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立+喻琰

民政部《2015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占总人口的16.1%。按时间推算，这批人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这也意味着，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群体，正在成为新的老人。同时，50后、60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其子女大部分是独生，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危机也开始浮现。

“我只能孤军奋战”

“哎，不能捡，这个我们不要了噢。”周霖拉过85岁老母亲的右手，抽出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扔回垃圾桶里，母亲的左手紧紧拉着她。“乖哦。”周霖伸手理理母亲的鬓角，牵着她继续散步。

相似的场景一路重复了三四次。周霖今年60岁，是母亲唯一的独生女。3年前，母亲被确诊为阿兹海默症（即民间俗称的“老年痴呆症”）中晚期。

“包包呢？”出门散步前，周霖问母亲。母亲乐呵呵地从沙发上翻出一个小包斜挎好。包里有一个老式手机，简单拨号设置为周霖的号码，还有一串记录了母亲基本情况和住址的名牌，以及一个小小的卫星定位跟踪器。

周霖打开自己的手机捣鼓了两下，屏幕上出现地图和两条蓝色的线——跟踪器会记录母亲早晨在小区内散步的线路，如果超出周霖设定的小区范围，就会响起警报。她打开另一个软件，指着门上的感应器：“这个也是，只要开门关门都会自动记录，我们都能知道。”

家里的空调上方安装了摄像头，卧室和厨房也各有一个。这些智能产品都是周霖的儿子周祎安装的。

周祎是周霖的独子，生于1982年，周霖在政府机关上班，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只生了周祎一个。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和孩子的母亲，年过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虑。母亲从2015年春天开始情绪失控，变着花样指责、辱骂家人，在家里见什么扔什么，把东西往人身上砸，谁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甚至咬我，向我吐口水。”周霖回忆起当时的日子，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那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完了，要被母亲折磨死。”安眠药吃了两年，直到现在，不吃就睡不着觉。丈夫本来身体也不太好，这一来几乎郁闷到了抑郁的地步。儿子周祎那时还远在国外工作。

“我只能孤军奋战。”周霖说。母亲住院，别人家五六个子女轮流陪护，而她一个人日夜陪在床边，心力交瘁。

在周霖看来，自己如今经历的，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下一代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批量出现的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她因而分外体谅儿子：“我以后要是老年痴呆，送养老院，一点儿都不要含糊。”丈夫也说，坚决不要再给下一代添负担。

2015年5月，周祎回国，召集所有亲人为外婆制定了特殊护理方案。考虑到老人常年独自生活的习惯，两代人举全家之力又买了一套房给老人居住，与周霖家只隔一栋楼。此前周霖给周祎买的婚房也在同一个小区。

周祎觉得母亲很有远见：“可以相互照应，也不会说太近，住在一起产生代际冲突。”如今照顾外婆主要还是由母亲负责，他少有压力。父母开明，住得又近，他对未来也没有太多担忧。想到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拼的独生子女，周祎感慨自己幸运：“遇到这种事，他们肯定是需要权衡（是否回家照顾老人）的。”

家有“失能老人”的无奈

说到“需要权衡”，何倩正在苦恼中。她刚在上海交了买房的首付，拍到车牌。待了10年的公司即将上市，丰厚的回报近在眼前。2002年大学毕业后，何倩到上海奋斗至今，一切眼看着要走上正轨了。

然而，命运让何倩措手不及。2015年年底，母亲突发脑梗，待病情好转回了家，就再也想不起要给女儿打电话。

事情比何倩想的更壞。2016新年伊始，母亲的短期记忆越来越差，何倩飞回昆明带母亲去神经内科检查，确诊为血管源性认知障碍。医生说，平均寿命还能有4年左右。何倩觉得天都要塌了：“我妈才60出头的人，怎么会那么快？！”

何倩的父亲受打击更大，总是一遍遍对何倩说，她母亲在脑梗一周前还好好的，整天参加各种活动不着家。“父亲没有说他‘受不了，没有说这3个字，但就是春节那段日子天天对着我哭。” 何倩想起来就心酸。

这还不是最坏的。2016年5月，何倩母亲晚上起夜时脑梗第二次发作，摔了一跤，右脚踝骨骨折。此后走路、站立日渐困难，半年后终于卧床不起。

2016年春节期间，何倩就把昆明的养老院都跑了个遍，但她始终觉得不够满意，只好又请人上门护理母亲，每月4000元。可是母亲觉得家里来了陌生人，没有安全感，总是凶，让他们滚。护工不到一年就换了7个。

