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丹+汪汪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一个来自1957年的时间胶囊，那里面有这样一封信：“我们不知道世界下一个千年是何等景象……”实际上，近些年被打开的时间胶囊，里面或是泛黄的报纸，或是硬币，或是学生手册、建筑执照等，常常给人一种“愚蠢”的感觉。

《时间胶囊：一种文化历史》一书中提到：“新近发现的时间胶囊都装满了无用的废物。”作者在书中用悲伤的笔调告诉我们，过去原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和落后。同时，未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先进。

当谈到文化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未来和现在没有很大的不同。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你会生活在哪里？你会穿什么？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有可能更愿意相信，未来的你是一个与今天的你差别并不大的人。

未来学总是抱有一种“投射偏见”，很少考慮行为的变化。比如，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前往工作地点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态；我们只看到科技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科技改变。这样的结果是，预测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比预测我们有能力做什么样的事，要困难得多。

就像饥饿的人总会倾向于点过多的食物，预测者也倾向于预测那些当下显著的事物在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并假定它们在未来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今显著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新奇、具有颠覆性、极易被看穿的事物——新科技。正如《反脆弱》一书中写道：“我们对水的依赖大于手机，但是水不会改变，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