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亿钧　朱建文　秦元芳

摘 要：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兩权”分离，到现在“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并行格局，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也必将给农村“三变”改革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从“三变”改革的背景、存在主要问题分析，发现能否顺利推进“三变”改革的关键是人才问题，因此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着重探索农村“三变”改革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互动关系，以破解改革难题。

关键词：三变；改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思考

作者简介：张亿钧（1962-），男，安徽绩溪人，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民教育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朱建文（1964-），男，安徽固镇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秦元芳（1965-），女，山东临沂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文忠桥（1964-），男，湖南祁阳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农民职业培训选择行为：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编号：15YJA790087），主持人：张亿钧。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9-0052-05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安徽凤阳小岗村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去生产经营，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使我国农村生产力极大程度地得到解放和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农村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被削弱，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资源、资金和农民的分散，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为推进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农村“三变”改革，它让分散的资源和资金集中起来，让农民可见自己的权益，其维权意识也得到增强，还能有效解决联产承包制的弊端。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要求。从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的“两权分离”，到现在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格局，我国的农村改革迎来了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这必将给农村“三变”改革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农村“三变”改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深化，坚定不移地进行探索和完善，必将引发农村又一次改革发展的深刻巨变，必将为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创新乡村经济社会治理、发展农村生产力作出新贡献，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新的路径和制度保证。

一、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背景及主要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经济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关于印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确定了13个“三变”改革试点村。本文以试点之一的三溪镇路西村为例，着重探索农村“三变”改革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互动关系，以破解改革难题。

（一）路西村“三变”改革试点的背景

路西村位于皖南山区，虽然具有独特自然的生态资源优势，适宜发展休闲农游产业，但资源分散，且存在着大量闲置资源；虽然已建设为“美好乡村”，并正在由建设向经营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建设与发展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农民资金分散而闲余；虽然农民收入增长了，但外出打工收入仍然是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空心村”现象成为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人才严重缺乏的难题。那么，如何让“沉睡”的闲置资源活起来，将资源变为资产？如何将闲余分散资金变为股金，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

为促进路西村现代化农村建设，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以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为基础，通过“三变”改革来激活农村的“沉睡”资源，促使农民脱贫致富，激活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促进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对突破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对推动精准脱贫，对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推动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引领和带动意义。

（二）农村“三变”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变”改革存在主要问题：一是农民的意识和认识问题。地处皖南山区的农民相对封闭，传统小农意识较强，不能适应与外界市场相同步的改革，而且对改革未来的前景认识不足，有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阻力。习总书记说：“治贫先治愚”，我们要从意识的贫困看待目前的贫困问题。所以，我们要通过解决农民在意识上的贫困、意识上的阻力来克服“三变”改革的阻力。二是资金问题。目前，政府资金的投入有限且分散，难以形成一个产业的规模性发展。如何整合资金，如何将分散的资金变成一种量化到以村为单位的集体资金，这就涉及农民和相关部门利益分配的问题，要通过“三变”改革来破解这一难题。三是基础设施问题。要实施“三变”改革，较大规模地发展生态产业和农村旅游业，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这就要求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成为推动改革成功的又一难题。

综上所述，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问题。任何改革的推动与成功，人才是关键。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民意识，让农民充分认识改革的前景，了解发展方向和需求，“治贫先治愚，治愚在教育”。所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能有效地破解“三变”改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难题。

二、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创新农村“三变”改革

农村“三变”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探索，其实质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基层政权，提升乡村经济社会治理能力。

（一）通过“三变”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进程

路西村在推进山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资源、资金和农民的“三个”分散，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及市场化经营之瓶颈。因此，必须通过创新农村“三变”改革来解决这一突出矛盾。

路西村虽然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可大部分资源处于“沉睡”中，没有被利用、没有活力，通过农村“三变”改革，探索如何激活“沉睡”的资源，激活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发展山区生态立体农业为主线，以农民增收致富为核心，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其致富奔小康，发展多种适度规模经营形式，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经营方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全面小康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二）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创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和机制

如何构建一种体制和机制，既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又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并能有效预防腐败和规范农村基层干部对资源、资金的处置。因此，通过“三变”改革，把“资源变资产”，通过资源的量化评估，让它公开透明，形成一种价值概念；把“资金变股金”，将国家投入的发展、扶贫类资金加上以前投资形成的一些存量资产，通过评估和量化，让其变成村集体资产。这样公开透明，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自愿把土地、资金和技术参股到一些经营主体当中，形成农民既参与又监督的体制和机制，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发展。

