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世煜

90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走了。

据新华社报道，5月9日22时06分，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接受采访时语速低沉，他在一周前还赶到北京医院探望钱其琛。当时钱老出现病危情况，但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没想到几天后，老人与世长辞。

李肇星透露，钱其琛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在医院度过。“最后见他七八次，他都是不会说话，不认识人，每次见完他，我都是很难过地离开了。”

钱其琛曾把复杂的外交概括为两件大事，第一为人类谋和平，维护和平；第二为祖国的发展交朋友，结交和我平等相待的合作伙伴。

外交部首任发言人

钱其琛生于1928年1月，上海嘉定人，1942年入党并参加工作。后曾任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同时担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钱其琛先后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后调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院。

1954年，他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后担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等职。在苏联期间，钱其琛练就了熟练的俄语。他曾在《外交十记》中回忆说，“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1964年，他调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他再次被派驻到苏联，担任驻苏联使馆参赞。此后，经历了驻几内亚大使的工作之后，他回到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

在新闻司司长任上，钱其琛的“三句话”令人们印象深刻。

据新华社报道，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外交部东四旧址主楼门厅前，钱其琛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说：“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表态谨慎而含蓄，但内含中国对苏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折的信息，让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声明念完，没有提问，发布会结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首次进入媒体视野。

“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参加了这场发布会的李肇星说，这是因为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我给他向外国记者翻译了三句话，永远难忘”。

1982年之后，钱其琛历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委员等职。1992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密访朝鲜推动中韩建交

钱其琛曾在《外交十记》中回忆中韩建交始末。他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

韩国总统卢泰愚单独会见了钱其琛。据《外交十记》记录，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钱其琛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

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张庭延参与了这次出访，他说，当时中韩两国还没有建交，中国外长的到来引起了外界特别的关注。韩国总统的单独会见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钱其琛也做出了很自如的应对。

张庭延记得，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开始考虑中韩建交的问题。1992年5月，中韩开始建交谈判。同年8月24日，中韩宣布正式建交。

钱其琛在书中写道，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

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钱其琛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金日成充分理解了中方立场，表示同意。

1992年7月，钱其琛赶到朝鲜，在一栋别墅里见到了金日成。他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对此，金日成表示理解。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

平易近人的“老钱”

“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在2003年出版的《外交十记》一书序言中，钱其琛写道。

从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钱其琛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本由他本人亲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成为外界了解他的一个窗口。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聰曾跟钱其琛出访拉美。他记得，有一次他们一起去玻利维亚，由于当地海拔较高，钱其琛出现高原反应，心跳每分钟超过120次，但他仍坚持参加了所有的工作安排。

“在我印象里，他工作都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徐贻聪说。

李肇星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钱其琛时，曾经闹出一个笑话。当时，他刚从非洲回来，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在一个办公室见到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时，他打招呼说，钱司长好。

结果引来室内一片哄笑。在座的人笑说，第一次听到部里有人叫钱司长。李肇星并不知道，当时外交部的人都管钱其琛叫老钱，一直到他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钱其琛离休之后，有一次，李肇星去看他，又在如何称呼上犯了愁。他说，当时警卫员问他，“你是来看钱副总理的吧？”

李肇星便学了警卫员的称呼，见到钱其琛后说“钱副总理好”。当时李肇星已经六十多岁，比他大十多岁的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李肇星说，这是钱其琛第一次跟他开玩笑，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