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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父亲梁漱溟”

2017-06-12李辉

环球人物 2017年10期
关键词:梁漱溟友人

叔本华曾说,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沉溺于佛学,研究过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当他一旦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便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低音主调”,创立了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他的知识、学问,就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了。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其中就有梁漱溟,因而与其子梁培宽先生有过深入接触。当时我想请梁先生提供一些图片,没想到他愿意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我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约定,前去拜访。

2007年夏,我第一次走進梁培宽先生位于北大承泽园的家,并且见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信札原件。那是31年前的1976年,83岁的梁漱溟已是历尽沧桑的暮年老人。也许是为了重温历史排遣怀旧之情,也许是为了重睹旧物归纳一生,他从箱底找出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致所至就挥笔批注。于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我一边翻看这些信札,一边遥想当年老先生用心批注时的情形,心中充溢着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1916年前后,最近者在1976年,历史跨度长达60年。

老先生的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这批书札被命名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在2009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只能勉力为之。在出版过程中,梁培宽写信给我,对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后致信: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 ,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梁漱溟笔下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1924年,他到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将教学相长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他把学校看作了交友的团体,仅半年,回北京时就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足见他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梁漱溟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和谐的境界!

梁培宽曾感叹:先父昔日的那些青年朋友后来渐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而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昔日师友之情的怀念。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请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编选一本他们笔下的父亲,命名为《父亲梁漱溟》,于2014年出版。编选的过程中,我读到两篇从未见过的梁漱溟的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其中《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一文写于1976年5月28日,纵论梁漱溟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他写道: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1952年8月7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

《父亲梁漱溟》一书虽然只有10万字左右,却呈现了梁漱溟的可敬可亲,以及在时代漩涡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人格力量。长子梁培宽还写了一段卷首语: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去世,享年95岁。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

在这次会上,梁漱溟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回顾梁漱溟的一生,他做过政治记者、想过出家、当过北京大学的讲师。为了解决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他不仅写下了上千页的文章,还走出书斋,开展乡村建设“革命”、创办报刊、积极参与国事。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梁漱溟始终走在探寻两个问题的道路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虽已远去,但他思想的风琴依旧弹奏着他自己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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