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涛

如果公民个人都不重视自己的信息安全，怎么能真正减少相关犯罪行为的空间呢？

个人信息保护是世界性难题。不仅因为个人信息的收集、复制、传播太容易，还因为背后的商业价值被越来越多企业所看到。个人信息具有隐私属性，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取使用个人信息，全社会需要一个基本共识。

201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特点，对相关犯罪行为的认定、定罪量刑标准，给出了更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对网络运营者的责任和权利进行了强调。

个人信息保护的难点，正在于信息在整个收集、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单纯以最后交易环节的违法事实为治理依据，面临着效率上的挑战。因此，将保护个人信息的理念贯穿整个信息传播可能涉及的流程非常重要，这有助于让严法推动真正的自律。

就收集信息而言，作为个人信息侵权事件发生的源头，应尽可能少地收集个人信息。1995年欧盟颁布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在世界保护个人信息领域很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其中，关于个人数据的处理原则，明确应合法、公正、适当，而不能过度，即收集个人信息要于法于规有据，收集数据的目的，以及收集数据之后对数据的进一步处理，都要经当事人同意，事先予以明确。2016年新修订通过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同样有类似的原则，即收集数据的目的是有限的，为此应收集尽可能少的数据。这些规定从源头上给个人信息的收集设置了一道屏蔽门。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但现有法律规定，如《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其实已经有对信息收集进行源头管控的规定，但还需要建立起真正的协商精神和合约意识。比如针对信息最权威、使用频率最高的居民身份证，早在2003年，中国即颁布有居民身份证法，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说明了需出示身份证的4种情形，“常住户口登记项目变更”“兵役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申请办理出境手续”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但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小区为了监管每一个来访者，会要求其出示、登记身份证，这与一些互联网公司在完全不必要的事项中，要用户绑定身份证、银行卡，情况差不多。问题在于，在这些情形里，类似的收集信息的要求，个人却很难不同意，否则将遭到残酷的拒绝。为解决这种现实矛盾，应该有更多可供协商并达成共识的选择空间，而不是非黑即白。

这种保护意识欠缺的情况在个人信息传播、使用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数据是当前互联网经济的重要基础，获取位置信息，才能跟进其他在地化服务，获取网上轨迹，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荐相应的产品，从而实现“更懂你”的效果。但对这些信息是如何源源不断地被上传到互联网公司服务器的，不少用户除了惊叹自己简直没隐私之外，似乎做不了什么。如果有公司能及时告知用户，重视用户安全感受，相信能有双赢的效果。

隐私协议也可以管窥其中的玄机。2017年3月，有媒体对国内50家网站和互联网应用的隐私协议拟定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超八成不合格，尽管多数网站和应用在声称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备，但却几乎都注明可以随时更新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这也就意味着在用户使用某个网络产品时，一旦同意注册协议，之后个人信息收集、传播的各种遭遇自己是很难掌控的，很少有应用会强调使用个人信息的条款，在变更时提醒用户仔细阅读并酌情放弃使用产品。

更可怕的是，很多用户其实在注册时根本不看协议内容，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个人信息领域的犯罪环节较多，隐蔽性较强，即使将来法律相对完备了，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公民个人都不重视自己的信息安全，怎么能真正减少相关犯罪行为的空间呢？

（作者为传播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