也没有，室内又不生火取暖，生病的很多。

学校初建还未拟定教学计划，没有教材。加以劳动多生活不安定，两月中没有正式上过课，只有根据地的领导人贺龙、续范亭、牛荫冠、甘泗淇等给作过报告。再就是各队自行安排的课，记得四队领导让我给同学们介绍过“五七”“五九”“五卅”国耻纪念日。

我是1940年3月初由岢岚牺盟中心区介绍来干校的在职干部。当时通知的是学期三个月，结业后回原地工作。和我同来的还有两人，我们到校部报到后分配到四队。住在兴县城东关木瓜崖的几处民院中，有学员100多人，队长贾善明（李向克）。指定我任二分队长，后又调任事务长。向我交代工作的前事务长按旧的会计制度制定了旧管、新收、开支、实存的四柱清册。我这才知道四柱清册是怎么回事。

由于干校生活条件艰苦，有的人吃不下苦，因而自动离校。鉴于干校学员成分复杂，文化水平悬殊过大，区党委和行署决定：从组织上对干校加以整顿，撤销干校，改为“晋西抗战学院”。对干校学员作如下调整：

一、挑选年青有培养前途，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留在“抗战学院”继续学习。

二、文化程度低的青年编为民运干部训练班，由晋西抗联接办。抗联派总工会李向辰等同志负责将这批学员带到岢岚办学。正值日寇夏季扫荡开始，训练班就此被冲散。

三、年龄大的人和俘获的阎锡山军政人员遣散或惩处。干校的整编4月份完成。5月5日召开“抗战学院”全体师生大会，由牛荫冠代表行署宣布：晋西最高学府“抗战学院”正式成立，行署主任续范亭兼院长，副主任牛荫冠兼副院长，杜若牧为教育长。校部分设政治处、教务处、总务处，下设行政队和民运队两个队。9月份又增设了教育队。

日军夏季扫荡前后的民运队

民运队初建时大约50人，大部分是从工人、农民、妇女队中选拔出来的，队长张子义（卫群）。驻兴县城南关河对面的南沟门前村，5月中旬将大部分男学员抽调参加行署组织的“四大动员考查团”。“四大”动员是根据地刚建立向地方发动的募兵、筹粮、献金和捐献军鞋。由于在工作中发生了过激行为，因此行署组织检查团下到各分区、各县协助地方政府纠正。每一分区一个团，我参加的是去三分区的岚县、静乐、崞县、忻州。团长刘镛如（四支队长），刚从大青山回来任行署民教处副处长。抗战学院参加的干部有杜若牧、叶笃诚、张子义（卫群）。学员若干名，还有行署的干部，共约20多人。我们刚到岚县，日军的十九路夏季扫荡已经开始，占领岚县城，火烧普民镇，搜捕我军政人员。我们在史家庄夜间冲出敌包围圈，已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工作，绕道方山回到兴县。抗战学院已迁到河西神府县的阎家山村，杜若牧带着我们回到学校。参加其他分团的也陆续回到学校上课，由杜心源讲《新民主主义论》。

学校生活很艰苦，依然是黑豆为主食。为解决燃料困难，男女学员都到山下十几里以外的神木河（黄河支流）去捞河柴，再背回驻地。6月下旬反扫荡结束，学校迁回兴县城，与行政队组成混合队，驻于城内孙家大门院。一个多月后，两队分开，民运队驻于水门上街的孙家二门院。至此学校才安定下来，按教学计划正式开课。

1940年8月以后的民运队

1940年8月，队长张子义（卫群）调走，院部派军事干事李丁来民运队任指导员。组织干事刘光复，教育干事傅阿模。民主选举学员吉喆为队长，刘维烈为副队长。队部指定李晋铭当文书，星三为供给员。

石峰、刘晋卿讲社会科学概论，沈何讲中国近代革命史，李丁讲军事课。一周六天学习，周日休息。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或课外活动。晚间分班（十人左右）讨论上午讲的课。教材由教师编写，边讲边油印成活页发给学员。教材用纸很困难，全靠从敌占区购买油光纸，有时就供应不上了。学员大部分是初次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刻苦认真讨论，积极发言。为了活跃学员生活，队里成立学生会，主席是白日修。学生会是学员的自治组织，协助队部工作。 8月份正式开课以后，口粮主要由院部供应，背粮减少，只是两周去城东车家庄煤矿背一次烧炭。院部从八分区运回一批小麦，分配给各队。长期以黑豆为主食的我们，吃到白面馒头，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伙食实行民主管理，选出三名伙食委员。8月、9月的伙委是我和田更生、马志勇。供给员从院部领回粮食、菜金，交由伙食委员掌握使用，那时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日口粮一斤半，菜金一角五分（根据地农民银行纸币），月终公布伙食账目。 星期日有学员帮厨，替换炊事员休息。

队里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晨出操，晚间点名，课前或集合站队都要唱歌，多由梁哲波指挥。星期六晚间开生活检讨会，对照检查一周的学习、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学员们情绪高昂，生活愉快。

10月，日寇秋季扫荡开始，学校过黄河到神府县的石角塔村，未课停。11月反扫荡结束，我们又回到兴县城原驻地继续上课。进入冬季后，一直没发棉衣，我们还是穿着单夹衣服，鞋子穿破了补了又补，实在不能穿只好打赤足。有多余鞋子的同学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帮助这些打赤足的同学。有人生病，大家主動照顾。胡晓、杨文豹患伤寒病，同学们抬担架送到河西军区医院。

就在返兴县不久，晋西抗联训练班成立。抗联调我和林彬、冀坚到训练班工作。从此离开了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学习的同学们。

12月，晋西行署抽调抗战学院的师生，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分区协助地方工作。刚下去，日寇冬季扫荡实行更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火烧了兴县城和大部分村庄。抗战学院的工作团就地参加了反扫荡战斗。1941年春，工作团返回兴县，驻于杨家坡村。

4月民运队毕业。我和林彬、冀坚所在的抗联训练班驻在蔡家崖村。我们分别时，同学们互送到村口，唱着华北联大的《毕业上前线歌》：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总还有点儿留恋……

流着惜别的眼泪，依依不舍地走向各自的工作地区。民运队就此结束。

1940年，在抗战学院期间有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粉碎了日军的夏季扫荡，以及贺龙司令员就此作的讲话。1940年5月，日寇妄图摧毁新建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调集三万多日伪军，分十九路向我根据地兴县扫荡。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民取得了岢岚大巨会战斗、兴县二十里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静乐米峪镇战斗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日寇主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取得反扫荡的全面胜利。回到兴县后，贺龙司令员到学院作报告，讲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的经过和重大意义。贺司令员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是给华北日寇背上插了又一把刀子，是给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设了一道屏障。是党中央和华北、东南、中南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一座桥梁。晋西北的军民对抗战的贡献是很大的。”贺司令员豪迈的语言，爽朗的笑声，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是，1940年8月，我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同学们十分关心战况，为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将收到的捷报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们说：“自从百团大战开始以来，我们在敌占区各村庄之间自由来往。大白天在敌人炮楼不远的地方大摇大摆地通过，真是扬眉吐气，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民运队还请了一二0师战斗剧社的佳雨来校教《百团大战歌》。我还记得歌词：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

展开在华北的原野，

展开在全国大众的眼前。

它摧毁着日寇的生命线，

它创造着抗战的新纪元，

它检阅着八路军的战斗力，

它鼓舞着全国人民向前。

同胞们！

这是光荣的史迹，

这是空前的决战。

让我们欢呼！

让我们欢呼！

欢呼它的胜利，

欢呼它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