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在讲儒学既可以迎合上意又能够日进斗金的时候，那些本与儒学无关，却摇身一变而托名儒家、以圣贤之徒自居、汲汲于登“坛”说“法”者，则实恐不过熙攘之徒耳。

不久前，刚从浙大友人的笔下，得知唐仲英先生的大名及其大致的事迹。原来唐先生投身公益、造福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教育事业，早已功德无量。尤其他的为人行事，更是儒学价值和君子人格的充分体现。此前我对其人其事，一无所知。

称唐先生为“儒商”，实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读罢友人略述唐先生生平事迹的文字，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感想，正是落在“儒”与“商”这两个字及“儒商”一说之上。以下略赘数语，或可名曰：说“儒”“商”。

王阳明嘉靖四年(1525)在为商人方麟(字节庵)所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充分肯定士、农、工、商在“儒行”方面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儒”为外在身份的知识从业员，在德行的修养方面并不比其他职业占据制高点。“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话，正是阳明的首唱。

其后不久，王龙溪(1498-1583)在《赠南山黄君归休序》中，更是明确指出像南山黄君那样的人，虽然从事商业，却“其心皭然不淄于出入，不悖于人伦”，反而可以说是一位能够“赤帜夫儒林”的真正儒者；而一些名为“儒生”之人，“中无特操”，不过以儒学作为谋求利禄的工具，所谓“窃饾饤以媒青紫”、“乾没于铢两”，反而骨子里是“青紫”和“铢两”。

诚哉两位王先生之言！纵使舌绽莲花、口若悬河，终日将儒学挂在嘴上，其人若不能如阳明所谓“吾心光明”，而是行为苟且、心事鄙陋，终日熙熙攘攘，则虽操儒业，其实不过一商之俗者耳。

在批孔或儒门淡泊的时代认同儒家，此豪杰之士或至少是真有志于儒学者。而在讲儒学既可以迎合上意又能够日进斗金的时候，那些本与儒学无关，却摇身一变而托名儒家、以圣贤之徒自居、汲汲于登“坛”说“法”者，则实恐不过熙攘之徒耳。

相较之下，从春秋时期的子贡以迄明清之际的徽商、晋商，甚至民国时期沪上的一些民族资本家如冯炳南等人，虽以商业营生，却能够躬行实践儒家的核心价值，修身立己，造福社会，推动文化，实在又堪称儒者。正应了汪道昆(1525-1593)所谓“良贾何负闳儒”的话。

事实上，这一真正的“儒商”传统，也并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晚近如Bill Gates、Mark Zuckberg等等，以及其历史上不计其数真正捐助社会、造福人类，同时又不失正人君子的那些巨商大贾，不也同样可以说是真正的“儒商”吗？

一句话，儒学固然需要深厚的“学养”，如孔夫子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不是“气魄承当”，终究要落到“笃行”上，绝不是“口头禅”和“扮戏子”。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