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文精神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诞生，它是在继承人类先前思想遗产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易篆辞》中最早提出的“人文”概念，人文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其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科学的人文精神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科学的人文精神发端于科学信念，通过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知识表现出来，并且在一系列的科学活动中得到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使得其影响不断扩大。科学的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科学的人文精神称之为科学本性的流露和延伸。只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才能够体现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也只有它才是科学的根本、真谛和灵魂。科学精神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本性决定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不断传播，通过与外界的接触进行持续不断的学习、训练以及深入研究的过程。科学精神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精神就是因为它能够内化为人的主观心态，这种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科学的心智框架、习惯、思维方式的运行。它最终内化为主体的科学良心，并且通过人的感官为媒介外化为人的科学态度、科学道德。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彻底贯彻了科学精神的一切优点。这主要包括科学精神通过人表现出来的自主意识、价值取向、精神气质、认知模式、道德律令和行为准则。通过查阅过去传统的观点，我们往往会发现人们在过去对科学的精神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误解—认为科学没有人性，因为科学没有人性，所以科学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最先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的就是R. H. 布朗，他注意到的社会现象以及所产生的思想思潮“在过去，传统的世界中科学一直遭到这样的佶难，原因在于科学所注重的因果律，把世界的运行仅仅只是看作一台依照科学规律而有条不紊运行的机械，世界变得极为单调，人们也在这种客观的世界中失去了创造的活力。这样的世界是缺乏想象力的世界，此时的世界是黑白的二分的世界。1帕斯莫尔也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反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他说：科学不仅仅摧毁客体世界的工具，通过科学的创造发明创造的物质生产成果固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科学在创造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心智，改变着人性。2历史上各个时期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错误认识，这突出表现在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对科学的反对，他们认为科学中没有人文精神，甚至科学中压根就没有什么精神。他们的这种激进的观点反映出当今社会科学与人文精神割裂的重要事实。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重新阐释科学中包含的人文精神的因素，从而论述科学的与人性珠联璧合的途径。

1、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在西方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本通过把科学与信仰的辩证关系镶入西方文化，力图清晰的展现科学和信仰的独特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的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信仰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治权利，而这时科学与哲学只能够仰承宗教的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时一种以科学为主导的新的人文精神重新产生出来，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变成一种共生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1.1对科学与人文信仰进行重新反思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科学与信仰，尤其是信仰中包含的宗教精神抱着一种过分简单的看法。一般认为信仰在过去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是因为科学理性精神的不发达，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壮大，信仰也会被科学所控制。然而面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种科学与信仰之关系的传统观点正在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当今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可争议地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美国的文化以及精神在世界上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今天的中国比起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中国人对于人文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面对科学与信仰同步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新现象，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应该采取一种无视现实的自欺欺人的蒙昧态度。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取得独尊低位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在本质上就采取一种拥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文化倾向。这里的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中国人从来未真正经历过宗教的暴虐和理性精神的跋扈这两种相反的极端形式。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的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即简单的把二者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

毋庸置疑，科学与宗教在西方曾一度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之中，但是正如他们曾经也在其他的历史阶段中呈现为一种水乳交融的统一关系一样。在西方历史长河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关系，我们只有用这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二者之间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理性与人本主义信仰之间表现出来的微妙的共生关系。

