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作为酒仙桥居民维权的“核心”之一，71岁的孙广聚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了。2014年他腰部动了大手术，装了十个钉子。尽管如此，他从未缺席过“群里”的活动，“逮着点（征收补偿方案的）毛病就写信”。

“昨天都把材料（给街坊邻居）发完了，他们今天又要来了，我发的都是50（岁）左右的人，”孙广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将来接我的班。”

十年前，酒仙桥危改陷入僵局之际，临危受命的时任酒仙桥街道办工委副书记巴长瑞为了听取民意，允许居民推举代表与政府、开发商“对话”。

代表们带领部分居民与开发商“斗争”，迫使原拆迁方案流产。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酒仙桥拆迁真的就此停了，并且一拖十年，至今未动一砖一瓦。

十年来，14名危改代表中已有3人不在人世。代表们的“主心骨”、前居委会主任薛淑英去年突发脑溢血，走了。“闯将”杨姓代表则在更早之前离世。喜欢诉说酒仙桥历史的白发代表龚秀兰，最终也没能等到新房。

作为最“激进”的代表之一，邹朝刚后来因家庭因素卖掉了他的产权房，与酒仙桥拆迁没有了关系。他跟孙广聚不时还有联系。“话也不说了，叫我们适可而止。”孙广聚说。

老代表中，王平以口才出众见长。十年后，南方周末记者再次与他会面，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王平在今年清明为老伴扫墓时不慎摔倒，后者于两年前离世。

按照当年的危改方案，王平只要掏10万元，就可以用原来承租单位的35平米合居房，换得一套90平米的三居室，并将拥有产权。王平承认，如果当年危改成功，他自己的健康不会下滑得那么快，老伴或许也不会离开得那么早。但他并不后悔。有熟人批评他没有正能量，但他认为依法维权就是正能量。

王平并没有被遗忘。在2017年5月8日酒仙桥居民集体去跟产权单位要“公摊面积”之前，有人曾提出用轮椅将其推到现场。他也想去，但担心连累医院和照顾他的护工，故没有应允。

老代表高文汉曾是王平的车间主任，他已不愿意再谈及拆迁。“你就甭过来了，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

张保存和孙广聚有时也会交流最近城改的事情。但他发现，孙广聚“有些话听不进去”。在他看来，居民代表自身往往面临一个悖论：不“激进”左右不了形势，过于“激进”又容易把事情弄坏。

当年的14名代表中，杨桂云（化名）是惟一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的一个。当年投票前，像杨桂云这样签下拆迁协议的酒仙桥居民已过半。她认为自己代表了多数居民，在代表中却是1∶13。

在杨桂云看来，比例应该反过来才对，“促进的”最起码占到多数，“你弄一堆不签字的（当代表），不坏事才怪”。“那边13个，我1个，我哪辈子打得过他们呀！”

十年来，因为房子的事情着急、生气，杨桂云也成了病号，如今完全靠老伴照顾。医院曾三次给她下病重通知书。

一提起拆迁，她就忍不住生气。“这不行那不行，怎么个不行？你一间房住得下，那边66平方米你住不下？我说这个比较怎么个比较法，你干脆上故宫得了！”

杨桂云对这一轮城改也感到忧虑。“听说这次开会还说，要动全动，要不动全不动。干嘛呀？你跳河我跟你跳河去？”她把危改比作政府和开发商给居民“扶贫”，给米饭就不错了，“你还非要红焖肘子？”“想走的被不想走的拽住了，一拽拽了十年。”

杨桂云说，当年代表开会时，虽然势单力孤，但她毫不示弱，每次都要发言，啪啪拍桌子，血压动辄上200。“我一拍桌子他们就不言语了。一投票我就不成了。”她一直想不通：“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发扬光大？”“多数人的声音为什么就发不出来？”

媒体当年曾给过杨桂云一次发声的机会。那是北京电视台的一档栏目，邀请她和另一名反对派代表就危改方案辩论。节目做完下场之后，那名代表对杨桂云说，我可倒了霉了，遇到您这样的对手，杨师傅您也不给我留点面子，“我说如果我再尖锐点你就得钻桌子底下了”。

节目播出之后，杨桂云和那位代表背地里均遭到居民非议。杨桂云被视为酒仙桥的“叛徒”，那位代表更惨，“赞成的骂他混蛋，反对的骂他窝囊废”，后来把头发剃了。

因为上了电视，杨桂云成了酒仙桥的名人。十年来，不少希望尽快拆迁的居民找到她，希望帮他们“反映反映”。“反映什么呀，我哪也去不了了。”她说。