平日里终究还是靠父亲照料。每天早晨天刚亮，父亲就要起床，买早饭，给妻子换洗尿布，然后带她去做康复治疗，一忙一整天。2016年12月底何倩回去时，发现父亲患上了腰肌劳损。

与何倩母亲一样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称为“失能老人”。有研究称，到 2020 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达到 2185 万人 。而一份十城市万名老年人养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访者自评经济状况为大致够用，但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大，高龄、空巢和失能老人是其中需求较高的人群。

何倩很揪心。她不知道母亲的病情何时会恶化，更担心父亲扛不住身心压力。有时她会想，如果有兄弟姐妹，总有一个人能陪着父母，或许会好很多。在家时偶尔表弟表妹来帮衬一把，她觉得差别很大：“哪怕不帮，跟他们说看着点儿你姑姑，我能出个门，也能解决一大半问题。”

现在何倩每个月向公司请假3天，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间。为了省钱，她都买最晚的机票，深夜抵达后租车开回家，第二天就开车带母亲出门散心，找更好的康复机构。然而每月的这3天假太短了，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她想过把父母接来上海，也调查了许多养老院，还想过把房子卖了去租房，每天下班陪他们。可康复治疗开销不小，转医保手续也很麻烦。更重要的是，父亲习惯了在云南的生活，尤其是父亲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是对他极大的安慰。如果来到上海，对他的精神状态未必有好处。

母亲生病后，家里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变成了父亲，拿主意做决定。我爸变成了我妈，从被照顾的变成照顾人的。我妈变成了孩子。”何倩叹口气。

全家的未来摆在何倩面前，等着她拿主意：回家，还是不回？

一个独生女的越洋牵挂

最多5年，这是费凡给自己设定的回家期限。

费凡是上海人，“90后”，名校毕业后赴美国读硕士，刚留在美国工作不久。她2016年圣诞假期回国，父母征求她意见：美国现在挺乱，在那边也很难稳定下来，要不就回来算了？费凡问：“你们真的要我回来吗？”父母默默想很久后说，随你。

“我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来的。但又很矛盾，因为知道这（在国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话就再也没机会回美国了。我妈不希望我遗憾后悔。”而费凡自己也很矛盾：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假，对妈妈的担心更真。“妈妈以前做过手术”，费凡假装生气地嘟囔。费凡本科出国交流期间，她的妈妈动过一个小手术，当时没有告诉她。费凡知道后，立马改签机票回国。

距离就像放大镜，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脑补出无数情节，担心尤其会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学期前，费凡回国做项目，飞机抵达上海时，只有爸爸来接。她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时妈妈肯定也来的。

随后费凡得知，妈妈刚刚又动了一个手术。她特别生气爸爸之前为什么不告知，爸爸赶紧解释“小手术而已”，估计那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没过几天，外婆过世，费凡心里不好受，又担心妈妈的身体，基本寸步不离。那时，妈妈还要去医院做各种术后检查，“等结果的过程非常煎熬。”费凡说。

爸爸先拿到检查报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症最早期，治愈率较高，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将其列入恶性肿瘤的编码。但当时费凡并不知道，满脑子都是：“还回去（美国）干吗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来知道妈妈的病没那么严重，才稍稍放心。

临走时，费凡强调好几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定位软件也毫不犹豫安到了父母手机上：“只要他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就会打电话过去，打到接为止。”现在，她每天还要和父母微信语音。时差13小时，一端说早安，一端说晚安。每周雷打不动视频一次。

钱无法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所有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因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居，日常見面少，影响亲子情感交流，是比较普遍的状况。在受访分居家庭中，子女与父母每天见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每月能见面1次。

2016年6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上海、南通、成都等15个城市展开试点，探索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在上海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原院长张乃子看来，这是解决未来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他介绍说，中国的养老是“9073模式”，即90%的老人可以自我照顾，7%的老人需要居家养老服务，3%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机构养老。

“3%的机构养老是不会增加的，但7%的居家照料是随着高龄化程度而发生变化的。高龄老人越多，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就越多，7%的比率就会上升。居家照料最重要的就是谁出护理费、出多少，归根到底就是钱的问题。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张乃子说。

周霖所在的成都，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她说，母亲一个月要吃2000多元钱的药，自己只用出几百块，这一点确实非常好。但她也认为，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亲情交流和精神慰藉是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