1.2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人文信仰不同历史时期的关系

在西方文化摇篮时期的希腊时代，科学与信仰二者之间是难分彼此的。希腊的最早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节。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为奇怪的是他还是一個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本源说，由此奠定西方形而上学之根基。在希腊的数学知识中，几何学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而代数则是希腊人的创造。几何与代数的区别在于形与数的区别，形是具体的，数却是抽象的。古代埃及由于丈量土地的需要很早就发明了几何学，但是埃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远远比不上希腊人，因此古代埃及人没有从几何学里抽象出代数定律。没有完成几何学到代数学的跨越。但是毕达哥拉斯定律创立不久就引起了西方数学史的第一次危机，即无理数的危机，这种危机导致数与形一直处在彼此分离的状态，直到17世纪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才在数与形之间重新建立起对应关系。在漫长的分离过程中，形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数则发展演变成为形式化的逻辑系统，成为西方哲学和神学的根基。看中思维而轻视感觉、重逻辑而轻经验、重本质而轻现象的倾向是古希腊数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也与当时的宗教观念、特别是希腊宗教中的命运观念密切相关。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对理性知识的强调是与灵魂不朽的信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亚里士多德的审慎的理性主义，其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最终也引出了作为“不动的推动者”和一切存在的终极目的神。由此可见，在希腊时期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在古希腊文化中，正如现实与理想、人间与天国都处在一种相互融通的状态中一样，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也仍然是一种原始的同一关系。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成为凌驾于西欧社会之上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神学成为至高无上的学术，而科学和哲学都成为神学的奴婢。古典文化将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融为一体，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则极力用宗教信仰贬抑科学理性。在中世纪，科学被当作巫术和邪教一类的东西，完全没有独立的地位，必须仰承宗教信仰之碧玺，从而被扭曲的面目全非。比如说中世纪的宇宙论主张“地心说”，其原因固然有希腊化时期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圣经》的说法。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后以自己的形象为模型创造了人，并且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让他管理宇宙万物。这种宗教信条成为中世纪科学必须遵循的准则。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完全把经验抛在一边，仅仅依靠神学教条和逻辑推理作为依据。科学成为徒有虚名的东西，其发展水平及其惨淡可怜，自然也不会产生出以科学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来。中世纪坚持用信仰反对理性，而信仰却是理性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神秘主义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之关系的基本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建立在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经验和理性恰恰是与奇迹相对立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把奇迹置于理性和经验之上，奇迹的根据是上帝的启示，这些启示分明地记载在《圣经》之中。因此，如果理性和《圣经》相违背，那么错误的肯定是理性，而《圣经》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因为那是上帝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怎么可能错误呢？在这样一种观念的绝对支配之下，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确实是非常愚蠢的，而科学则完全处于宗教信仰的压抑之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从15—16世纪开始，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文化运动的开展，以及航海活动的蓬勃发展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在仍然被基督教信仰所笼罩的西欧社会内部，科学理性精神开始逐渐崛起。但是直到17世纪，虽然科学理性在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保驾护航之下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基督教信仰在欧洲毕竟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它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最初只能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不可能公然地与宗教信仰相对抗。诚如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所言：“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3后来的自然神论产生和发展，成为科学与宗教保持协调关系的重要媒介。自然神论的核心思想说到底就是要突出理性至高无上的意义，认为连上帝也要服从理性的法则。上帝按照理性法则创造了世界，然后他就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即理性法则）来运行。这样科学家们就有事干了，他们就可以大胆研究自然规律了。这一套理论一方面证明了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却把上帝束之高阁，赶出自然之外，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在自然界中产生奇迹。自然神论理论体系发展的结果就是后来的泛神论，泛神论把上帝等同于自然，自然万物中都显示出上帝的神性，这神性就是自然规律。这样就把上帝和自然完全等同起来了。在经历了这两个环节以后，到了18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无神论者，即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他们公然宣称：只有自然，没有上帝；只有理性，没有启示和奇迹，主张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在这方面，法国启蒙运动阵营中的一匹黑马-卢梭代表了平民的态度。他认为道德良心是上帝真正的殿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梭开启了科学人文精神的先河。

1.3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文精神的产生

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屈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然而科学不是万能的，长期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中的西方人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人文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指向一个终极目标-自由，而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调节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心，这便是后来称之为科学人文精神的雏形。大家都非常熟悉康德的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让我感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豪迈地宣称：人给自然立法。同样的，人也给自己立法，这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承认，正是卢梭使他学会了尊重人，而尊重人说到底就是要尊重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律。虽然康德在性格情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方面都与卢梭大相径庭，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却非常一致，都强调良知和道德律强调行为的善良动机。康德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同时又具有虔敬主义的宗教底蕴。他的著名的三大批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调解认识与实践、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上帝从自然界中彻底驱逐出去，自然界中只有科学颁布的自然规则，没有上帝的立锥之地。因而，科学家就可以心无旁骛、高枕无忧地直接面对大自然，而无需考虑与上帝有关的问题但是，康德让科学在宗教面前获得独立地位的条件是为宗教也保留了独立的地盘，他把自然界交给了科学，却在人的内心世界中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场所。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康德从道德的角度把上帝重新确立起来。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道德律，都可以做到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但是这种道德律只是一种应然状态的法则，人追求道德完善的过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的过程。而且道德与幸福在现实世界中也往往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之中。因此，康德就在自由意志的根据之上作了两点假设：第一，人追求道德完善的过程不是此生此世可以完成的，必須设定灵魂不死；第二，现实世界中幸福与道德相分离的状况在未来的理想世界中可以通过德福配位的方式得到解决，在那里，一个人的道德标准越高，他就会享受到越多的幸福。康德在调节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客观的说，还是把科学和宗教对立开来，认为它们分属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没有建立起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但是这一理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当代社会，科学无疑占据这主导地位，科学人文精神一方面要求我们需要能动的运用科学造福自己，有要求我们不被科学所奴役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科学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它在让你们生活中的地位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树立科学的人文意识，就需要清楚科学中拥有的人文要素。

作者简介

陈琦（1996.04- ），男，河南郑州人，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注

1布朗： 《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77页

2 J. Passmore， Science and Its Critics， Duckworth；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8 pp. 45，69 - 70.

3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衔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