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丹+汪汪

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一个来自1957年的时间胶囊，那里面有这样一封信：“我们不知道世界下一个千年是何等景象……”实际上，近些年被打开的时间胶囊，里面或是泛黄的报纸，或是硬币，或是学生手册、建筑执照等，常常给人一种“愚蠢”的感觉。

《时间胶囊：一种文化历史》一书中提到：“新近发现的时间胶囊都装满了无用的废物。”作者在书中用悲伤的笔调告诉我们，过去原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和落后。同时，未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先进。

当谈到文化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未来和现在没有很大的不同。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你会生活在哪里？你会穿什么？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有可能更愿意相信，未来的你是一个与今天的你差别并不大的人。

未来学总是抱有一种“投射偏见”，很少考慮行为的变化。比如，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前往工作地点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态；我们只看到科技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科技改变。这样的结果是，预测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比预测我们有能力做什么样的事，要困难得多。

就像饥饿的人总会倾向于点过多的食物，预测者也倾向于预测那些当下显著的事物在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并假定它们在未来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如今显著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新奇、具有颠覆性、极易被看穿的事物——新科技。正如《反脆弱》一书中写道：“我们对水的依赖大于手机，但是水不会改变，手机会。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手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此外，人们更多地关注正在发明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真正使用的东西。但是，未来的技术不全是新的技术，还有新旧技术的掺杂。比如，亚马逊正在实验无人机送货服务，但它的“当天送达”产品能在纽约市内自由穿梭，是多亏了一种19世纪的工具——自行车。

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数十年前所生活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但是，那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吗？其实，这种认识充满了对“前辈”的傲慢。

当我们谈论信息技术时，我们遗忘了电话和电视；当我们赞美网上购物时，我们忘记了邮购目录；当我们乘坐地铁来到咖啡馆，然后将电子邮件通过网络传输给远方的接收者时，我们遗忘了，这种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能完成——乘坐一辆电车，去咖啡店发电报，虽然效率低了点。

在技术上，我们期待的改变，总是多于未来真正会发生的改变。然而，不同时代文化的差异才是惊人的。正因为如此，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的历史顾问Flanders不得不一直提醒编剧们把"cheers”（干杯）一词从剧本上删掉。她说：“人们直到20世纪才开始用这个词。”编剧们想知道，那时候人们如果不说“干杯”，那说些什么？其实，在数百年前，人们觉得在喝酒前没有说什么的必要。

在历史学家Lawrence Samuel看来，忽视社会领域的进步，也是“未来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20世纪60年代有一部叫“未来办公室”的电影，做出了一些和现实类似的科技预测，例如出现了传真机等机器。但是，此电影也有着明显的疏漏：办公室里没有女性的存在。

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想象坐自动驾驶汽车的情形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玩着棋盘游戏。其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今的自动驾驶汽车有时不仅不能帮助人们省出时间去干其他事，可能会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而且还可能给人们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危险。

为什么未来总和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预想的只是新兴科技，而不是未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