三、推动“三变”改革迫切需要：新型职业农民

路西村共有10个自然村，人口1582人。经调研发现，路西村与我国农村存在同样的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空心村”倾向愈演愈烈，“80后”的农民大部分转移出去，“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超过四分之三不愿回乡务农。而留下来的务农者，妇女达到三分之二，平均年龄近60岁，且80%以上为初中及以下文化，呈现“老人、妇女、小学”农业现象。由此可见，要顺利推进“三变”改革的进程，当务之急就是要解決人才问题，而解决人才问题的捷径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所以，推动农村“三变”改革，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点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和经营且能达到一定水平，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其类型一般有生产型、服务型和经营型三种，并有三个共同特点：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一是专业化。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因耕地面积小，小规模生产难以解决全家人的生计，农民需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即出现农民兼业问题。但新型职业农民，不论生产，还是服务和经营都应是专业化的。所以，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抓住农业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农业生产的兼业问题之关键。二是规模化。皖南山区农民均耕作面积不足1亩，且不适应大型机械化操作，这给形成一定规模化增加了难度，但是可以充分利用皖南山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农村休闲旅游，以保证一家人的体面生活。因此，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有效的土地有效流转，推动“三变”改革，是解决规模化问题的关键。三是标准化。农业专业化的生产，以标准化、专业化作为支撑，促使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提升产品质量，打造特色品牌，开拓占领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因此，培育懂经营、有市场观念和职业道德的新型职业农民，能有效破解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难题。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推动“三变”改革的迫切需要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传统农耕社会中，“面朝黄土背朝天”道尽了农事耕作的艰辛，而“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城里人干几天”体现了农民进城的无奈选择。由此，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摆脱卑微身份象征，而成为一种既体面、又有尊严的职业，培育他以农为根、以农为业、以农为生的坚定信心，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现代农业、建设美丽新农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方向性问题。农民职业化是农业基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职业化农民+合作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1]。只有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加快构建一支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才能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基础和保障。

2.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事关农村改革的成败性问题。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虽然解决了农民温饱、实现了小康，但在推进全面小康、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着新的难题。要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就要改革创新，找到新路径、新路子和新举措。因此，探索和实践农村“三变”改革，是农村产权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创新，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和深化。农民是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守护者、保障者、实施者，要坚定不移地把“三变”改革落到实处，努力营造人人关注“三变”、人人参与“三变”、人人推动“三变”的良好氛围。因此，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我国破解“三农”发展难题，事关农村改革的成败性问题。

虽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而且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其培育成为现代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领办人，并加以打造使其成为专业大户或农业企业骨干，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其成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3.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打破农民增收瓶颈的迫切需要。目前农民增收的主要瓶颈：首先是土地流转问题。由于租金高，部分农民的土地难以有效的流转，这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通过“三变”改革，进一步落实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促使土地有效流转，以发展现代化农业，打破农民增收之瓶颈。其次，市场竞争中劣势明显。新型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或专业组织大规模相比，其规模仍显得非常渺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其应以标准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为支撑，加强与龙头企业或专业组织联合合作，抓住质量提升，共同打造品牌，形成有规模和品牌效应，有效地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再次，人才严重缺乏。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要以有较好知识作为前提。目前，农村人才问题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有一定文化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大量往城里跑，且不愿回流。因此，加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力度，鼓励知识青年返乡是破解农村人才青黄不接的关键问题。要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施力度，确保通过农业生产可以拥有体面的职业和体面的生活，引导、鼓励有知识、有文化的“农二代”返乡从事农业，并对有意者进行精准培育，使其不仅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改革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也是增收的切身受益者。

4.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转换农民角色的迫切要求。鼓励农民在农业领域内进行创业，由传统种地向创业老板角色转换，在转换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农民观念意识的转换，这种转换亟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培育，促使其向农业企业老板的角色转换。首先，要有市场意识。农业企业老板不仅要组织员工、周边农民、合作社进行标准生产，而且要有市场意识，打造品牌，开拓市场。其次，要有经营管理能力。作为企业老板要强化管理意识，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职业农民由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服务向依靠企业员工生产、服务，必然要与其进行合作，这就必然要对这些农民进行管理。

总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使其成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者，并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破解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问题，更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2]。

四、探索农村“三变”改革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之互动关系

通过改革创新，如何激活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把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为股金、农民变为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农民增收。

（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扶強扶壮“三变”改革平台和主体

为确保“三变”改变顺利推进，筑牢改革平台，壮大改革主体，必须加大投入，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打造“三变”改革平台，即建好园区发展、金融服务、产权交易、信息服务等平台，建立完善资金投入、利益联结、收益分配、进退、风险防控等机制，以保障“三变”改革顺利推进。其次，“三变”改革要充分发挥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扶强扶壮现有经营主体，这就需要培育经营主体和致富带头人，带动农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摆脱贫困。所以，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专业大户，以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于建立与村集体、农户建立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并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等措施，加快培育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作市场化。

