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春　欧阳光艳

[摘要]长征途中，毛泽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真理由少数人掌握变成多数人的自觉行动，这个过程充满着曲折和艰辛。充分体现了革命领袖执著的信念、求真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在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 长征 “左”倾错误 真理

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理只有被多数人掌握，才能形成巨大物质力量。从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长达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被孤立被排挤被打击的逆境中，深切感受到“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1]p348，要使红军转危为安，必须争取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利用各种时机耐心细致地跟中央领导层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使自己的正确主张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1]p347-348，最终形成了反对“左”倾错误的强大合力，成功实现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

一、真理行进的道路靠信念之石铺就

追求和传播真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极为艰辛、充满挑战甚至会牺牲生命的过程，没有坚定的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在我们党的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在党内遭到错误批判和打击时，始终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充分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铁一般的信仰信念。

这种信念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觉。教条主义者“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2]p175，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神圣化”“教条化”，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对的，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p70。而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实践斗争中最早觉悟到“要懂得自己想问题”[3]p69，“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长征初期，看到红军付出的一次次沉重代价，毛泽东痛心疾首：“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啦！”[4]p219在遵义会议上，面对凯丰等人的诘难，他反驳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5]正是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不仅使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曙光”，也为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有别于俄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这种信念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使命担当。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把“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有了这种担当，他才能在受到党内错误批判的情况下，对党不离不弃，革命激情和斗志不减。1934年7月，在被剥夺红军领导权后，他仍然服从中革军委的安排，在一座深山大庙之中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虽然其意见总是被“左”倾领导人否定甚至是嘲讽，但只要有机会参加中央会议，他都会阐述自己的正确主张。如果没有这种铁一般的担当精神，在那样一种艰难处境下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这种信念体现为革命领袖的独立人格。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独立人格，是毛泽东的宝贵品格。在第二次“左”倾错误统治期间，朱德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6]p47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受处分甚至掉脑袋也“不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延安时毛泽东在跟曾志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如果没有这种独立的人格和堅持精神，真理就永远不可能到达多数人手中。

二、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

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就提出救国救民必须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个究竟。长征期间，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大本大源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体现了真理性、实践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被多数同志接受的根本原因。

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理性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和游击战思想等正确主张。1932年被剥夺领导权后的两年时间里，为更加理性把握中国革命规律，也为驳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把作战时搜集来的“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认真研读，不仅为批判“左”倾错误增强了信心和底气，也为后来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坚实基础[7]p402。

扎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土壤。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紧张激烈，他始终坚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开展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工作，还根据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心得写出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光辉著作。1934年4月下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到会昌进行了两个多月调研工作。同年9月中旬，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战局，他又奔赴赣南于都了解敌情和地形，为中央决定战略转移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探路作用[1]p333。可以说，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土壤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也正是对长征开始后红军状况的调查分析和思考，才使得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把握，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而博古他们讲的尽是‘洋道理”[4]p226。

代表着广大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的心声。毛泽东之所以最终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关键在于他的路线不仅符合客观规律，而且能够满足党和红军对胜利的渴望，始终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不仅创建了中央苏区，夺取了前三次而且影响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也由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2000多人扩大到8万余人。然而“左”倾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全部丧失，特别是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一次次惨重损失，使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红军失败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于是，“部队中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8]p385。正是这种情绪，逐渐汇聚起来成为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磅礴力量。

三、武装多数应先抓关键因素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尤其是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深深感到，要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接受，使红军转危为安，就必须有的放矢地做工作，通过抓住“关键因素”，影响和争取大多数，才能最终获得在反对“左”倾错误问题上的一致[4]p218。

抓“关键少数”。因生病或受伤被安排一同行军的王稼祥和张闻天，成为毛泽东最早争取的“关键少数”。他们又与王明、博古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又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批判精神和“跟着真理走”[9]p187的坚定信念。他们既犯过“左”倾错误又受过“左”倾错误的不公正对待，特别是“王稼祥是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他说话更有说服力”[4]p221。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如何使红军摆脱困境，就“检讨和纠正‘左倾领导”逐渐达成一致意见。随后，王稼祥又先后找聂荣臻、周恩来、朱德等人交谈，并就“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形成共识。正是在他们的支持和影响下，毛泽东正确路线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后来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3]p66。

抓“关键时机”。真理就像一盏明灯，夜越黑灯越亮。“左”倾错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危害性容易被掩盖，使人一时不易识破。湘江战役使红军付出了惨痛代价，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以向中央建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博古、李德进行坚决斗争，使红军的战略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抓“关键问题”。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对党的事业的破坏是全方位的，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政治、组织、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然而，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还是军事问题。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敏感地认识到，纠正“左”的错误“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5]。因此，从长征开始，在每次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都讲究斗争策略，恰当拿捏分寸，回避政治路线问题，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行军方向、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上，抓住主要矛盾，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四、坚持真理也要正确对待错误

在党内生活中，“左”傾错误路线往往把认识问题和立场问题混为一谈，普遍采用过火斗争的方式。而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持以团结人、说服人的方式批判错误路线，妥善处理党内矛盾分歧，既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又避免了党内分裂的危险，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只有坚持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才能使犯错误同志心悦诚服地改正错误、共同革命，更好地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增强。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创立者，虽然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但在遭受错误批判的情况下，自始至终都把维护党的团结摆在首位，不仅团结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坚决做到了后来他所提出的“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10]p299。“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11]p339

说服教育而不是打压强制。可以说，对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言，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认识问题而非立场问题。认识问题还是要从认识上解决，靠打是打不进的，靠压是压不服的，应通过说服教育方式把犯错误的同志心中问号拉直。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发言都坚持用事实说话、以真理服人，既讲错误路线的症结及危害，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不仅反映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也使博古等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逐渐做到“不再固执己见”，“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1]p341-342。

批判错误而不否定个人历史贡献。事实证明，许多犯过“左”倾错误的人，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甚至博古等，他们对革命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他们都没有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此，毛泽东坚持做到，对待党的历史问题应取分析态度，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搞全盘否定，既要批判错误又要肯定成绩。比如对博古，毛泽东就曾向周恩来说，他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长征胜利后，毛泽东还向政治局常委会提议博古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在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还委以重任。在党的七大时，毛泽东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思想被写进了党的重要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成为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王行娟.贺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3]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

[5]褚银，章世森，晁华.遵义会议的那些历史细节[N].解放军报，2015-01-14.

[6]张民.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7]缅怀毛泽东（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9]张树德.毛泽东与张闻天跟着真理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