（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三变”改革和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省调研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贫困的原因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个共性因素，即教育文化落后、生产发展缓慢、劳动力素质低下。因此，在扶贫攻坚战中，精准扶贫的根本在于“扶人扶智”，而教育是“扶人扶智”之关键。通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可以让农民有机会接受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技术帮扶以及精准的政策扶持，将有助于他们发展理念的转变、生产技术的提高；通过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让贫困农民掌握一技之长，才能真正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过“三变”改革，可以顺利实现精准扶贫。2016年路西村被列为省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发展农业休闲旅游为平台，顺势开展精准扶贫行动，比如64岁的马来青是路西村有名的贫困户，没有技术，文化不高，投资建设滨河民宿，成为老板，现每月营业额可达5000多元，顺利实现精准脱贫。因此，要积极培育和造就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借助改革和扶贫平台，加强引导农民的职业身份和角色转换，实现精准扶贫。

（三）建立健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扶持体系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各项政策，但政策支持体系仍有待系统化、具体化。首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由传统身份转为体面的职业，乃至令人羡慕，吸引农民工返乡，并愿意将资金投入。但农业产业要承担一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这就必然对政策扶持、土地流转、技术指导和市场服务有着强烈需求。因此，政府应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鼓励和加速农民土地流转，并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引导职业农民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我国农民虽有许多地域性的特色产品，但没有打造成品牌，如果结合本地域特色，打造传统农产品为区域公共品牌，加大建设政府支持体系力度，以扶持新型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打造企业品牌，将可有效破解农产品“质”的问题。农村切实细化和落实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通过“三变”改革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实行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组织化程度，其必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四）加强政策具体化，精准实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我国目前已出台了“两个”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计划：一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实施轮训计划，即计划每年培训100万人，用5年时间轮训一遍；二是计划每年培养1万名，针对现代青年农场主实施计划培养，主要对象是18-45周岁的青年农民，形成一支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和一定的技能水平，且有带动作用、有活力的青年农场主队伍。笔者认为，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非常好的相关支持政策，但还应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加大实施力度、精准选择培训对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个系统性工程，政府在政策支持体系上，亟待出台一些能支持、鼓励、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创业、从事农场主的具体政策。比如，对45岁以下有文化、愿扎根农村，且具备一定种养业规模的，已获得地区认定的职业农民，可在土地租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补贴补助等政策。

现代农业需要复合型人才，政府要加大扶持培育力度，鼓励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扎根农村。因此，培育一定要注重培训效果和质量，以农民需求为核心，不仅仅为培训而培训。比如，学习内容上，应该鼓励农民自主申报；教学环节上，要多带农民实地参观学习先进地区经验，避免行政指派或安排过多的理论学习，以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为目的。

（五）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除了依靠有形的教育外，要充分发挥无形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纳入到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来[3]。一是积极创建“和文化”品牌，注重以“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事业和合、社会和谐、生态和美”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情操，以提升其综合素质。二是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心培育农村特色文化，以农事节庆文化活动、文化下乡活动为载体，不断丰富新型职业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加快网络建设，优化农村新闻媒体网络，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和有线电视，及时提供各种信息服务[4]。此外，还要建设农村文化阅览室，且以党报党刊、法律知识读物等充实阅览室，同时选用适合农民口味和风格的书刊杂志，以丰富其日常生活，不断提升其自身修养。四是通过开展乡镇创建竞赛、结对共建、乡风评议、修订村规等行动，深入推进乡村文明建设，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创设良好环境。五是加强法制和职业道德教育，打造新型职业农民思想道德建设主阵地。

（六）加强特色课程和开发以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对不同内容的需求

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对培训课程的开发提出新的要求，要根据调研反馈情况，构建特色课程体系。一是开发法治课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让其在市场经济中依法经营，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5]。二是开发道德课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要注重道德培养，让其成为有高尚道德情操、良好职业道德、讲诚信经营的农民[6]。三是开发网络技术与网络营销课程，使新型职业农民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网络，以此平台学习新技术、网络营销能力，实现网上经营，达到效益最大化。四是开发时事政治课程。通过开设党的全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解读课程，以及当地“涉农”发展的课程，使其真正了解党的有关政策，养成关心国家大事和村中小事，珍惜党的惠农惠民政策。五是开发生态环境课程，引导其自觉参与环境保护，从我做起，自觉维护和建设美丽乡村，形成全村全民共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六是开发种养实用技能课程，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带动致富能力，使其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道德的“土专家”。

参考文献：

[1]曹茸，吴佩.中国农民职业化之路的创新实践[J].农民科技培训，2016（12）：4-6.

[2]张桃林.解决好“谁来种地”的问题[J].求实，2016（23）：4-6.

[3]吴易雄.农业信息化发展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以湖南省的实践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5（22）：49-54.

[4]李锦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广东发展模式[J].理论月刊，2010（9）：163-165.

[5]闫红果.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现状与反思[J].当代继续教育，2016（4）：58-61.

[6]陈忱.新型职业农民职业道德路径研究[J].当代继续教育，2015（4）：4-6.

责任编辑 王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